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晚年主讲杭州诂经精舍三十馀载。治经、子、小学，擅诗词。学问博洽，撰述甚富，享誉海内外。其一生著述，总汇为《春在堂全书》。 俞樾应日本国学人岸田吟香恳请而编选的日本汉诗选集《东瀛诗选》四十卷并补遗四卷，当年曾“颇盛行于海东”，迄今仍为日本学界所推重，不乏研究著述，其论断亦屡被称引。然而，因其编定后即交由“彼国自行刊布”，故我国内罕传，乃至迄今未见专论。本文拟从该书之编选与刊布入手，通过对其自序、凡例、诗人评介及入选诗作的论析，探讨其编选宗旨，并进而阐绎其日本汉诗观。

一、编选与刊布

  ㈠关于《东瀛诗选》的编选事由

  光绪八年（1882）秋，俞樾有《日本国人岸田国华字吟香者搜辑其国人诗集一百七十家寄吴中求余选定余适卧病未遑披览先赋一诗》（俞樾《春在堂全书·诗十》）云：

平生浪窃是虚名，

老去声华久不争。

隐几坐方学南郭，

寓书来又自东瀛。

吴中病榻鸡皮叟，

海外骚坛牛耳盟。

百七十家诗集在，

摩挲倦眼看难明。

  此乃有关编选事由的最早记述。此后不久，又有《与日本国僧小雨上人》书云：“日前，由松林上人交到贵国诗集一百七十家，仆适卧病，未克披览，今病小愈，扶杖出至书斋，陈箧发书而浏览焉，真有琳琅满目之叹。未知衰病之余，尚能副诿諈之盛意否。”（《春在堂全书·尺牍》）

  在《东瀛诗选》自序中，记述尤详：

  日本之与我中土，同文字也由来久矣，在唐宋之世，彼都人士已有游历中邦，挂名史策，如粟田、仲满、滕木吉其人者，况至今日而輶轩之使交乎中外，更非唐宋时之隔绝不通者可比乎。余曩者曾见其国人物茂卿（徂徕）之《论语征》、安井仲平之《管子纂诂》，读而善之。嗣后东国诸君子不我遐弃，每至江浙者必访我于吴中春在堂，或湖上俞楼，遂有以其国人所撰诗百数十家请余选定者。余衰且病，未足以任此，然假此与海外诸君结文字之缘，未始非衰年之一乐也。……余就其有专集者，选得四千馀篇，厘为四十卷；又就诸家选本中选得五百余篇，为补遗四卷。东国之诗，亦略备于此矣。……

  大清光绪九年岁在癸未夏六月

  日本学人对俞樾心仪已久，俞樾对日本汉学亦颇为关注，故日本学人特特携百七十馀部汉诗来华恳请俞樾为之选定，而俞樾亦稍作犹豫即欣然允诺者，实非完全偶然之机缘。

  ㈠关于《东瀛诗记》与《东瀛诗选》之关系。俞樾有《东瀛诗记》二卷，收在其《春在堂全书》中。《东瀛诗记》自序云：

  壬午之秋，余养痾吴下，有日本国人岸田国华，以其国人所著诗集百数十家，请余选定。……自秋徂春，凡五阅月，选得诗五千余首，厘为四十卷，又补遗四卷，是为《东瀛诗选》。余每读一集，略记其出处大概、学问源流，附于姓名之下，而凡佳句之未入选者，亦或摘录焉，《东瀛诗选》由彼国自行刊布，此则写为二卷，刻入余所著《春在堂全书》中，题曰《东瀛诗记》。全书凡五百余人，见于此记者止一百五十人，盖无所记者固略之矣。

  光绪九年夏六月曲园居士俞樾记

  所言《东瀛诗记》与《东瀛诗选》之关系甚明。

  ㈠关于《东瀛诗选》曾拟“刻于中土”的初意与此后的放弃前引《东瀛诗记》自序云：“《东瀛诗选》由彼国自行刊布”，但《东瀛诗选》[凡例]七却云：“此编刻于中土，更无从旁注译音。”又，[凡例]八亦云：“（此编）既选自鄙人，刻于中土，……”。

