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大正九至十一年（1920—1922），池田四郎次郎编辑出版了《日本诗话丛书》（全十卷）（以下简称《丛书》）。《丛书》是日本重要诗话的文本结集，也是日本唯一的诗话总集。本文之研究，即以《丛书》所收诗话为基本考察对象。

  日本汉诗的发展分为四期：源起初盛的王朝时期（646—1192）、缓慢发展的五山时期（1192—1602）、臻于鼎盛的江户时期（1603—1868）、走向衰微的明治以后。日本诗话的兴衰，伴随着日本汉诗的发展历程。

  王朝时期弘法大师空海（774—835）著有《文镜秘府论》。《丛书》卷七《文镜秘府论》[解题]云：

  此书于我邦为诗文话中之最早者。书中论四声、举八病，或论格式，或辨体裁。我邦韵镜之学，实起于此。弘法大师尝答嵯峨帝之问，奏云：“如天（平）子（上）圣（去）哲（入），言言皆协韵。顾当其入唐之时，得名公钜卿传授者。市川（河）宽斋《半江暇笔》曰：“唐人诗论，久无专书，其数虽见于载籍，亦仅如晨星。独我大同中，释空海游学于唐，获崔融《新唐诗格》、王昌龄《诗格》、元竞《髓脑》、皎然《诗议》等书归。后著《文镜秘府论》六卷，唐人之卮言尽在其中。是编一经出世，唐代作者秘奥之发露，殆无所遗。洵有披云雾睹青天之概。实可谓文林之奇籍，学海之秘箓。

  《文镜秘府论》对日本汉诗文及诗话创作影响深远，且因其保存了我国内久已亡佚的古文献而颇受重视，但它毕竟只是一部绍介阐释中国诗文作法的著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狭义的诗话，且又早已传入我国，为学界所熟知，故本文于此绍评从略。

  至五山时期，始产生了日本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著作《济北诗话》。著者虎关师炼（1278—1346），五山时期著名禅僧，名师炼，号虎关。诗文秀拔，被誉为五山文学之祖。著有《济北集》二十卷。《济北诗话》乃其中第十一卷。

  《济北诗话》从创作旨趣到文笔体例，都明显留下受容欧阳修《六一诗话》的痕迹。全文共三十一则（断为多少则，向无定见，予依其文脉，断为三十一则），主要评论我国诗人及其作品，上自孔子、渊明，下迄唐李、杜、王、孟、岑、元、白、韩、韦、李商隐、贾至、李端、卢纶、薛令之，宋苏轼、王安石、林逋、梅尧臣、杨万里、刘克庄、朱淑真等，涉及颇广。还论及了《梵网经》、《起世经》、《广灯》等佛门经典，涉及到《诗人玉屑》、《古今诗话》、《遯斋闲览》、《诚斋诗论》、《苕溪渔隐丛话》等我国早期诗话著作。无庸置疑，这部诗话对于我国古代诗歌及诗话的域外传播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济北诗话》是日本第一部狭义的诗话，也是五山时期唯一的一部诗话。此后直至江户时期宽文七年（1667）日本第二部狭义诗话《史馆茗话》的问世，其间诗话创作至少沉寂了三百二十馀年之久。

  至江户时期，与日本汉诗的蓬勃发展同步，诗话创作也日渐繁盛。此时期著录的诗话有

  [附表三]

  近百部之多，日本有影响的狭义诗话，除《济北诗话》外，全部产生于此时期。

  维新后，日本将目光转向西方，伴随着汉诗的衰落，诗话也走向了衰微。

  日本诗话的发展脉络，大致如上。

  因《丛书》所收诗话文本之排列呈完全无序态，为显示日本诗话发展之轨迹，本文在对《丛书》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进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依出版（或撰成）之时间先后为序，列表如下：（见附表三）

  关于此表，作如下说明：

  其一，《全唐诗逸》系由市河宽斋搜集传入日本而我国已亡佚之诗，得百二十余家之零章残句编纂而成者，并非诗话；《诗史颦》乃市野迷庵读日本南北朝史有感，自作咏史诗15首，而又自为评论者，亦非诗话。《丛书》中，除去此二种及朝鲜《东人诗话》，实收日本诗话59种。

  其二，《诗辙》前三卷与后三卷，虽《丛书》将其分刊于不同卷中,但实系一部诗话。与此相类者，还有《葛原诗话纠谬》前二卷与后二卷，《五山堂诗话》前 二卷与后四卷，《锦天山房诗话》上卷与下卷。此外，《葛原诗话》四卷与《葛原诗话后编》四卷，虽出版有先后，但后编系对前编的补充与正误，内容相贯，也应视作一部诗话。唯《夜航诗话》与《夜航馀话》，一则语种不同，二则所论对象有异——前者唯论汉诗，后者兼论和歌俳句，三则名称有异，四则出版时间相距二十年之久，故视其为两部诗话。

