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惊蛰
那真是一个乾坤颠倒、沧桑巨变的大时代。
华夏大地，上世纪70年代后期乃至80年代，随着“文化大革命”逐渐平息，国家发生了三件值得永载史册的大事。借此东风，我和先生驾着我们四口之家之一叶小舟，在春寒料峭冰雪消融的激流中千回百折，起伏跌宕，顺势而行，共同度过了一段让我们每个人都终生难忘的、极不寻常的日子。
其一，197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纠正了大批冤假错案，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束缚。
这些颇具颠覆性的政策举措，对于我们这代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年意义之大，不啻于脱胎换骨：一些长期为父辈甚至祖辈的所谓“原罪”而卑微、而苦难、而不甘、而战战兢兢、而苦苦挣扎的草根，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的命运转换，频爆坊间。而每一个爆料的背后，无不牵扯出一段让人感叹唏嘘的故事，一出《牧马人》，曾经激起多少情绪宣泄，泪眼潸然！
更为普遍的是，不计其数的无辜孩子身上与生俱来的“阶级烙印”被抚平 ，心理上被蔑视、被压制、被剥夺、被排挤，甚至可能被世袭的屈辱与绝望，得以彻底解脱。他们从此再也不必频繁应对政审，一遍遍对着履历表中的家庭出身一栏暗自神伤；他们终于可以一掷自卑，比肩常人，鼓起“平等”与“权益”的生命风帆，加倍努力去追补过去，争取未来。
我深信，有过这段青春记忆的过来人，都不会忘记那个让自己重活一次的“春天”。
其二，1987，一部修整一新的蒋介石故居并蒋经国生母墓纪录片经过特殊渠道，传至蒋经国手上，蒋氏看后黯然泪下，说：“这情我领了。”台当局遂顺遂民意，出台了《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大陆随即公布了《关于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陆台关系渐趋冰释，被战争隔离了38年之久的两岸亲人终于团聚有望。
“似曾相识燕归来。”当年随国民党部队撤退台湾生死未卜的二舅也几经周折有了消息， 我这个曾经因此而背负了可怕的“敌台关系”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终于从政审严酷的1965年高考失利之痛中得到些许慰藉，暖气微微，大地开始复苏。
其三，改革初始，百废待兴，紧锁了几十年的国门逐渐打开，科教界一批批在职公派留学生肩负国家与民族复兴的厚望漂洋过海出国深造。
当时的被派出国乃万众瞩目之幸，惯于长期被边缘化的我辈自然不敢有非分之想。不料，恍惚之中，一条走出国门的天路为我们显现：1987年新年伊始，先生收到了经日本文部省审批的国立福井大学的聘任书，被聘为“专任外国人教师”，为期四年，与聘任书同封到达的还有对我及两个孩子的邀请书、一行四人的签证、机票。我们将有幸随国家的第三次留学大潮，举家出国。
需要说明的是，先生的被聘原本事出有因。它缘自马氏家族半个多世纪的大起大落与产生其中的一桩异国联姻、中日两国关系阴晴圆缺恩怨情仇的演变、日本福井大学教育学部中文专业师资空缺的出现，三种因素，错综复杂却极为巧妙地交织，又恰恰吻合了国家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