  余按，[凡例]作为编选体例，应拟定于光绪八年秋编选启动之际，由[凡例]七、八可知，其时之初意曾打算在国内也刊行《东瀛诗选》；而《东瀛诗选》自序与《东瀛诗记》自序，据其落款，则皆作于翌年夏六月编竟之时，而其时已因故决定不在国内刊行了。但此[凡例]七、八所规定的编辑体例业已实施完毕，只好保留不动，因此而出现矛盾。

  （四）关于在日本的刊行及影响

  俞樾《自述诗》组诗之一云：“海外诗歌亦自工，别裁伪体待衰翁。颓唐当日輶轩使，采尽肥前筑后风”。自注云：“日本向无总集，此一选也，实为其国总集之大者，颇盛行于海东也。”（《春在堂全书·自述诗》），其《傅懋元<日本图经>序》亦云：“往年曾应彼国人之请，选东瀛诗凡四十四卷，盛行于其国中。”（《春在堂全书·杂文四》），这些，当是俞樾从日本友人那儿得到的消息。

  据佐野正巳《东瀛诗选》[解题]，《东瀛诗选》四十四卷在日本刊行时被分作十六册。光绪九年（1183，日本明治十六年），首先刊行前八册计二十五卷，后又分数次刊行完其余八册。

  日本汉诗人山本木斋有《余少时所作落花诗一首载在清俞曲园樾学士所选东瀛诗选中亦可谓海外知音矣偶有所感赋一律》诗云：“无复飞红到枕边，闲怀往事独萧然。谁图少日宴间作，忽值知音海外传”。不仅感到荣幸，且有海外遇知音之浩叹。

  《东瀛诗选》迄今在日本学界仍受到重视，其对日本汉诗及汉诗人作出许多精当评价的[诗人评介]部分尤为日本学者所推重。即以广濑旭庄为例，东瀛诗人中，俞樾于此人独选二卷并给予了最高评价：

  广濑谦，字吉甫，号旭庄，又号梅墩。著有《梅墩诗钞》十二卷。吉甫诗才气横溢，变幻百出，长篇大作，极五花八阵之奇，而片语单词，又隽永可味。铁砚学人齐藤谦称其：“构思若泉涌，若潮泻，及其发口吻，上笔端，若马之注坡，若云翻空而风卷叶，虽多不滥，虽长不冗。”洵知吉甫之诗者矣！吉甫摆脱尘务，不入仕途，所亲则墨客骚人，所好则江山风月，宜其为东国诗人之冠也。诗美不胜收，故入选者甚多，分为上下卷云。……

  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近藤春雄《日本汉文学大事典》、富士川英郎《诗集日本汉诗》卷十一等，皆引述俞樾“东国诗人之冠”这一评语作为不移之论，有的还引述了全文。

  为满足读者及研究者需要，1981年日本汲古书院据原刊本影印出版了《东瀛诗选》。

二、编选宗旨

  通过序言、凡例、诗人评介及所选作品，可知俞樾编选的基本宗旨如下：

  （一）“就余性之所近录而存之”

  《东瀛诗选》[凡例]一云：“诗之为道甚大，学者各得其性之所近。余于东国之诗，所见止此百数十家，而此百数十家之诗，止就余性之所近录而存之。”俞樾期以通过选诗，贯彻自己的诗学主张,这是俞樾不受日本各家诗集序跋评语所左右，坚持自主编选立场的郑重宣示。此宗旨，在以下[凡例]三、五中皆有所体现。

