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关师炼（1278-1346），日本临济宗禅僧，京都人，名师炼，号虎关，日本五山文学先驱。10岁受戒，30岁入渡日元僧一山一宁之门，37岁入居白河济北庵，专事著述。虎关对内外典均有广泛教养，著有《聚文韵略》5卷、《元亨释书》30卷、《佛语心论》8卷及诗文集《济北集》20卷等。虎关《济北诗话》（1346）收于其《济北集》中，是日本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诗话，也是五山时期惟一的一部诗话。日本诗话按写作所使用的语言，分为汉文诗话与和文诗话两类，《济北诗话》属于汉文诗话。

  《济北诗话》第六则专论陶渊明，全文如下：

  或问：陶渊明为诗人之宗，实诸？曰：尔。尽善尽美乎？曰：未也。其事若何？曰：诗格万端，陶诗只长冲澹而已，岂尽美哉！盖文辞，施于野旅穷寒者易，敷于官阁富盛者难。元亮者，衰晋之介士也，故其诗清淡朴质，只为长一格也，不可言全才矣。

  又，元亮之行，吾犹有议焉。为彭泽令，才数十日而去，是为傲吏，岂大贤之举乎？何也？东晋之末，朝政颠覆，况僻县乎？其官吏可测矣，元亮宁不先识哉？不受印则已，受则令彭泽民见仁风于已绝，闻德教于久亡，岂不伟乎哉？夫一县清而一郡学焉，一郡学而一国易教焉，何知天下四海不渐于化乎？不思此，而挟其傲狭，区区较人品之崇卑，竞年齿之多寡，俄尔而去，其胸怀可见矣。后世闻道者鲜矣，却以俄去为元亮之高，不充一莞矣。

  若言小县不足为政者，非也。宓子之在单父也，托五弦而致和焉；滕文公之行仁也，

  来陈相于楚矣。七国之时，滕为小国；鲁国之内，单父为僻县。然而大贤之为政也，不言小矣。况孔子为委吏矣，为乘田矣，会计当而已，牛羊遂而已。潜也何不复耶？晋之衰也，为政者易矣，盖渴人易为饮也。我恐元亮善于斯，自一彭泽，推而上于朝者，宁有卯金之篡乎？夫守洁于身者易矣，行和于邦者难矣。潜也，可谓介洁冲朴之士，非大贤矣。

  其诗如其人。先辈之称，于行贵介，于诗贵淡。后学不委，随语而转以为全才也。故我详考行事，合于诗云。

  此则诗话由三部分构成：首先批评渊明之诗非“尽善尽美”，“不可言全才”；其次责备渊明“是为傲吏”、“非大贤”；最后将二者相合，谓“其诗如其人”。全文论陶诗于前，评陶行于后；论诗轻而略，论行重而详，要在立陶渊明为“傲吏”之说。

  虎关立此“傲吏说”，距今已660年，本人囿于视域，多年来除仅见猪口笃志氏于1984年出版的《日本汉文学史》中用一句话否定虎关之“傲吏说”云：“不免有点偏激”，近藤春雄氏于1985年出版的《日本汉文学大事典》[陶渊明与国文学]条目中云：“在镰仓室町时代的五山文学中，虎关曾评渊明为一傲吏”而外，再未闻见有言及者。不过，就二氏之着眼点来看，虎关陶渊明观的重心也确实是在于“傲吏”之说。

  虎关据史立论，正大堂皇，求全责备，凌厉逼人，允之固逆于心，辩之亦颇不易于辞，阅来已近20载，在喉不快，今且试作评析如下。

一 、虎关论陶诗求全责备之偏颇

  虎关对渊明诗歌进行批评时，连用了三问三答的形式。

  一问：“陶渊明为诗人之宗，实诸？”答曰：“尔。”如此应答，只等于简单回答了一声“是的”——承认有此说法而已，其实未置可否。“诗人之宗”一说，最早见于梁代钟嵘对渊明所作评价“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是，钟嵘在“诗人之宗”前，还有一个范畴限定语“隐逸”，钟嵘只是说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并未说渊明是古今所有、全部、一切诗人之宗。钟嵘这一评价，因为比较中肯，所以历来为人们所接受。那么，虎关何以要在设问中去掉人们所熟知的“隐逸”这一重要的范畴限定语呢？从其下文可知，他是在用欲抑先扬的手法为第二问预作铺垫。