其时，福井大学教育学部招聘中文外教，先生的姑父宫崎幸雄（李公伟）教授时任西安外国语学院日语系系主任，他鼓励研究生毕业后在陕西师大留校任教的先生参加选拔，先生不负厚望以学术成就胜出。而这位看着爱侄成长的姑父，最初乃是日寇侵华时沦陷区的一名日语教员。正如西安外国语学院孙天义院长所评价：“宫崎先生以独特的方式表明了他对那场非正义战争的反对，马培琬女士以坚贞的爱情支持了宫崎先生的正义行动。他们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艰辛的岁月，又一起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中国人民实行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他们满怀热忱地为西安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的建立和日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努力工作，做出了自己的奉献。”
也正是这种特殊身份，宫崎教授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与中国朋友一起沉浮。1972年中日建交，长野县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宫崎世民率团赴中，在京受周恩来总理接见后，找到了滞留在华暌离了近半个世纪的宫崎幸雄。而宫崎家族的一位远亲，又是早年孙中山革命的在日支持者。由是，花甲之年的宫崎教授苦尽甘来，在包括北京、广州在内多所高校的邀聘中，选择了与我校仅一墙之隔的西安外国语学院，偕夫人及女儿女婿外孙辈等举家迁入，并被委以重任。
二 节外生枝
如果说，先生的被聘是一段无法参悟的机缘巧合，我和孩子们的出国之路则走得更加乖舛离奇，水复山重，甚至惊天动地。
按照常规，已经提前得到了邀请国的签证，作为合法公民，申请一本护照本不该有什么问题。然而，先生受国家教委（教育部）派遣，各种手续一路绿色通道，而我和孩子们则在申请护照的第一关就被卡了壳，颇似两辆并驾齐驱到十字路口的汽车，一辆放行，一辆叫停，而这一停竟是一年多。
校外事处长告知，“夫人陪同没有问题，两个孩子必须留下”，拒绝向省高教局、省市公安部门提供单位证明，而单位证明是那个年代不可或缺的至关重要的第一关。
所谓留下孩子，在当时委实算不得反常，虽然当时的留学潮让一个“陪读”的名词应运而生，那也仅限于配偶。如此一来，凡为人父母者，无不将子女托付家中老人，夫妻比翼齐飞；也有个别孩子留守国内多年最终被接出去的，那也是因为其父母在异国的身份发生了变化。而我们一家四口倾巢出动，应该说是破了先例，以先生在国家教委办加急出国手续时工作人员的表现为证：接待者对所递资料反复翻阅、询问、核实，而后满脸诧异地表示，留学、参加个学术会议、做一年半载的访问学者，目前都已经很常见，可应聘出国执教，且享有如此高规格待遇，实属首例，以至一时竟不知所措。
既是特例，为什么一定要套用留学人员的“陪读”政策去限制一个被聘教师的“陪教”家属呢？况且，陪读属于公费，陪教则属私费，也就是说，我们不须花国家一分钱，而且与师大签订了每月上缴百分之四十二薪酬的协议（协议书入存校档案馆）。即便如此，我们四人的平均生活费仍高于当时的一个国费留学生，总不至于是为我们在国外的生计担忧吧。
当然不是，究其原因，外事处长私下透露：“特殊人才，怕一去不回。”真是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理由！
诚然，我们曾因出身而“锦瑟惊弦破梦频”，但家国情怀从不输人。
事实证明，四年后我们归国时先生的签证还有两年期限，除长子留日继续大学学业外，次子考上了福大附中因尚不能自立，随我们一起踏上归程。
为此，新大阪登机前，日本海关人员神情慌张地催促我们速去办理回头签证。答曰：“我们不回头了。” 错愕！
北京机场进关前，好心的海关人员力劝我们当即返日补办回签也还来得及，得知我们归意已决，连呼可惜！
回到学校，知情的师生们无不为我们的选择感到意外，校长在接风会上给以充分肯定。
所有这一切，均因在那个年代出国实属不易，经过国家千挑万选送出去的公费留学生，按期回归的统计数据并不乐观。相反，一个政治出身不被看好，家属出境又百般受阻，最终得以携家带口出去任职的教师，能严格遵守协议放弃两年签证如期归国，还能在国家困难时期为学校挣回外汇，不知道这样的例子在全国有几。但我自信，我们给国家上交的，应该是一份合格的答卷。（那本作废了两年签证的护照一直被我们完好保存。）