  [凡例]三云：“拟古之诗大家所有，东国诗人多喜为之。盖学诗之初，先摹仿各家，然后乃能自成一家也。刻集之时，往往置之卷首，以壮观瞻。余则谓，此言人之言而非自言其言也。诗主性情，似不在此。故拟古之诗入选者十之二三而已。”按，模拟之弊以江户前期高唱明七子复古论的蘐园派诗人为甚。如荻生徂徕《徂徕集》卷首有《拟古乐府十四首》，服部南郭《南郭先生文集》卷首有《拟古乐府三十一首》，平野金华《金华稿删》卷首有《拟古乐府》十一首等。俞樾在此不仅予以批评，而且行使其“执牛耳”之权径予删削黜弃之。

  又，[凡例]五云：“古诗以气体为主，各集中五七言古诗固美不胜收，然或以曼衍败其律，有枚乘骫骳之讥；或以模拟损其真，有优孟衣冠之诮。虽评论之家击节叹赏，而鄙选弗登，职是故也。恐阅者致疑，敬为彼都人士告之。” 再次对复古派模拟之风提出严厉批评，并在[凡例]三提倡“自言其言”、“诗主性情”之后，又正面提出“古诗以气体为主”的诗学主张。俞樾不负日本友人重托，为日本汉诗的健康发展坚持了编选原则。

  （二）“务取雅音”

  [凡例]二云：“择言尤雅，史家且然，况诗家乎？余此编所选，务取雅音。诸集中有通篇用同一字韵者，有以一半儿词为诗者，皆非大方家数，概从割爱。” 此所谓“通篇用一字韵者”，如藤原惺窝《长啸子灵山亭看花戏赋》云：“君是护花花护君，有花此地久留君。入门先问花无恙，莫道先花更后君”。日本人按训读法以和语读汉诗，于此或不觉其怪异拗口，我华人则实难容受，故俞樾以其不雅而断然“割爱”。所谓“割爱”者，割日本国人有伤雅赏之所偏爱也。俞樾之“务取雅音”，还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曰削除圈点评语。[凡例]六云：“各集中多有圈点评语，此古书所无也。中土自前明以来，时文盛行，乃有圈点评语，刻古书者从而效之，为识者所笑，此选概从削除。”按，在日本汉诗集中，“圈点评语”较为普遍。或眉批于上，或尾评于后，其尤甚者，如桥本蓉塘《蓉塘诗钞》（《诗集日本汉诗》卷十八），三人评点，眉批殆满，又于各自所认定的佳句旁标示各自的符号：单圈、双圈、顿号，致使页面几无空间。凡此种种，何止有碍阅读，更有强加于读者之嫌。曲园于编选时径将其全部芟去，堪称快举。

  二曰去译音。[凡例]七云：“东国之书，每行之旁多有译音，惟徂徕之书无之。朝鲜人成龙渊谓：‘即此一端，可知茂卿（荻生徂徕字）为豪杰之士。’事见其国人原公道所著《先哲丛谈》。此选刻于中土，更无从旁注译音。取法徂徕，非敢强变其国俗也。”按，日本刊行汉诗集时，往往于汉字旁加注假名标示和语读法，以便初学。荻生徂徕主张直接音读汉诗文，故其集不标“译音”。因徂徕的主张不切实际，后未得推广，但也并非“惟徂徕之书无之”。

  三曰改易应敬避之字。[凡例]八云：“我中华例应敬避之字，在东国原无庸避忌，然既选自鄙人，刻于中土，则应避之字必应改易。即在东国诗人，亦可免具敖不知之耻，而合于古者入门问讳之仪。”按，此选后来虽并未“刻于中土”，但仍作了敬避处理。如逢“玄”字皆避清圣祖康熙帝玄晔讳改为“元”等。如今看来，此作法实在有强加于人之嫌，但俞樾本意，或者却仅在谨言慎行而已。

  （三）“以期协律”

  [凡例]四云：“东国之诗，于音律多有未谐，执一三五不论之说，遂有七言律诗而句末三字均用平声者；执通韵之说，遂有混‘歌’于‘支’，借‘文’为‘先’者。施之律诗，殊欠谐美。如此之类，不得不从芟薙。间或以佳句可爱，未忍弃遗，辄私易其一二字，以期协律。代斲伤手，所弗辞矣。”