  二问：“尽善尽美乎？”答曰：“未也。”尽管历来评家并无渊明诗“尽善尽美”之论，但是，既然在前问中渊明已经被虎关戴上了“诗人之宗”的桂冠，则在此要求其“尽善尽美”，似乎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而“未也”的笼统答对又导引出第三组问答。

  三问：“其事若何？”这是对前面“未也”这个笼统回答的追问。至此，虎关对渊明诗歌的批评终于在经过充分铺垫之后，作为答辞一泻而出。对这段批评文字，有两点须作进一步解读。其一，一般而言，评价某诗人之诗格为“冲澹”，或“清淡朴质”，原系褒誉之辞，并无贬损之义，但是因为已经被虎关置于求全责备的语境之中，前面又加上一个限定词“只”，于是乎“只长冲澹而已”、“只为长一格”，就变成了贬损之评。其二，虎关云：“诗格万端，陶诗只长冲澹而已，岂尽美哉！” 又云：“只为长一格也，不可言全才”。诗格诚然“万端”，但诗至李杜，尚且“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算不得“全才”，做不到“尽善尽美”，更遑论他人！如此道理虎关岂能不知，盖先肇此论，欲渲染出一个渊明之诗非“尽美”非“全才”的求全责备的语境，为下文对“元亮之行”的批评造势耳。

二 、虎关“傲吏说”之失当

  紧接着对陶诗的批评，虎关提出“傲吏说”云：“元亮之行，吾犹有议焉。为彭泽令，才数十日而去，是为傲吏，岂大贤之举乎？”虎关在论述其“傲吏说”时，语气峻急而文脉交紊，经整理大略有三层意思，兹试为辨析如下：

  第一层意思：“衰世为政者易”。虎关云：“晋之衰也，为政者易矣，盖渴人易为饮也”；“东晋之末，朝政颠覆，况僻县乎？其官吏可测矣，元亮宁不先识哉”；“不受印则已，受则令彭泽民见仁风于已绝，闻德教于久亡，岂不伟乎哉？夫一县清而一郡学焉，一郡学而一国易教焉，何知天下四海不渐于化乎”；“我恐元亮善于斯，自一彭泽，推而上于朝者，宁有卯金之篡乎？”

  “衰世为政者易”，是虎关立论的基础。所谓“晋之衰”，在虎关笔下，已是呈现出“仁风已绝”、“德教久亡”、“朝政颠覆”的一派社会乱象，则此所谓“衰世”，实际上已是乱世，或云衰乱之世；所谓“晋之衰也，为政者易”，等于说士最宜出仕于衰乱之世，而此说与中国儒家的出处进退观大相径庭。

  《论语》中记载孔子如是云：

  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泰伯》)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论语·卫灵公》)

  孔子态度很明确，士在出处进退问题上，应注重区别治世与乱世。“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所以，“达”是有原则的。渊明身居东晋末“仁风已绝”、“德教久亡”、“朝政颠覆”的衰乱之世，“达”即是“耻”。我们看渊明受印为彭泽令后，“违己交病”，“怅然慷慨”，痛感“深愧平生之志”，不久即高歌“归去来”，其言其行完全符合儒家出处进退观，符合儒家道德观。