但是，“左”倾路线长期横行，“宁左勿右”已经成为职能部门普遍存在的最不需承担责任的惯性。更何况，乍暖还寒时节，新生事物尚无章可循，一些对颠倒的乾坤极不适应者，借此施以严苛，本也不足为奇。
“灵台无计逃神矢”，“寄意寒星荃不察”。
于是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
我一生热衷求知，却不幸高考中小鸟折翅。“文革”后国家恢复高考时我们已经是四口之家，经商量二选一由先生考研深造。原以为这次出国四年是上苍对自己的一次弥补，奋飞的热望自然一点即燃。所以，不是没想过，甚至很多次地在脑海里翻腾过那些陪读者们的路数：我们同样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以托付，我们的儿子一个十六一个十岁已经都不是离不开父母的年龄。但是，多情自古伤离别，于张芳，则尤甚。我这个做母亲的，实在没有勇气去体味母子参商“心悬悬兮长如饥”的煎熬，更没有勇气去对视两双被撇下后极度失落、极度无助、无尽幽怨的眼神。那绝对是一种亲情的拷问，是锥心刺骨，万难决断，决断了就会一辈子追悔莫及的不忍和不能！
我甚至想到，如果定要留下人质，我则宁愿那个人是我自己，因为孩子比我更需要丰满羽翼。可即便这样，也没有人肯对那条不成文的口头限制做丝毫变通，于是，除了陪着两个儿子一起留守，别无选择！
大海彼岸，先生的单身赴任使对方颇为不解，他们试图通过高层督促学校，促使我们一家团圆。可一番斡旋却适得其反，漫长而难耐的期盼等来的是北京外国专家局与学校一致的口径：两个孩子必须留下！
如果说原来还有些许若隐若现可左可右的政策回旋能让人期盼，那番自上而下的无情告知，无异于一次破梦的宣判，那一刻，我不能不为突然间被令人窒息的“特殊”厚爱而深深悲哀，甚至有些怀念被“可有可无”的过去！
先生顾家，眼见山穷水尽，劝慰我“事到难图念转平”，决定两年一届期满申请提前归国，绝不相忘于江湖！对此我不意外，因为“十字路口”分手时他曾信心满满地安慰我: 此次只是“暂分烟岛”，以后我们绝不生离（我们曾经有过两次难耐的两地分居经历）！
护照，护照…… 在国民拥有相当权益和自由的今天，何难之有？可在国门艰难开启的初期，一本小小护照足以困死想走出去的每一个凡人，无论他有多么不该受阻的理由。
三 踏破铁鞋
时间在希望、失望、绝望中不知不觉耽误了一年之久。既撇不下孩子，又不甘轻易放弃，我想到了曾经对自己起过非常负面影响的二舅赴台、陆台关系变化的大气候、以及国家统一至高无上的形势需要，非常茫然地走进了学校统战部。直觉告诉我，统战部里的空气应该是有温度、有柔性、甚至有弹性的，无论如何那是唯一可以一试的地方了，至少在那里或可一诉衷肠倾吐苦水宣泄委屈。
直觉果然没有错，经过将近一年的连连受挫，我第一次碰到了运气！
比起很多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让人畏怯、让人体面尽失、让人忍气吞声又不得不强迫自己唯唯诺诺的职能部门里的鄙夷与冷漠，统战部里温暖如春。多年后得知，原来这里的曾志权部长本身就是一位极有口碑的正人君子。
曾部长少小投身革命，长期在学校从事行政管理，“文革”后期曾为学校冤假错案的平反做过大量工作，特别是在我去国后他自己为时不多的日子里，依然坚持在病榻上接待来访，积极与有关方面协调，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记得当时的他让我一见如故：温润、正派、诚挚、虚怀若谷、平易近人，最重要的是心有定力与主动担当，一下子让四处碰壁的我找到了“家”的依靠。他落座在我的对面，静静地，专注地，倾听一个不幸者的半生蹉跎，时有提问，不厌其烦，说到动情处，我甚至捕捉到了他目光中闪烁的悲悯，最后，亲手交给我一本《台胞手册》。