  按，因日本汉诗人多“不谙华音”，故俞樾编选时尤重声律。笔者曾试取《东瀛诗选》中数家之诗与其别集一一对照，发现改动不少，如塾师之改易门生诗稿然，即此亦足见俞樾之认真不苟。如卷一石川丈山诗，有《闲游二首》，原作皆为六韵五言排律，俞樾于其第一首删去末二联，又于其第二首删去中二联，使各成五律一首。协其声律，去冗存精，剪缀成章，洵有“点铁成金”之妙。其所谓“代斲伤手”者，谦语耳。

  （四）“有美必扬”

  所谓“有美必扬”，其义有二。《东瀛诗记》自序中言及[诗人评介]时云：“其中虽不无溢美之辞，然善善从长，春秋之义也。”奖掖勉励，呵之护之，乐见其成，此其一；[凡例]六言及[诗人评介]时云：“又或诗未入选而佳句可传者，亦附录之，总期有美必扬，窥一斑而见全豹之文，尝一脔而识全鼎之旨。区区之心，自谓无负矣。”补拾佳句，如数家珍，惟恐遗珠，此其二。

  兹举卷十六关于梁川星岩的[评介]以示例：

  梁纬，字公图，美浓人。著有《星岩集》，自甲至戊二十五卷，又闰集一卷。

  星岩乃东国诗人之卓卓者。林皝序称其“以烟霞风月为室宇，江湖山林为苑囿，鸟兽禽鱼花木竹石为臣仆姬妾。”余读其诗，多流连风月、登临凭吊之作，信林君之言不谬也。七言律尤工，此编采集虽多，然佳句固不尽于此。如云：“灯影最宜秋冷澹，酒香刚称夜氤氲”、“鹤闲益见昂藏气，琴古方成疏泛声”、“夜静溪声微入户，天寒月色淡笼花”、“寒风有力吹沙走，枯叶无声借雨鸣”、“左计应同棋败局，养心聊学笔藏锋”、“漉花网已先春结，载酒船应待月划”、“千树叶红寒水见，一丝发白夕阳知”、“诗境或从贫后进，酒杯未肯病来抛”、“青意渐回人字柳，东风微峭虎文波”、“石阶浅溜蜂医渴，花楦微风蝶曝衣”。清辞丽句，皆可诵也。

  （五）“不必尽以中法绳之”

  [凡例]12云：“东国字体，有涉诡异者，如‘  ’必作‘嶋’，‘鸠’必作‘  ’，犹于形声无误也；至如‘榊’字、‘梶’字、‘辻’字、‘畠’字，求之字书，皆无可考，而见于诸集中诗题者，率皆人名地名，不可更易。悉如其旧，亦名从主人之义也。又，诗题中文义，如次人之韵曰‘础’，应人之求曰‘需’，盖其积久相沿，如此亦不必尽以中法绳之。”

  按，此所举东国字体“涉诡异者”，前二字属异体字，后四字，乃为日本自造之所谓“国字”。至若次人之韵曰“础”，如卷十三赖杏坪之《菅信卿没而有年时虽追念未作一诗偶观六如上人赠信卿长篇因步其础以述悼惜之意》；应人之求曰“需”，如卷十九古贺谷堂《古捣布石臼歌应白藤铃木君需》等，实有异于我中华，但俞樾谅其积久成习，遂取通融，一仍其旧，不作改易。俞樾此种容许异化的通达态度，表现出汉文化发祥地及汉诗泱泱大国对域外汉文化嬗变的一种宽宏的理解、尊重与受容。

三、俞樾的日本汉诗观

  对日本汉诗发展史的认知，对中日诗歌源流关系的认知，对编选《东瀛诗选》之目的意义的认知，这一切，是俞樾日本汉诗观之基础。其日本汉诗观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一）正确的源流观