  其三，《诗语考》一卷，《丛书》作为附录收入，但实系独立的诗话著作，故单独列出。

  其四，表中“汉”为汉文诗话，“和”为和文诗话；“A”为狭义诗话，“B”为广义诗话。

  利用此表，先做两项比较分析如下：

  其一，关于和文诗话与汉文诗话。

  《丛书》各卷均收和文诗话、汉文诗话各数种。和文者列前，汉文者居后；和文者据原文照排，汉文者下附和语译文。《丛书》共收汉文诗话三十种，和文诗话二十九种，几乎一比一。以初学者为对象的多用和文。

  其二，关于狭义诗话与广义诗话。

  《丛书》之狭义诗话中，汉文诗话二十三种，占61%，和文诗话十五种，占39%；广义诗话中，汉文诗话七种，占33%，和文诗话十四种，占67%。由此可知当时狭义诗话大都以汉文著成，广义诗话大都以和文著成。江户时期汉文诗话占半数之多，当时必有相当读者，而至大正年间《丛书》编纂时却必须附以和语之译文，此亦日本维新后汉文学衰微之一证也。

  《丛书》于每种诗话前皆加有编辑者用日语所写的[解题]，对于该诗话之著者、版本、体例、特色等均有所介绍。要言不烦，颇资参考。

1972年6月日本凤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丛书》首次复刻本。

二

  日本诗话从内容及功用上可分为诱掖初学之诗话、品评赏鉴之诗话、论述日本汉诗发展史之诗话和诗学论争之诗话等四大类。

1、诱掖初学之诗话

  诱掖初学之诗话按内容可分为汉诗文训读法、声律、诗家语、作诗法、作诗技巧等五类。

  关于汉诗文训读法。

  日本汉诗人几乎皆不谙华音，阅读和创作汉诗文，用的是汉诗文训读法。训读法可以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汉诗文中全部汉字，却读之以日本语音。日本学子要习得这种双向处理和语汉语的语言机制，以负笈拜师为主要途径,而诗话也起了很大作用。例如，初习训读法最难把握的是同训汉字。原田东岳《诗学新论》卷上引荻生徂徕之言曰：“本邦之人不识华音，读书作诗，一唯和训是凭，故其弊也视‘丽’若‘华’”。铃木松江《诗语考》亦曰：“吾邦人常以和训通用汉字引起诗文语误读者不鲜”，并举例以正之。如指出：“请见落花浮涧水”、“请见庭梅已放香”、“忽听琴书出帝州”、“俄听旧时龙迓去” 等句中之“见”，皆应为“看”；“听”，皆应为“闻”等。

  关于声律。

  日本人用训读法读汉诗，平仄声韵已体现不出，但作汉诗时却力求声律无误。可以想见，这也极难。于是指点声律便成为启蒙诗话又一重要内容。铃木松江《唐诗平仄考》云：“唐诗名以律，其严可知也。……诗而不唐则已，苟欲其唐，《律兆》、《诗考》其津梁也，岂可废诸？”广濑淡窗《淡窗诗话》亦云：“邦人不通唐音，故不能知音节之异同，故唯选汉人用法之多且正者以从之。”

  关于诗家语。

  中国之诗家语，即下文中所谓“诗家熟用文字”，对日本汉诗人来说，理解与使用均甚难，启蒙诗话中往往引华诗为例详作解说。皆川淇园《淇园诗话》云：“学诗须先多知诗家熟用文字。当须每字搜集古人用例，以精辨其义，字义已熟，而后广解古人之诗，既得解了，则其目中必已能辨巧拙佳否，诗盖至是始可与商论矣。”释慈周（六如）《葛原诗话》卷二[平欺、平交、平视、平添、平临、平、平填、平翻]条，逐一列举唐宋名家用例后云：“此外，准例可自造，不必一一拾余唾。”末二句耐人寻味：“准例”者，模仿也；“自造”者，新创也。日本汉诗对华诗之受容，此二者缺一不可，不唯诗家语如此。

