一种文学或艺术，其价值的充分实现，不仅是当其被创作出来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当其广泛地被欣赏、被批评的时候。

——马歌东  

  １９７７年，考古学家对河北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故都灵寿城的考古发现可谓石破天惊，使公元前３１３年前后的中山文字在沉睡了２２８０余年后重见天日，而马歌东与他的父亲马可仲则用２５年的执著开拓出了具有书家风格的“马氏中山篆”，让这种古老的文字穿越了几千年遥远的时空隧道之后，重获新生。２００８年底，一本《马氏中山篆作品集》的出版，给广大的古文字和书法爱好者带来了莫大的惊喜。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栾栋教授赞誉此书：“诚所谓字字珠玑，笔笔龙蛇，金招玉式，美不胜收。”

  当研究者与爱好者不约而同地为“马氏中山篆”这种极富美感的新书体惊叹时，一部分人已经把寻觅的目光投向了作品背后的创作者，“马氏中山篆”的主创者——马歌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人，一个自我放逐的人。他是中国古代文学唐宋研究领域造诣深厚的学者，却也沉潜于日本汉诗研究二十余年，开拓了中国古代诗歌与日本汉诗的比较研究。然而在专业之外，他长期埋头于“中山篆”的研究之中，在年逾花甲之时，又收获了一份可以使人生释然的慰藉。

家族文化，为他开启文学与艺术之门

  马歌东生长于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浓郁的家族传统文化氛围给了他良好的人生铺垫。祖父马振波，１７岁中举，素工声韵，多有著述，是开封的文化名人。马歌东儿时曾在开封读过小学，那时他每日绕于祖父的膝旁，听祖父读书吟咏、观他删改旧稿。在祖父的书斋里，专橱内线装的《佩文韵府》、《资治通鉴》，案头边的李、杜、白诗集无不以它们特有的方式影响着一个孩子成长的方向。闲暇时，祖父常领他游玩于汴京各处的名胜古迹。虽然当时马歌东年纪尚小，但也聪敏伶俐，日日的耳濡目染，使得文学与艺术的种子已在幼小的心间生根，古典诗歌与艺术对于孩童心灵的浸润，滋养了他以后对于诗意人生的不断追寻。

  父辈中，马歌东的父亲、伯父、姑母等均读书有成，虽因社会原因，屡经忧患，仍在事业上各有建树。特别是他的父亲马可仲，曾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在校期间举办过个人画展两次，并获上海美专旅行画展第一奖，书作《李白·哭晁卿衡》入选日本《中国陕西省书道展作品集》。这样一个精通书画艺术的父亲，对于马歌东日后走入古代文学道路和创制“马氏中山篆”都有着他人不能取代的精神指引与支撑。正如他在一段自传性的文字中说：“祖父和父辈在古典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潜移默化，对于我走进传统文化，特别是研究古代文学艺术，有极重要的影响。”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１９８１年，马歌东研究生毕业后留我校中文系任教，顺理成章地走上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路，他相继发表了《白居易寓言诗初探》、《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等十余篇论文。但这位具有强烈“创新”精神的学者，已经感觉到在耕耘人数众多的中国古代文学这块土壤上，若不去开拓新的领域，大多数研究只能走别人走过的路，嚼别人嚼过的馍。于是，他多方位地尝试，试图去发现和开拓研究的新领域。听闻日本学者对唐诗研究颇多新解，他即刻意识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开始了日本语的自修，把眼光转向了域外研究。通过五年的学习，他的日语已经有一定的水平，翻译发表了两篇日本学者的唐诗研究论文。实践证明，他的这种感觉并非多余，“古典文学研究面临严峻挑战，经过前辈学人辛勤开拓，所余空间不多；这就不仅需要新材料的发现，更需要新的思维和新的研究方法”（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８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