  对俞樾这样的中国学者而言，正确源流观的建立，首先要求对日本汉诗流变史有一个基本的把握，然而，作为对日本汉诗此前尚无多少接触的外国人，欲于数月内臻乎此境，诚非易事。其初，不要说汉诗观，即使对于作为其基础的中日汉文化关系的认知，也只是建立在所谓中日“同文”这一笼统而模糊的概念之上。其《春在堂全书·随笔七》中，有一篇记述了他与日本老友竹添井井关于中日文化的一次深谈，其中有如下一节：

  余因问：“尊夫人亦能诗乎？”曰：“止能为本国歌谣，中国文字则不能解。”余问：“贵国与中国本同文之国，亦有异同乎？”曰：“别有俗字，谓之普通字。至中国文字，则惟读书人识之，不能尽识。”

  按，此所谓“本国歌谣”者，即和歌俳句之类耳；所谓“俗字”、“普通字”者，即平假名、片假名也。通过这次主动请教，俞樾澄清了所谓“同文”的误会。又，其《顾少逸〈日本新政考〉序》云：“曾应彼国人之请，选东瀛诗得四十四卷。读其诗不可不论其世，因从彼国人假得《和汉年契》一册，所载世系颇详。”（《春在堂全书·杂文四》）俞樾正是在这样不懈的求知探索中，特别是在五阅月的编选过程中，通过对大量日本汉诗的浏览、阅读、推敲、拣汰，对大量日本汉诗人出处大概、学问源流的考察、比较、思索、整理，才逐渐建立起正确的中日诗歌源流观。

  俞樾源流观的核心是：中国诗歌是日本汉诗之渊源，日本汉诗是中国诗歌流溢域外的一派支脉；中国诗歌之流变，经过一定时间间隔后，即在日本汉诗坛以大致仿佛的形式出现，如影之随形，如波之传递。换言之，日本汉诗是在对中国历代诗歌亦步亦趋的学习模仿中发展起来的，因之与中国诗歌存在一种鼓桴相应的关系。正是基于这一正确的源流观，俞樾在选诗及评介时，均着意显示或描绘这一客观存在的源流关系，并以日本汉诗源头中国的诗歌、诗学、诗教为评价之准的。

  俞樾在《东瀛诗选》自序中言其“所见者自元和、宽永始”，又于《自述诗》自注中云：“其国之诗，自元和、宽永以来，略备于此矣。”按，元和（1615—1623）、宽永（1624—1643），时当江户时期之初，故俞樾所见以江户时期汉诗集为主。日本汉诗之发展分为四期，江户为其第三期，亦即鼎盛期。岸田吟香主要以江户时期汉诗集请其编选，良有以也。

  在《东瀛诗选》自序中，我们可以窥知俞樾对江户时期汉诗流变史的正确把握：

  其国文运肇于天贞，盛于元保。而天贞间之诗不可得而见，所见者自元和、宽永始。在中国，则前明万历、天启时也。自是至于今，垂三百年，人才辈出，诗学日盛。其始犹沿袭宋季之派，其后物徂徕出，提倡古学，慨然以复古为教，遂使家有沧溟之集，人抱弇洲之书，辞藻高翔，风骨严重，几与有明七子并辔齐驱。传之既久，而梁（川）星岩、大洼天民诸君出，则又变而抒写性灵，流连景物，不屑以摹拟为工，而清新俊逸，各擅所长，殊使人读之有愈唱愈高之叹。