  《孟子·万章章句下》记载孟子如是云：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

  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

  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

  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这里，孟子对“治则进，乱则退”的伯夷，“治亦进，乱亦进”的伊尹，“不羞污君，不辞小官”的柳下惠，“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的孔子进行了对比。可以看出，四者在“治则进”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所不同者在于对乱世的态度：伯夷是“乱则退”，伊尹是“乱亦进”，二者绝然不同。此外，柳下惠的“不羞污君，不辞小官”是无条件的仕，近于伊尹的“乱亦进”；而孔子的“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参考前引《论语》数语，其隐在的潜台词应当是“不可以处则不处，不可以仕则不仕”，也属于有条件的仕，则近于伯夷的“乱则退”。

  在前引文字之后，接云：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

  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

  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

  可知在孟子眼里，尽管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的出处进退观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圣人”，都是“百世之师”。而且，孟子在此还特别举出“治则进，乱则退”的伯夷和“不羞污君，不辞小官”的柳下惠这两位对于乱世采取截然相反态度的代表性人物，指出他们都是“奋乎百世之上”，而令“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的圣人。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那些勇于“乱亦进”、“杀身成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如文天祥《正气歌》中所歌颂的那些以身殉国的历代忠烈之士们,他们得到了人民千秋万世的缅怀与敬仰；而那些“出淤泥而不染”、逃禄归耕坚持“固穷节”的隐者们，也同样得到了人民千秋万世的缅怀与敬仰。

  由“不受印则已，受则……”看来，虎关大约是以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为立论依据的，认为渊明既受印为县令，就是“达”，既已“达”，就应“兼善天下”。孟子此二句虽然集中体现了儒家的积极进取精神，但是，因其只言及士之穷达，而未涉及世之治乱，不仅不能与前引孔子的出处进退观完全吻合，也不能代表孟子完整的出处进退观，所以不能说此二句全面概括了儒家的出处进退观。不过，儒家的出处进退观是辨证统一的，而且是有所发展的，可以说孟子的态度较孔子更为积极，更为包容，更能容许“人各有志”，也更能够适应复杂的客观环境。然而，即使是伊尹的“乱亦进”、柳下惠的“不羞污君，不辞小官”，也只是表示以积极态度入世，丝毫不意味着“衰世为政者易”。

  虎关不仅不理解渊明“固穷节”的无奈与痛苦，抉择与追求，反而以“衰世为政者易”为理由云：“不受印则已，受则令彭泽民见仁风于已绝，闻德教于久亡，岂不伟乎哉？夫一县清而一郡学焉，一郡学而一国易教焉，何知天下四海不渐于化乎”，甚至说：“我恐元亮善于斯，自一彭泽，推而上于朝者，宁有卯金之篡乎”等等，这就是偏激的苛责了。前引猪口笃志氏言及虎关此则诗话时云“不免有点偏激”，看来也颇有同感。

  第二层意思。虎关云：“大贤之为政也，不言小矣”，“若言小县不足为政者，非也。”古有宓子、滕文公、孔子，“潜也何不复耶？”

  所有熟悉渊明生平及其作品的人，都会感到这一指责完全不符合实际。事实是渊明的去职与彭泽县之大小全然无关，与彭泽县令官阶之高低亦全然无关。但是，既然虎关提出了宓子、滕文公、孔子为例，我们还是有必要略作辨析。

  首先，关于宓子。虎关云：“宓子之在单父也，托五弦而致和焉”，“鲁国之内，单父为僻县。”按，宓不齐（前521—？），春秋末鲁国人。字子贱，孔门弟子。孔子曾称赞他：“君子哉若人”（《论语·公冶长》）；《吕氏春秋·察贤》载：“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关于宓子贱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掣肘”。宓子贱以其智慧使鲁君感悟到自己不该派人“掣肘”远赴僻地单父任职的宓子贱，从而给予宓子贱放手施政的机会。宓子贱任僻地而有政绩固然值得称赞，但其所遇到的鲁君至少也是有过则改的明君，陶的处境与之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关于滕文公。虎关云：“滕文公之行仁也，来陈相于楚矣。七国之时，滕为小国”。