  机遇总是青睐于有准备的人。１９８７年春，马歌东应邀赴日本福井大学讲学。讲学期间，汲古书院二十大卷本《诗集日本汉诗》的相继出版使他乞浆得酒，眼界大开。这些汉诗实实在在地震撼了他，吸引着他。他发现日本“曾经有过一个庞大的不能消失的汉诗创作群体和一段辉煌的汉诗兴盛史。这是一片被冷落已久的荒原，它深蕴着世界文明发展史的奇迹；这是一笔中日两国共有的文学遗产，却因不同的原因没有得到双方应有的珍视”。同时，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一个知识分子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当一个知识分子一旦被历史选中，他只能不顾一切地去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这也是心灵上的一种近乎本能的朝圣。”于是，马歌东怀着探索的冲动与为之付出的心理准备，一头潜入日本汉诗的研究漩涡，对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日本汉诗溯源比较”开始了开创性的长达十余年的艰难探索。他的博士研究生现任西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黄大宏回忆说：“第一次进入先生的书房，就见满室插架皆在当时闻见之外，诸如《日本诗话丛书》《词华集日本汉诗》《诗集日本汉诗》《纪行日本汉诗》《日本汉文学大事典》等，以及琳琅满目的日本汉诗人别集和相关书籍，是这样的书，充盈在一位中国古典文学学者的书房里！而这样的书房，当日固然是仅见，今日想来，也未必能有第二家。”在十几年如一日的研究中，书断线、卷坠页的情况常常出现，马歌东经受着“荷戟独彷徨”的寂寞，有过因“十年磨一剑”的不合时宜而招致的窘迫，但他循流探源之志始终未移。

  正因为他的淡泊与执著，才使在当时备受冷落的汉诗研究跨国界，跨学科，跨领域。２００４年１月，经过十数年孕育的《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终于顺利分娩。此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并获高度评价。中华书局总编傅璇琮先生认为“此书为当今研究日本汉诗最为全面、精致之作，对唐代文学研究也甚有启发”。日本福井大学也发表了对该书的评介。栾栋教授在一篇评马歌东日本汉诗研究的论文中写道：“２５年来，作者正是这样的自我‘虐待’，自我‘放逐’。他常常是在某一方面臻于成熟，可以大量推出研究成果之时，主动放弃了著书立说的便利，再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是一种与时下浮躁学风截然不同的治学品格，也是人类文化必须守住的防滑支点。他耐住了寂寞，越过了坎坷，其击燧石而敷艾草之处，已经超越了比较之焦点，实际上进入了化己度人的学术境界。”

创制“马氏中山篆”，古老文字大放异彩

  如果说，马歌东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到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彳亍独行，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文化孤旅，那么几乎在同一时期，他所进行的专业外的“中山篆”研究，可以称得上是再度离辙大道又取另一条更险僻的山林而上。

  １９８４年的一天，马歌东的父亲马可仲先生买回了一本由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出版的《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他以自己独到的艺术敏感，被书中独具风韵的“中山三器”铭文书体所震撼，并对其中四篇评释论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也是从这一天起，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对中山铭文倾注了全部的余生之力，直至生命的终结。在这段时期内，马歌东也被独特优美的中山铭文所吸引而浸染其中，于是，在那段意义非常的日子里，对中山书体风格的研究与探讨便成了父子间兴趣盎然的话题。他们根据秦小篆可以称为“秦篆”的先例，于１９８５年将“中山三器”铭文书体命名为“中山篆”；继而，考虑到历来出土的甲骨文、石鼓文、金文等均相继被引入书法领域，而“中山篆”具有独特优美的书体风格和自成体系的大量字例，也试图为其在书法领域开拓出一席之地。

  但是，尽管出土的中山文字多达２４００余字，不重复的字却仅有５０５个，作为书法用字其欠缺程度自不待言。马可仲先生一直试图根据现有５０５字的偏旁部首及笔画结构，参考金文古籀，创补出更多“中山篆”体新字。然而，这一浩瀚的创作工程对于已入老境的他实在是太艰巨了。新的思路不断取代一次次难以为继的辛苦尝试，他长时间徘徊在周而复始的探索中。特别是马歌东于１９８７年赴日讲学之后，他独自焚膏继晷，咳血熬夜。一位视名利为浮云的老人，为一种古老文字的枯木逢春孜孜三年，直至春蚕丝尽。

  马歌东承接父亲研究中山篆的遗志颇有传奇色彩。从日本归国后，母亲拿出一卷父亲没用完的宣纸对他说：“你们兄妹四个，也只有你能用上它了。”当他缓缓打开纸卷时，不禁为眼前的情景目瞪口呆——在整齐的纸张中间，竟然夹藏着已经完成了的《千字文》四条幅！刹那间，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父亲在濒危之际对中山篆研究难以割舍的未竟之憾与事业传承舍我其谁的殷殷苦心。马歌东曾非常动情地说：“父亲做人从来澹定，特别是父亲在涉足中山篆初始为我写的那幅《陋室铭》，它以一种‘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洒脱与自信始终浸染于我，有如父亲的鲜血奔流在我的血管里一样与我同在。”