  这种把握还常常体现在[诗人评介]中。如卷五复古派代表人物高野兰亭[评介]云：

  高野兰亭，字子式，号东野，又号兰亭。东都人。著有《兰亭诗集》十卷。

  东野受业于物徂徕。生十七岁而失明，遂废百事，惟诗是务。自物氏倡为古文辞，门下极一时之盛而推翘楚者，则惟服（部）南郭、高（野）东野二子云。东野论诗大旨，谓宋元之世，诗道衰息，明兴，王李二公揭旗鼓于中原，诗道复盛，然王博而杂，李精而密，欲法唐人者，非修于鳞氏之业，复于何得之乎！其宗尚如此。今读其七律，信为有明七子一派，虽不免虎贲中郎之诮，然辞藻高翔，风骨严重，固亦一时之杰作也。七律中未选佳句如：“阳春自唱三峰雪，明月深探大海流”、“岁晚蘼芜青草路，天寒沧海白云乡”、“玉鱼长夜沉银海，石马千秋护翠微”、“龙宫水冷芙蓉沼，佛塔秋晴翡翠烟”、“三辅楼台春窈窕，五侯冠盖日纵横”、“玉节浮云西极动，锦帆秋色大荒过”、“孤客思归弹短铗，美人垂泪泣前鱼”、“凤穴烟霞悬日月，仙潭冰雪出芙蓉”、“病来高枕西山雪，老去衔杯大海云”、“碣石春云连万雉，扶桑旭日照三台”……如此等句，置之沧溟集中不能辨楮叶。

卷十九关于反复古派代表人物大洼诗佛的[评介]云：

  大洼行，字天民，常陆人。著有《诗圣堂集》初编十卷、二编十三卷、三编十卷。

  天民以“诗佛”自号，而以“诗圣”名堂，盖欲以一瓣香奉少陵也。然其诗初不甚学杜，诗境颇超逸，有行云流水之致。东国自享保以后，作诗者多承明七子之余习，以摹拟剽窃为工，天民起而扫之，风会为之一变，宜其在当时之奉为诗佛矣。

  俞樾的源流观，在所选诗篇中也得到充分体现。细检其选，可知俞樾在题材方面明显侧重与中国诗人或诗作有关之诗篇。此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

  其一、或咏赞或咏及，寄思慕之心志，发思古之幽情。

  如《端居写怀二首》云：“一卷陶诗是我师。”《甲戌四月十九日同诸子饮春云楼仿傲头宴》诗云：“山楼不类浣花边，聊拟傲头此肆筵。才拙敢期诗入圣？性疏未到酒称仙。”以及《陶渊明》、《杜少陵》、《梦李长吉》、《读剑南集》等多篇。

  其二、或追和或效体，以示其渊源，以明其步武。

  追和者如：《奉同三品羽林君追和昌黎春雪诗》、《山行同君明次岑嘉州韵》、《赠学仙者用王绩韵》、《和唐方干韵寄友人》、《题介石翁画竹用大苏题文与可画竹诗韵》、《次陆放翁夏夜韵》等；效体如《效寒山体》、《演雅效山谷体》、《杂诗效剑南体》（七律四首）等。效法杜甫者犹多，如中岛棕隐《落花吟》、古贺谷堂《秋怀八首》、《咏史》、安积艮斋《怀古八首》、小野湖山《镰仓杂感》、万庵原资《怀古》等，皆以七律八首为一组，明显效杜《秋兴八首》之体；又有《春暮杂感效老杜同谷县七歌之体》等。

  其三、或分韵或集字，以炫其巧，以博其趣。

  分韵者多分华诗名句为韵。如西山拙斋《中原子干镇青亭分“烟空云散山依然”得烟字》，他如分“冷露无声湿桂花”、“在山泉水清”、“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绿阴生昼静”等。集字如小野湖山《兰亭集字诗十首》（《诗集日本汉诗》卷十六），首首清雅，甚契兰亭旨趣。如其二云：

昔日稽亭会，

盛哉诸老游。

一时修故事，

万古仰风流。

人品山同峻，

文情竹与幽。

可嗟其所遇，

感慨岂无由。

  他如“春水抱山曲，天风随坐生”、“带风观暮日，当竹坐清阴”、“林外和风足，竹间躁气无”、“幽期托修禊，清兴寄流觞”等，亦皆如自然成文者。

  其四、或沿袭或新变，沿袭以继承，新变以发展。

  兹以乐府诗为例：沿用旧题者，如《少年行》、《有所思》、《姬人怨服散》、《乌子叹》、《燕歌行》、《步出夏门行》、《独漉篇》等多篇；自创乐府新题者，如《公须醉》、《长安月》、《公宴诗》等。