  按，《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载滕文公为太子时，“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请益，孟子勉之。及滕定公薨，滕文公即位，行仁政，竟至使“远方之人……愿受一廛而为氓。”问题是滕文公身为一国之君，其国虽小，却根本不存在出处进退问题，与渊明几乎没有可类比之处，此可谓举例失当。

  再次，关于孔子。虎关云：“孔子为委吏矣，为乘田矣，会计当而已，牛羊遂而已。”虎关的依据显然是《孟子·万章章句下》所云：“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即使是卑下的官职，孔子既然担当了，也努力做好。《史记·孔子世家》亦载：“及长，为委吏，料量平；为司职吏，畜蕃息。”虎关在此是以孔子的行为为准则责求渊明，不过，孔子后来对自己少时曾经担任过的卑职也已经视之为“君子不多”的“鄙事”：“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孔子自己既已如此，怎么好再以他为榜样来责求渊明？更不用说渊明的去职本与职卑职高无关。

  第三层意思。虎关云：渊明“挟其傲狭，区区较人品之崇卑，竞年齿之多寡，俄尔而去，其胸怀可见矣”，“为彭泽令，才数十日而去，是为傲吏，岂大贤之举乎？”

  这里，虎关指责渊明不该“竞年齿之多寡”，显系针对史传中“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发，而此“乡里小儿”的含义，虽然不排除包含着年令的因素，但主要是指那种无知识教养、无道德操守的“沐猴而冠”之辈。虎关认为渊明是因为嫌督邮年龄小于自己而不愿“束带见之”，应当说是一种误解。

  其次，虎关指责渊明不该“为彭泽令，才数十日而去”，不该“俄尔而去”。其实，如果是被困于一个“道不偶物”之处，那么，“才数十日而去”，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反而感到何其决绝痛快！中国人正是喜爱和敬慕这样一位爱恶强烈、性格率真的渊明！

  最后，虎关得出结论：“是为傲吏，岂大贤之举乎”。虎关说渊明是“傲吏”，其实并没有说错，关键在于对“傲吏”是褒还是贬。虎关说：“是为傲吏，岂大贤之举乎”，显然是贬；而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傲吏”的态度却恰恰相反。虎关云：“后世闻道者鲜，却以俄去为元亮之高”，所谓“后世闻道者鲜”不妨一笑置之，而“以俄去为元亮之高”却是实实在在的。

三 中国传统的“傲吏”观

  首先，“傲吏”一语，始见于郭璞《游仙诗》第一首：

京华游侠窟，

山林隐遁栖。

朱门何足荣，

未若托蓬莱。

临源挹清波，

陵冈掇丹荑。

灵溪可潜盘，

安事登云梯。

漆园有傲吏，

莱氏有逸妻。

进则保龙见，

退为触藩羝。

高蹈风尘外，

长揖谢夷齐。

  郭璞，字景纯，主要生活于西晋，早于渊明近百年。诗中“傲吏”指庄子，与著名隐士老莱子并提。《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后人将郭璞诗句“漆园有傲吏”，约作“漆园傲吏”，作为庄子的代称。

  在郭璞诗中，“傲吏”一语非但毫无损贬之义，而且是一种歌颂与赞美，后世作为庄子代称的“漆园傲吏”也同样。《南齐书·文学传论》云：“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文选》卷二十一郭璞《游仙诗》李善注云：“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飡霞倒景，饵玉玄都。”《艺概·诗概》云：“刘越石诗定乱扶衰之志，郭景纯诗除残去秽之情，第以‘清刚’‘儁上’目之，殆犹未觇厥蕴。嵇叔夜、郭景纯皆亮节之士……《游仙诗》假栖遯之言，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等，都可为“傲吏”一语作注脚。