  关于作诗法。

  讲说作诗法是启蒙诗话之重心所在。如长山樗园《诗格集成》，《丛书》[解题]云：“此书乃就元明清诗话及诸家随笔杂著中有关诗之体格声韵之说而抄录者，又时时录其自说。”又，三浦梅园《诗辙》，《从书》[解题]云：“此书分为大意、诗义、体例、变法、异体、篇法、韵法、句法、字法、杂记十门，每门更置数十项小目以详述。其说极平易，不难了解，且从历代诸家诗话中抄出名说，加以自家之断案，明晰的确，无复余蕴，是我邦诗学书中有数之作。”由此可知，日本关于作诗法的诗话，是以绍介中国有关诗话为主，而又“时时录其自说”，并“加以自家断案”。

  关于作诗技巧。

  此类涉及诗歌品鉴，属狭义诗话。兹举赤泽一堂《诗律》一则以示例：

  一人赍诗来乞笔削，其诗云：“独步桥头支杖留，松低古涧暮山秋。枫林昨夜霜新下，红锦如霞洗碧流”。前二句支杖看松，后二句赏枫，宛如读二首诗，而松意不足，枫亦不尽。试改“松”作“枫”，“枫林”作“林间”，始为合作，四句贯通，赏枫意十分。今人作绝句，第三转句全然转去，不接前二句，每有此病，宜戒已。其人始得诗律，后来间言出佳诗来，遂为一诗人。

  如此者，可谓循循善诱。

2、品评赏鉴之诗话

  品评鉴赏是狭义诗话的基本功能，日本此类诗话可分为品评鉴赏华诗与品评鉴赏日本汉诗两大类，每类又包括诗人评介、诗艺品鉴两方面。此外，有时还对华诗进行训解考证。

（1）品评鉴赏中国诗歌之诗话

  其一、诗人评介

  日本诗话对于华诗人之评介甚多，如虎关师炼《济北诗话》云：

  杨诚斋曰：“李杜之集无牵率之句，而元白有和韵之作。诗至和韵而诗始大坏矣。”……元白有和韵而诗坏者非也。夫人有上才焉，有下才焉。李杜者上才也，李杜若有和韵，其诗又必善矣。李杜世无和韵，故赓和之美恶不见矣。元白下才也，始作和韵，不必和韵而诗坏矣，只其下才之所为也，故其集中虽兴感之作皆不及李杜，何特至赓和责之乎！

  作于五山时期，推尊李杜、贬抑元白，已与王朝时期大异其趣。

  其二、诗艺品鉴

  日本诗话对华诗的品评鉴赏甚多，不乏新见，有时还能指出华诗中不尽人意处，表现出与华诗人相与切磋的参与意识。如津阪东阳《夜航诗话》卷四云：“王驾《社日》绝句，足称绝妙好辞，但‘鹅湖山下’四字，诗中无所干涉，真赘疣矣。且下句有‘鸡豚’字，则‘鹅’字尤宜避地。柳宗元‘破额山前碧玉流’亦是同病。曾谓唐人而有此卤莽乎？然绝无而仅有尔。”此非“他山之石”乎？且骨鲠既吐，又作回护，其意亦善矣。

  其三、训解考证

  日本诗话对华诗亦时有训解考证文字，其中不乏卓见，如《济北诗话》云：

  老杜《别赞上人》诗：“杨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诸注皆非，只希白引《梵网经》注上句“杨枝”，不及下句“豆子”。盖此“豆”非青豆也，澡豆也。“梵网”十八种中一也。盖此二句，褒赞公精头陀。诸氏以青豆解之，可笑。而希白偶引《梵网》至上句，不及下句，诗思精粗可见。由此言之，千家之人，上杜坛者鲜乎！

我国文献尚未见此说，特录以备考。

（2）品评鉴赏日本汉诗之诗话

  其一、诗人评介

  日本诗话很重视对前代或同时代汉诗人的评介，这对于日本汉诗圈内的交流、借鉴、普及和提高意义深远。其评介文字亦时见精彩，如江村北海《日本诗史》卷二，评价号称“五山文学双璧”的绝海中津（1336—1405）、义堂周信（1326—1388）云：

  绝海、义堂，世多并称，以为敌手。余尝读《蕉坚稿》，又读《空华集》，审二禅壁垒，论学殖，则义堂似胜绝海；如诗才，则义堂非绝海敌也。绝海诗，非但古昔中世无敌手也，虽近世诸名家，恐弃甲宵遁。何则？古昔朝绅咏言，非无佳句警联，然疵病杂陈，全篇佳者甚稀。偶有佳作，亦唯我邦之诗耳，较之于华人之诗，殊隔径蹊；虽近时诸名家，以余观之，亦唯我邦之诗，往往难免陋习。如绝海则不然也，（示例略），有工绝者，有秀朗者，优柔静远，瑰奇赡丽，靡所不有。义堂视绝海，骨力有加，而才藻不及，且多禅语，又涉议论，温雅流丽者，集中几无。如绝句，则有佳者，（示例略）。