  披星戴月，夜以继日２０余年，马歌东步履蹒跚地行走在创补“中山篆”书法用字的荆棘路上。使命感迫使他长期劳形案牍、埋头书堆，常常是住宅对面小学的徒然寂静提醒他又过去了一个星期。为了让创补的每一个新字更加科学严谨，他四处觅购各种文献资料，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资料，书房中，摆放的古文字工具书和文献资料之多，让人惊叹。马歌东创补的每个字皆按迹循踪，经反复斟酌，因此，创补过程中这样的事情会经常发生：一个创补的新字经过反复的考证，在很长时间后又被自己推翻，有些字甚至要经过几年的摸索才能最终确定，这绝对是对人的承受力和耐性的考验。承受着这种２０余年溯流探源、反复探索的煎熬，２００７年，约收录５０００字，初装成册的《马氏中山篆书谱》第三稿完成。

  为了谨慎起见，２００８年底，他先行出版了《马氏中山篆作品集》，４０幅书法作品特点显著，自成一体，字里行间处处蕴溢着学者特有的儒雅风范和澹定之气。我校文学院博士生导师阎庆生教授说：“在唐代文学和日本汉诗研究方向，他有相当的成就。没有想到的是，他继承其父之志，２０余年来静心凝神，孜孜矻矻，钻研、习练中山篆。他不介俗务，不求名利，念兹在兹，终于创补了被命名为‘马氏中山篆’的约五千书法用字，使几被湮没的中山篆放出异彩。他恪守‘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古训，在本专业之外，另辟蹊径，成绩喜人。”《作品集》出版之后，引起了书法界、文物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原河北省作协主席、书法家徐光耀、书画理论家柯文辉等书界名家来信来电表示祝贺和赞赏。平山县中山国古城遗址管理所章剑先生盛赞此书：“一篇篇精美的书法，字字源于‘中山篆’书法，又在‘中山篆’的书法中创新，精妙构图、下笔如剑，精气凝于笔端，神法剑入纸背，观之赏心悦目，掩卷慨然长叹！美哉壮哉也！”管理所所长黄军虎表示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将马氏中山篆作品镌刻于石上，展览于正在策划中的“战国中山国王陵文物陈列馆”内，供后辈研究学习。

  在“千年一遇”而又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面前，马歌东以其独到的学术和艺术敏感领悟到历史对他的选择，然后，不顾一切地穿越到几千年前的战国时期进行文化拓荒，经过两代人２０余年的不懈努力，“中山篆”这种古老的文字终于重获新生。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文字学意义的汉字字体的创制，以先秦时期为盛；具有书法创作意义的汉字字体形制的创制，则极盛于南朝。自兹之后，罕有所闻。而“马氏中山篆”的完成，在上述两个意义上，都可谓是兴亡继绝之举。

以身传道，以爱化人

  马歌东治学严谨，特别强调“创新”精神。在研究上，他常常以独到的学术视野主动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在指导研究生论文方面，他要求学生注意研究角度的变化，提倡开创研究的新领域或用“旧坛装新酒”。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独立的学术品格，时常告诫他们不要总走别人走过的路，坚决反对学术抄袭。他的硕士生现人民大学博士生赵银芳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有一次，马老师要求写一篇关于‘唐宋散文’方面的论文，这方面我不太熟悉，就在网上拼凑、应付了事，另两个同门可能也有类似的问题。没想到导师挨个到网上搜索我们的选题，从来都是温文尔雅的他上课时大发雷霆，并生气地告诉我们他非常失望，这么小就搞学术腐败，最后像父亲那样教育我们只要改了，就是好学生，老师的心里不会有坏印象。课后，我流泪了，重新审视自己，觉得自己辜负了老师的期望。从此我再没有抄袭过别人的论文，即使只引用了别人一句话，我都会标出来。”

  在论文发表上，他坚持“用学术品质说话，不靠人际关系说话”的原则，不论是自己的论文还是学生的论文，决不靠人情进行发表。而且，他认为对一个学者而言，论文最重要的是质量，而不是发表期刊的级别。有一次，他准备把一篇非常有见解的论文寄给一个级别只能称之为“公开”的学术期刊，受到了同事的阻挡，连称可惜，说那篇论文完全可以在“权威”期刊上发表，但他自己并没有觉得这样不妥。这就是马歌东，一个不媚俗、埋头书斋、踏踏实实做学问的真学者。