可是我当时已经无暇顾及那本小册子的有与无，如梦如幻，完全陶醉在一种从未有过的、足以融化周身的体恤与照拂的温暖之中。那种原本遥不可及的、对广大“根红苗正”的同伴们却习以为常的倾心呵护，让我有如久旱逢甘露，幸福得不知所以……
如今想来，那也正是一次恰逢其时的侥幸，诚如《围城》中钱锺书先生所叹：里边的人想出去，外边的人想进来。正当我们望门兴叹欲罢不能的时候，当年赴台的军政人员归心似箭，辗转回乡的探亲潮已经悄然而生。针对台湾当局被迫出台的《探亲办法》，大陆积极因应全力促成，在新颁布的《台胞手册》中特意制定了一款特别宽泛的条文，其大意是：大陆台属可以到海外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与在台的亲人会面。
大陆台属可以到海外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与在台的亲人会面，大陆台属可以到海外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与在台的亲人会面……
这难道不正是一扇敞开着的大门吗？穷途末路，心音雷动，我双手捧着那本小小的《台胞手册》屏息凝神，让目光在这款条文上一遍遍游走，用十二分的谨慎逐字逐句解读其中之真意，用鸡蛋里边找骨头的挑剔从各个方面预测它可能存在的种种不利，当笃定这就是一条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的可行之道时，它当即成了我心中的尚方宝剑。踏破铁鞋，峰回路转，我们艰难的出国之路瞬间柳暗花明。
放弃“陪教”，争取“与在台亲人会面”，曲线赴日，重新办理申请护照与签证所需要的各种手续。
速与二舅取得联系，我名正言顺地以台属身份向校内外有关部门依次递交了与二舅在日会面的护照申请，当然是带着两个儿子。
必须说明，因为之前学校有来自北京限制孩子出境的指示，在办理校内各种手续时自然阻力重重，还是那位可敬的曾部长，他主动派工作人员与我联系，密切关注事态进展，遇到障碍，亲自出马，巧妙周旋，使我得以顺利闯关。
以小见大，以近及远，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位合格的统战工作者的可贵：他们不仅以大局为重，而且心怀苍生，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机动灵活，以柔克刚，最大限度地扩大党的统一战线。比起那些或者极左、或者害怕担当、或者心胸狭隘却口口声声以党的利益为重的尸位素餐者，实乃国之大幸，民之大幸！
之后，信心满满地期待了半个月，又节外生枝，所递申请再次被否决，原因是，二舅从台湾所寄的材料中缺少那个时代所必备的在日《经济担保书》。而《经济担保书》须由日方的亲朋提供，二舅根本没有日本朋友可以托付，于是僵局再现。
我想到了为这次所谓的“会面”给我和孩子做担保的前川幸雄教授，以及日本人士的极端认真。
前川教授与我们有过深交，他本人甚至在西安外院工作过一年，却依然很难理解陆台两地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煞费苦心绕道日本会面。先生拜托他的时候，特意带了一位台湾留学生，三个人彼此用当时尚非娴熟的异国语言绊绊磕磕梳理了一遍中国的现当代史，总算让对方明白了时势之复杂，想来何等不易！如今要为二舅在日另谋一位与之素昧平生的经济担保人，岂非白日做梦？
于是，我只能在无数个不可能中继续寻寻觅觅，苦思冥想。
如果，我说如果，如果我想到月亮上去会一会玉兔嫦娥，立刻有一架云梯从天而降，大概全世界的人都会说这人一定是疯了，简直痴人说梦！
然而，不着边际的，梦一般的奇迹，还真的就出现了：一位美国驻日使馆人员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之后，我们得到了两帧彩照，一帧是笑容可掬的美国乔治· 赫伯特·沃克·布什总统一手搂一个可爱的美国小男孩，一个黄头发，一个黑头发；一帧是一位美丽端庄的中国女性。女性是那个黑发孩子的妈妈，黑发孩子是那位驻日使馆人员的儿子，同时也是当年和二舅一起赴台，几十年患难与共情如手足的龚济州先生的亲外孙。