  中国历代对于“傲吏”一语的态度，可以从唐诗中窥其一斑。如李白《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云：“安石泛溟渤，独啸长风还。逸韵动海上，高情出人间。灵异可并迹，澹然与世闲。我来五松下，置酒穷跻攀。征古绝遗老，因名五松山。五松何清幽，胜境美沃州。剪竹扫天花，且从傲吏游。龙堂若可憩，吾欲归精修。”是以“傲吏”喻友人常赞府，并寄托自己“澹然与世闲”的情怀；刘禹锡《和令狐相公言怀寄河中杨少尹》诗云：“章句惭非第一流，世间才子昔陪游。吴宫已叹芙蓉死，边月空悲芦管秋。任向洛阳称傲吏，苦教河上领诸侯。石渠甘对图书老，关外杨公安稳不？”《全唐诗》卷360于此诗“任向洛阳称傲吏”句下，有注云：“分司白宾客”，也就是说称挚友乐天为“傲吏”。此外还有“满城怜傲吏，终日赋新诗。请报淮阴客，春帆浪作期”（韦应物《和李二主簿寄淮上綦毋三》）、“胜迹不在远，爱君池馆幽。素怀岩中诺，宛得尘外游。何必到清溪，忽来见沧洲。潜移岷山石，暗引巴江流。树密昼先夜，竹深夏已秋。沙鸟上笔床，溪花彗帘钩。夫子贱簪冕，注心向林丘。落日出公堂，垂纶乘钓舟。赋诗忆楚老，载酒随江鸥。翛然一傲吏，独在西津头”（岑参《过王判官西津所居》）、“可怜真傲吏，尘事到山稀”（岑参《送梁判官归女几旧庐》）、“傲吏身闲笑五侯，西江取竹起高楼。南风不用蒲葵扇，纱帽闲眠对水鸥”（ 李嘉佑《寄王舍人竹楼》）、“抱琴为傲吏，孤棹复南行。几度秋江水，皆添白雪声。 佳期来客梦，幽思缓王程。佐牧无劳问，心和政自平” （钱起《送弹琴李长史往洪州》）、“万重云树下，数亩子平居。野院罗泉石，荆扉背里闾。早冬耕凿暇，弋雁复烹鱼。静扫寒花径，唯邀傲吏车。晚来留客好，小雪下山初”（钱起《东溪杜野人致酒》）、“裴子尘表物，薛侯席上珍。寄书二傲吏，何日同车茵。讵肯使空名，终然羁此身。他年解桎梏，长作海上人。”（独孤及《三月三日自京到华阴于水亭独酌寄裴六薛八》）、“已知成傲吏，复见解朝衣。应向丹阳郭，秋山独掩扉”（郎士元《送元诜还丹阳别业》）等等，以上可知唐诗中“傲吏”一语多用在赠给友人的诗中，将友人喻为“傲吏”以称美其高情逸韵。

  与“傲吏”相类的词语是“征士”，敬称“征君”。征士，不就朝廷征聘之士也；傲吏，任官职而自行离去者也。《后汉书》五三《黄宪传》：“友人劝其仕，宪亦不拒之，暂到京师而还，竟无所就。年四十八终，天下号曰‘征君’”。张观《过衡山赠廖处士》云：“未向漆园为傲吏，定应明代作徵君。”渊明则既是傲吏，亦是征君。称渊明为“征君”、“征士”，最早有江淹《陶征君潜田居》诗、颜延之《陶征士诔》。至唐，有孟浩然《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游》诗云：“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白居易《郊陶潜体诗十六首》其十五云：“吾闻浔阳郡，昔有陶征君。爱酒不爱名，忧醒不忧贫。尝为彭泽令，在官才八旬。愀然忽不乐，挂印著公门。口吟归去来，头戴漉酒巾。人吏留不得，直入故山云。归来五柳下，还以酒养真。人间荣与利，摆落如泥尘”、 崔涂《过陶征君隐居》诗云：“陶令昔居此，弄琴遗世荣。田园三亩绿，轩冕一铢轻。衰柳自无主，白云犹可耕。不随陵谷变，应只有高名”等，字里行间，皆流露出对这位“陶征君”的仰慕。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强烈感受到人们对“傲吏”的敬仰。敬仰什么？《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人们就是敬仰那份蔑视权贵，自重自尊的傲气。这“傲气”，亦即孟子所云之“浩气”，文天祥所云之“正气”。渊明亦可谓善养其傲然之气。所谓傲，傲于君，傲于官长，傲于“乡里小儿”；而决不傲于百姓，不傲于田夫田妇。不仅不傲，还友之爱之：“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五首》其二），甚至呵之护之：“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萧统《陶渊明传》）