  （二）开放的交流观

  俞樾主张广泛开展中日诗歌友好交流并身体力行之。自古以来日本汉诗人怀着朝宗情结，无不渴望能有与中国诗人交谊之机会。被俞樾推赞为“东国诗人之冠”的广濑旭庄，一日因长崎坊正松春谷的导引，得拜访清朝设于长崎之中国商馆。多年梦寐实现，兴奋之情难抑，有《赠松春谷三首》，其一云：“自幼好文字，常思晤西人。因君观唐馆，夙愿一朝伸。西客自为主，东人却为宾。言语虽不接，肝肺乃相亲。……”其在《观内海有竹所藏宋人海上送别图》诗中又云：“昭代严禁海外游，神州禹土路悠悠。徒羡金乌与玉兔，自由东隅到西陬。”诗人欲到汉诗故乡一游的心情何等迫切。可是，直到晚年，他呓语般的希望——“礼尚往来宜善邻，会见皇华向异域”——终于未能实现。中国方面何尝不是如此？杜甫晚年作于夔州的《壮游》诗有云：“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中日诗人难以交谊的历史留下多少这样的遗恨！俞樾深为祖国文化辉煌域外的成就感到骄傲，也为日本友人飘洋过海恳请选诗的真诚执着所感动，本着自信开放的交流观和亦师亦友的良好心态，尽管年逾花甲，又在病中，他仍慨然应诺并怀着使命感于短短五阅月间完成了这样一部具有中日文化交流里程碑意义的巨编。

  （三）积极的比较观

  俞樾在评价日本汉诗人及其作品时，注重将其与中国诗人及其作品进行比较。如卷十评龟田鹏斋似李白云：

  鹏斋嗜酒喜游览，西攀富岳，东溯铫江，北航佐渡，南轶鸣门，傲然睥睨一世，故其诗豪宕有奇气。律诗不甚协律，然落落自喜，亦庶几青莲学士之一鳞半甲矣。

  卷十四评市河宽斋似白居易、陆游云：

  宽斋官富山教授二十余年，以老致仕，年逾古稀，优游林下，其为诗颇有自得之趣，当时比之香山、剑南，虽似稍过，然亦略近之矣。

  卷二十一评筱崎小竹似东坡云：

  （其诗）喜叠韵，古今体诗有叠至六七者。其才气横溢，善押险韵，颇有东坡先生之风。

  卷十三评赖杏坪似韩愈、黄庭坚、陆游云：

  诗亦极工，全集凡六百余首，可传之作居其大半，尤长于古体，其用险韵、造奇句，竟有神似昌黎者，为东国诗人所仅见；其近体似黄山谷，有生硬之致；而晚年所作，又似陆放翁。有句云：“冷吟未肯入新软，”又有句云：“禽虫皆有天然语，草木本无人造枝。”宜其似黄复似陆也。

  他实际上已经是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了。尽管这种比较还显得过于简单，甚至有时只是一种感觉，但这种比较以二者之间客观存在的源流关系为基础，是实实在在的，是自然而然的。这种比较，从日本汉诗视角看，是溯源；从中国诗歌视角看，则是追踪。国内对古代诗人及其作品之研究，历来有囿于国门之憾，比如杜甫，只论其“残膏剩馥，沾溉后人多矣”，却不知其在域外亦被奉为“诗圣”，沾溉“外人”亦多矣！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若对其域外繁衍史不甚了了，恐亦难称之为完全的研究。俞樾通过《东瀛诗选》的编选，把国内学界的目光引向域外，对于宏扬民族文化，开拓学术新领域，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域外追踪研究，乃至今后的国际汉学比较研究，都有着积极的开拓意义，功不可没。

  （本文原发表于《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