这是要怎样超常的想象力才能编织出的天方夜谭啊！然而它竟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这两帧彩照至今完好地保存在我们的相册里，对我们来说，上面的人物在云里，在雾里，把我们的一些岁月记忆和他们的影像铺排在一起，甚为突兀。但是，正是这毫不搭界的突兀，为我们波澜起伏的家族史平添了一笔决定性的传奇色彩，看来必须好好珍存！
又是一次绝处逢生！
我那九曲十八弯的陪教之路终于眼看要畅通无阻了。一位曾经的同窗闺蜜前来送行，对方当年属于那种根红苗正的时代幸运儿，既入了团，入了党，又进了国家保密单位，曾经让我百般羡慕。可是完全没有想到，此时的她竟告诉我自己也有一位舅舅去了台湾，希望能帮着打听一下。看着她耐人寻味的神色，我无言以对，能说什么呢？她绝对是一位非常正统的好姐妹，连择偶的对象都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军官，自己出色的工作业绩也足以证明对党和国家的忠诚。更何况，我已经知道智慧如她者，遍布全国各个行业领域！对此，有谁能强迫一个孩子用稚嫩的肩膀去承担一个时代的沉重呢？应该说谁都没有这个权力。怪只怪自己，高考之前遵从老师关于“忠诚”的说教，硬着脖颈与父母作对，如实填报了二舅赴台，却全然不知“敌台关系”的厉害，以致飞蛾扑灯，引火烧身。幸亏世事沧桑，昔日之弊成了日后之利，成了解决我赴日解困的不二路径。细细思忖，人生况味，五味杂陈。如果说区区如我，愚钝如我，冥顽如我，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时也，命也；如果说此生竟也会有让人羡慕的时候，便只能深深感恩上帝对自己极具匠心的人生设计。
四 柳暗花明
领到护照并不是我艰难曲折之路的终了，在等待日本使馆签证通知的时候，一封二舅不日归国探亲的家书不期而至，因为已经耄耋之年的外婆身体欠安。这出人世间最动人心弦的悲喜剧的即将发生，让我一则以盼，一则以惊。毋庸置疑，“到日会面”之说势必将因此而成为虚谈，来之不易的所有努力都面临功亏一篑，付之东流。
速与外院的姑父姑姑商定后，我必须带着两个儿子仓促离校，提前赴京。
在没有得到签证的情况下做这样的决定是需要勇气的，孩子弃学大人停薪留职, 意味着破釜沉舟再无回头之路，可谋事在人成事则在天啊！这样的冒险大大有悖于我和先生一贯的谨慎。在一场场与亲朋道别的欢声笑语中，我内心所积压的沉重只有姑父姑姑清楚，出国，竟蒙上了孤注一掷落荒而逃的阴影，可悲可叹，可悲可叹！
北京等待签证的日子是难耐的，却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前途未卜，流离失所，而况这个过程按常规需坚持一月之久，我和先生焦躁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多亏姑父姑姑事先委托了北京某学院的高叔叔接应。
三位长辈“文革”中在咸阳轻工业学院同是天涯沦落人。“文革”结束后，高回北京，姑父姑姑回西安。高叔叔重情重义，以一位老人的仁慈及时接济，一见面便让我心理上有了依靠。
这位当时六十出头、高大儒雅的长辈身上，有着鲜明的历经政治磨难的特质：他神情稳健，心思缜密，谈吐严谨，行事机敏果断。取得联系后，他连老伴儿都没知会一声随即接我们进校进家食宿，继而安排我们在学校家属楼一套比较隐蔽的单元房里住下，同时叮嘱: 尽量不要与周边人搭话，有事直接找他，既来之则安之，先利用这段时间到各景点好好玩玩。
我自然言听计从。那段时间，为抵消签证尚无完全把握，而二舅已经回归，“日本会面”已成虚谈的巨大压力，我惴惴不安地带着儿子们拿着地图早出晚归，把北京该玩的地方一直玩到无处可去。一番释放后，强迫自己沉下心和孩子们一起躲在房子里学习日语。晚饭后，我们最常去的地方是马路对面的八一湖公园，那里风景绮丽，人群喧闹，既安全又可苦中作乐打发时间。我们在那里往往一直呆到夜幕即降，游人四散，喧嚣远去。