  马歌东勤勉的治学精神和良好的学术修养让他的学生受益匪浅。他的博士研究生现任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副院长付兴林回忆说：“每入其书房，当看到数本常用书籍于手持的边沿处早已被捏拿得破损时，就不由得为导师所下功夫之深而感到震惊，亦不由得暗下决心欲学导师治学之功于万一。有一次我到校医院理疗室去做颈椎牵引。一进门，就见马老师躺在理疗床上，一边疗治脚踝，一边把卷侧读。当时他那种如坐书斋的专注娴雅神态，一下子让我钦佩感动不已。”正是马歌东这种勤勉不苟的治学精神熏陶、感化着学生，使马氏门下的学生都不敢旁骛懈怠，轻弃光阴；也正是马歌东的鼓励、鞭策才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了他们的能动性和上进心。

  “马老师爱我们如他的孩子一样。”马歌东的硕士研究生王思丽说。学生在生活、经济、学业上遇到困难时，他都会给予最大程度的帮助。当学生经济窘迫时，他会慷慨解囊，直接帮助；当学生遇到精神焦虑时，他会找他们谈心，缓解学生的紧张情绪，尽可能地让每个学生在轻松的环境和心境下完成学业。而当学生逢年过节想要表达心意时，马歌东却严格要求，不许他们花钱破费。马歌东独特的为人处事风格，深深地影响着马氏门下的每一个学生。他的硕士研究生，现复旦大学博士生李向菲说：“跟从先生读书三年，不但学到了如何做学问，而且懂得了如何做人。”

“夫妻共砚，人生之一幸”

  马歌东的妻子张芳被熟识的人称为“海棠人物”。她谦和、沉静，充满灵秀之气，有着精湛的书法才艺和非凡的审美能力。在《马氏中山篆作品集》中，２０幅行云流水般的行书配帧，让人叹为观止。书画理论家柯文辉在阅览《马氏中山篆作品集》之后，与马歌东通话时无限感慨地说：“夫妻共砚，人生之一幸！”他们夫妻二人志同道合，都喜爱文学艺术；二人生活情趣高雅，都喜欢过宁静的书斋生活。张芳回忆说：“在完成《马氏中山篆作品集》的几年里，先生常伏案于北屋窗下，我涂鸦在南阳台。合作的时候两人聚首中间的书房。每天的‘课间休息’，我们或在小客厅打康乐球，或下到颐养着我们的小花圃里侍花弄草。”

  他们是彼此终身的良师益友，也是挚友、是诤友。一对在生活上恪守宽容忍让、相濡以沫的夫妻在平静的书斋生活中却常常会波澜小现：由于他们各自的作品都需要对方最大限度的苛刻挑剔，而彼此都是非常追求完美的人，所以对作品的见解出现分歧时，他们时而据理力争，时而互相抚慰。也正是因为这些彼此近乎苛刻的建议与争执，使得他们在各自的书写风格和书写技艺上得到了不断的提高，臻于完美。

  张芳对生活充满了感恩之心，她在书的后记中写道：“感谢运命之神给了我一位终生为伴的良师益友，４０年来问学的便利和先生始终如一的热诚大大弥补了我的驽钝。……我要深深地感谢百味生活的‘满杯’。”而马歌东则这样评价妻子：“妻是一位非常传统的女性，她的潜质和对自身的期许应该说都高于我，却能一辈子相夫教子自甘心，难能可贵的是在经营家庭的同时，几十年如一日从不放弃对自身素质的实质性的充实与提高，又极为低调。她对我的帮助绝不仅限于生活上的体贴入微，特别是我长期徘徊在原始铭文字形之中，是她为字形的突破在设计，在督导，在和我一起实施两级跳：由原始字形到父亲的字形，再到自成一体。作品的每个字都经过了她近乎苛刻的挑剔与协力设计。她还和我一起将我们父子所创作的‘中山篆’命名为‘马氏中山篆’。将《书谱》，命名为《马氏中山篆书谱》，并合力出版了《马氏中山篆作品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她‘马氏中山篆’走不到今天。”

  《马氏中山篆作品集》在２００８年底出版，也是他们执手４０年红宝石婚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