四、陶渊明的人生定位及耿介性格与其“是为傲吏”之关系

  渊明之所以能成为“傲吏”，自有民族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原因，本文要探讨的，是渊明自身“固穷节”的人生定位及其耿介傲然的性格特质与其“是为傲吏”之关系。

  首先，关于“固穷节”的人生定位。陶的思想根基是孔孟儒学，前已论过，而儒家的出处进退观并不单一，既有“圣之清者”伯夷的“治则进，乱则退”，亦有“圣之任者”伊尹的“治亦进，乱亦进”。渊明的态度虽然有过痛苦的反复的彷徨与抉择，但更倾向于“治则进，乱则退”的一途，因为其所处之东晋末既为乱世，则其惟有“退”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身处乱世，渊明之志重在“固穷节”，即在贫困中固守节操。在渊明诗文中，常常可以看到其对“固穷节”的追求。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云：“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饮酒诗二十首》其二云：“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其十六云：“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有会而作》云：“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感士不遇赋》云：“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縕袍之为耻？……拥孤襟以卒岁，谢良价于朝市”等，不难看出，在任何情况下，其“固穷”的气节毅然不可动摇。

  坚持“固穷节”的志向与回归田园的愿望是一致的，在渊明心灵深处，隐然有一个魂牵梦绕的归隐情结。从渊明诗赋中频频出现的归鸟意象，可以窥见其归隐情结之一斑：“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和风不洽，翻翮求心……；翼翼归鸟，载翔载飞，虽不远游，见林情依……；翼翼归鸟，循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反旧栖……；翼翼归鸟，戢羽寒条……矰缴奚施，已卷安劳”（《归鸟》）、“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向夕长风起，纷纷飞鸟还。民生鲜长在，矧伊愁苦缠”（《岁暮和张常侍》）、“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二十首》其五）、“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二十首》其七）、“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咏贫士七首》其一）、“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感士不遇赋》）、“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辞》），……。试问古今诗人中，还有谁如此钟情于自喻式归鸟意象的叙写？在这里，诗人已经与那些或倦飞思巢、或久羁樊笼、或惊逃矰缴宏罗的翼翼归鸟们化为一体，正是通过“翻翮求心”，“见林情依”，渴望“复得返自然”的归鸟意象，隐隐暗示出诗人“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言，明白点出“逃禄而归耕”、“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等“固穷节”的人生追求。

  其次，耿介傲然的性格也是其走向“傲吏”的重要原因。渊明对自己的性格是了解的，《劝农》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与子俨等疏》云：“性刚才拙，与物多忤。”《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云：“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耿介傲然的性格，不仅激化他与“乡里小儿”辈的对立，甚至也不能与“规规”者混同：《饮酒二十首》其十三云：“有客常同止，趣舍邈异境。一士长独醉，一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其“兀傲”的必然结果便是“禀气寡所谐”（《饮酒二十首》其九）。不谐的结果便是离开，便是“归去来”：“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颜延之《陶征士诔》[8]1,而又因其“性刚”、“孤介”、“贞刚”、“兀傲”的性格，这个官就弃的淋漓痛快，毫不拖泥带水。不仅辞彭泽令是“俄尔而去”，此前还曾“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沈约《宋书·陶潜传》，甚至在佚名的《莲社高贤传》中也还记载着一件渊明“俄尔而去”的逸事：“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 然而，这些在外人他人看似“俄尔”的草率的举动，其实是建立在长期思索判断基础上的必然的抉择。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关涉到士的出处进退的诗文几近半数，历代文人中，大约只有屈原可以与之相比，在这些“抚卷踌躇”，“染翰慷慨，屡申而不能已”的诗文中，我们可以清楚窥见渊明的愧疚与挣扎，苦思与抉择，……当我们真正刻骨铭心感同身受地体味了他的心理历程的时候，我们懂得了他是一位十分理智而慎重的思考者。