华灯初上，月影归人。我们走在通往临时栖身地的弯弯曲曲的大街小巷，刘欢《心中的太阳》与蒋大为《西游记》片尾曲的歌声从路边人家和单位的电视机里不时飞出，在夜空中时隐时现随处飘扬。那是北大荒下乡知青们苦痛与迷茫的冲天呐喊——“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圆，哪个更亮……”；那是唐僧师徒踏平坎坷西天取经的执着与果敢——“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那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改革、突破、转型、开创的一个大时代的扬帆启程；同时，那也是身如蝼蚁的我们在历史的洪流中千帆过尽四顾茫然却一往无前的惶恐与倔犟！
按照高叔叔的叮嘱，我们在该学院出出进进一直格外谨慎，一个多月除了在食堂打饭，几乎没敢和任何陌生人搭过话。
不过很快发现，倒是我们所住的那套三居室单元房内情况异常。其中一间房门白天挂锁，夜间却时有响动。经过几天观察，发现里边似乎住着一位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他很神秘，当然我们也很警惕，彼此间好像都在有意回避，偶有身影闪现，谁和谁都没打过照面搭过话。我想高叔叔不会对此人有所不知。不该知道的不去打听，如此，大家在沉默中倒也相安无事。
那段时间我母子完全与世隔绝，连两家的老人都因得不到音信而相互打听，只有高叔叔，隔三岔五，或送来一沓报纸、几本杂志，或转交一封先生的来信。高叔叔还经常和我们聊天，聊的最多的是他与姑父姑姑的陈年往事，特别是有关姑父的。看得出，我们的出现，波及了老人心底与一位国际难友的感情涟漪。这让我想起我们赴京前，一贯不善言辞的姑父，他当时用有点走调的中国话向我细述从火车站通往该学院的一个个地名，既熟悉，又充满情感。
直到有一天，我们终于拿到签证准备第二天离开。晚上，我总觉着同一屋檐下相处月余好像应该打个招呼，便和孩子们一起礼貌地敲开了那扇总是紧闭着的门。不料，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原来彼此竟是西安的近邻。对方就在钟表研究所工作，和我们学校仅隔一所财经学院，借调北京一年多，不久也要去日本。世界不大，今日始信！清楚了我们的底细后对方苦笑着袒露，他一直以为我们是来京告状的 ，顿时单元房里长时间弥漫的沉闷空气一扫而光，四个人开怀大笑。想想也是，既不是寒暑假期又非节日，两个本该在学校读书的半大孩子被一个中年妇女整天领着瞎逛，总归惹眼，连想起带着儿子们在公交车上不止一次遇到的异样眼神，似乎若有所悟。
不过这位神秘的朋友还真没猜错，当我被迫带着两个儿子提前离开西安落荒而逃的时候，早已做好了如遇不测直接找中央统战部，甚至求见德高望重的邓颖超前辈的决心。既然破釜沉舟，除了背水一战，岂有他乎？学校统战部的经历已经大大增强了我争取权益的信心，乃至决心！
第二天上午，高叔叔从学校后勤找来一辆汽车亲自送我们到首都机场，直至过了安检。在他招手挥别转身而去的那一刻，我不禁湿了眼眶：对他而言，了却了一份国际友人的重托；对我们而言，从被接到被送，一个多月的雪中送炭，一份极为难得的慈父般的庇护与关照，足以让人回味终生。岁寒结知己，患难见真情，我想这是对这段恩遇最贴切的概括。高叔叔，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直到登上日航，不，直到飞机升空数分钟之后，我才彻底放下了空悬一个多月的惴惴不安，一切变数都绝无可能了！
否极泰来，尘埃落定，在各路神仙的前护后佑之下，我终于带着两个儿子从国门初启的缝隙中挤身而出，在那个极为特殊的年代。
1988年6月8日19点18分，熙熙攘攘的新大阪机场大厅，我们一家聚首东瀛。
2014年南通马氏墨庄芳草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