  其卷三又评江户时期释门二强百拙、万庵之诗云：

  余尝论元和（1615-1623）以后（指江户时期）释门之诗，以百拙对万庵，人无信者。盖其无信者，以诗体玄黄相判也。如其资才，二僧斤两大抵相称，无有轻重；但其志尚相反，轨辙异途耳。盖万庵欲莫以禅害诗，百拙欲莫以诗害禅。故万庵诗诗必诗人之语，百拙诗诗必道人之语。是以万庵诗高华雄丽，百拙诗深艰枯劲，并是假相有意，非其本相也。有时出于其无意者，万庵未必无道人之语，百拙间或有诗人之语。百拙尝作《春雨书怀》七绝七首，其一曰：“梅花落尽李花开，禊事将来细雨来。半幅疏帘人寂寞，前村野水洗苍苔。”

  以上所举绝海、义堂，百拙、万庵，皆一时旗鼓相当之诗僧，而北海于绝海、义堂，别之以学殖诗才，于百拙、万庵，则辨之以志尚，其评皆能鞭辟入里，深中肯綮，竟无一句雷同。

  其二、诗艺品鉴

  日本诗话对日本汉诗佳作评介极多，或一首，或一联，或一句，或一字，品之味之，击节叹赏，这是旨在“资闲谈”的狭义诗话的重要特征。且正如华域一样，许多并不广为人知的诗人与诗作，也是赖此类诗话得以传世。如大洼诗佛《诗圣堂诗话》云：“余常摘近人之句录之，时一出观之，足以慰一日三秋之思矣。”其评市河宽斋云：

  宽斋先生为一代诗匠，与其盟者，如舒亭、梅外、伯美、娱庵辈，皆各成一家。海蠖斋序先生《百绝》云：“江湖诗社得人，於斯为盛。如先生《题东坡游赤壁图》云：‘孤舟月上水云长，崖树秋寒古战场。一自风流属坡老，功名不复画周郎。’可谓绝调。”

  菊池桐孙《五山堂诗话》卷三于此诗亦有评云：

  此作尤脍炙人口。偶读文待诏诗云：“秋清山水夜苍苍，月出波平断岸长。千古高情苏子赋，东风谁更说周郎？”抑何相似之甚？余道文诗虽佳，烹炼之功却不如先生之至也。孰谓今人之不如古人耶？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其旨趣腔口，皆与滥觞于《六一诗话》的华域狭义诗话一无二致。

3、论述日本汉诗发展史之诗话

  虽然有数部诗话论及日本汉诗发展史，但作为专著且影响深远者，则是江村北海的《日本诗史》。它是日本江户时期唯一的一部日本汉诗史著作。此书名为“诗史”，实则熔史论、评鉴为一炉，亦是一部优秀的狭义诗话。《日本诗史》对日本汉诗发展各时期都有极精辟的阐述。其[凡例]有云：“ 古曰：作诗之难，论诗更难。非论诗之难，论而得中正之难。……余不好诡言异说以建门户。是编所论，……人人各逐其体评论，冀无寸木岑楼之差。”今观此书，知其未负初衷。大谷雅夫于《日本诗史·解说》中推赞北海此著为“稳当至极的文学史”（清水茂、揖斐高、大谷雅夫《日本诗史·五山堂诗话》），诚为确论。

4、诗学论争之诗话

  与中国风波代起新变迭兴的历代诗坛相较，对中国诗歌亦步亦趋的日本汉诗坛如影随形，如车履辙，相对而言要平静得多，但是到江户时期却爆发了一场持续六、七十年之久的诗学论争。论争中，各自的主张除了通过师承关系以及在同气相求而建立的各种诗会、诗社中酝酿渲发外，宣说观点与异派交锋则主要通过诗话。

  江户时期是日本汉诗鼎盛期，此时期又可划分为儒者文学的兴起(1603―1708)、古文辞复古派的盛行(1709―1750)、清新宋诗风的勃兴（1751―1803)和日本汉诗的极盛期(1804―1868)等四个阶段。上述诗学论争，主要集中在第二、三阶段。一方打着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旗号，标榜格调，主张高华；另一方则打出“公安派”旗号，反对模拟，标榜性灵。这场论争是日本汉诗发展的必然，也是明代那场旷日持久的诗学论争波传到日本汉诗坛后激荡起的轩然大波。

  应当说，正是通过诗话进行的这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诗学论争，消弭了门派之见，找到了日本汉诗健康发展之路，迎来了日本汉诗百花绚烂的极盛期。

  （本论文原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