  辛弃疾《最高楼》词云：“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词中，辛弃疾将汉初鲁穆生与渊明并提，并皆奉之为师。表面看，穆生的“抽身去”是因为王“暂忘设醴”这样的“失小礼”，渊明的“俄去”是因为不愿束带见督邮，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但是，穆生“抽身去”的根本原因，诚如穆生所自言：“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汉书·楚元王传》）同样，渊明辞彭泽令的根本原因，亦诚如渊明所自言：“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违己”者，违己“固穷节”之志也。这才是问题的本质。面对“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的东晋末之当世，他已经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了，他此刻已经决意不再“口腹自役”。只是他“犹望一稔”，等到妻子种秔救饥、自己种秫酿酒的愿望稍得实现，到那时再“敛裳宵逝”。至于后来导致他毅然放弃那点儿可怜愿望“俄尔而去”的突发因素，则或如渊明所自言：“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或如史篇所载：“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或二因兼有，但均非根本的决定的原因。就此二因而言，前者恰好是一个脱身的藉口，后者则当是今人所谓之“导火索”。

结 语

  尽管虎关的陶渊明“傲吏说”与中国人的陶渊明观大相径庭，但虎关此说不仅在日本只是偶见的一例，即使在虎关品评中国古代诗人及作品的时见精妙的《济北诗话》里，也只是一个特例。渊明高尚峻洁的人格和自然亲切的诗文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而且早在千余年前就已流传东瀛，深受日本人民喜爱，也曾给予日本汉诗以独特营养。在日本汉诗中，大凡咏菊之作，往往思及渊明，如石川丈山（1583-1672）《修菊思渊明》诗云：“遗爱一篱菊，流芳千载人”；也不乏咏赞渊明诗文及人品的诗作，如摩岛松南(1791-?)《读陶靖节集》诗云：“风流双赤壁，忠诚两出师，君有归去作，一篇以抗之。周子爱莲说，逋仙咏梅诗，君有采菊句，片语不能追。爱菊唯适意，作文不求奇，所以千载下，逸响独自驰”，在与历代名家的相比中，给于渊明诗文以高度评价。国分青崖（1857-1944）《咏史三十六首·陶潜》诗尤为精绝：

板荡山川感慨钟，

拂衣而去欲何从。

英雄韬志田园兴，

天地留名隐逸宗。

霜下琼瑶晨采菊，

风前琴瑟夜听松。

草庐三顾无先主，

寂寞柴桑一卧龙。

  末联深叹渊明之不遇，其意与辛弃疾《贺新郎》词中“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同。

  然而，对于日本汉学者、汉诗人而言，陶潜毕竟是一位外国的诗人，而且首先是一位外国人，因了民族性格、文化底蕴等方面的诸多差异，对渊明其人其诗的体悟，与中国人相比有时终不免有一点儿“隔”。所以虎关偶尔提出陶渊明“傲吏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以青崖此诗而言，作为日本汉诗史上最后的大家的咏陶之作，已经堪称日本咏陶绝笔，但若与辛弃疾下面这首《水龙吟》相比，还是可以看到距离。我不是说作品的艺术水准，一为诗，一为词，艺术方面可以见仁见智，我是说一种文化的认同与心灵的感发。试读辛词：

  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白发西风，折腰五斗，不应堪此。问北窗高卧，东篱自醉，应别有、归来意。 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侪心事，古今长在，高山流水。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甚东山何事，当时也道，为苍生起。

  肺腑相通，英雄相惜，凌云怀抱，扼腕高歌，别是一般滋味。

  （本文原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