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一位外国的古代诗人，白居易对日本文化影响之深远，不仅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都可以说是罕见的一例。

  还在白居易活着的时候，他的诗歌就已经传人了日本这一隔海相望的邻国，并且受到了从君王到臣民的深爱。

  林梅洞《史馆茗话》（《日本诗话丛书》卷一）云；

  嵯峨天皇巧词藻，常与（小）野篁成文字戏。一日幸河阳馆，题一联曰：“闭阁唯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示篁，篁曰：“圣作恰好，但改‘遥’为‘空’乎?”天皇骇然曰：“此句汝知之乎?”对曰：“不知。”天皇曰：“是白居易之吟也。本作‘空’，今以‘遥’字换之耳。抑足下与白居易异域同情乎?可叹可叹！”篁莞尔而退。时《白氏文集》一部初传于本朝，藏在御府，世人未见之。（按，这段文中有“和习”表现，如：“常与野篁成文字戏”，“成”，以其义应为“做”；“但改‘遥’为‘空’乎”，“乎”字亦不妥。）

  日本诗话《作诗质的》中也文字略有出入地记述了这一轶事，而最早记载此事的则是日本十二世纪的《江谈抄》。嵯峨天皇（809—823年在位）所题诗句是自居易《春江》诗颔联。嵯峨天皇有很深的汉文学素养，是平安时代初期卓越的汉诗作者，现今保存于日本《凌云集》、《文华秀丽集》和《经国集》里的汉诗就有百余首之多。作为君王，他对于刚刚传人日本不久的白居易诗歌的笃爱给予臣民的影响之巨大，是不待言的。

  又，日本江户时期汉诗评论家江村北海《日本诗史》卷一云：

世传朝纲梦与唐白乐天论诗，尔后才思益进。盖当时言诗者莫不尸祝元白，犹近时轻俊之徒，开口辄称王元美、李于鳞也。朝纲名重艺苑，所以附会此说也。

  林梅洞《史馆茗话》（《日本诗话丛书》卷一）亦云：

  朝纲爱白乐天文章，慕其为人，一夕梦与乐天遇接语，从此文章日进。

  大江朝纲（886—957）是文章博土，亦一代名诗人。上说虽不无附会之嫌，但确实反映了日本平安时代“白乐天热”的情况。

当时，白居易的文学在日本不仅仅是人们欣赏的对象，而且曾经作为一种典范、一种模式，被广泛地学习、模仿、沿袭过，成为重要的受容对象．

  据近藤春雄著《日本汉文学大事典》统计，在大江维时（888—963）编纂的《千载佳句》里，共收中国诗人（含个别高丽、新罗人）一百四十九家诗1083联，其中白居易诗507首，几乎占了全书的半数。在藤原公任（966—1041）编纂的《和汉朗咏集》中，共收中日汉诗八十家，588联，其中白居易135联，亦居全集之冠。此外，据丸山清子著《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统计，日本平安时代宫廷女官紫式部的名著《源氏物语》中共引用中国文学典藉185处，其中白居易的诗句就占了106处之多。

  诚如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那波道圆在和刻活字版《白氏文集》[后序]中所言：

  诗文之称于后世，不知其数千万家也。至称于当时，则几希矣，况称于外国乎?……夫自宝之如此，人奉之如此，宜哉称于后世、称于外国也矣!在鸡林，则宰相以百金换一篇，所谓传于日本新罗诸国。呜呼，菅右相（管原道真，845—903）者，国朝文章之冠冕也。渤海客睹其诗，谓似乐天，自书为荣。岂复右相独然而已矣哉?昔者国纲之盛也，故世不乏人，学非不粹，大凡秉笔之士，皆以此为口实，至若倭歌、俗谣、小史、杂记，暨妇人小子之书，无往而不沾溉斯集中之残膏剩馥，专其美于国朝，何其盛哉！

  日本平安时代以来，白居易诗文对于日本文学的巨大影响，使他在日本文学发展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今天，对于这样一位诗人进行研究，应该是中日两国研究者的共同使命。

二

  对白居易诗文的绍介、欣赏和学习，在日本，如前所述，是从自居易生前就开始了。

  宋代，中国产生了狭义“诗话”这种文学批评的形式并迅速繁盛起来。后来，日本受容了这种形式，用以品评中国古诗和日本汉诗。

  日本诗话也是曾经很繁盛过的，仅大正九年至十一年（1920—1922）日本文会堂书店出版发行的《日本诗话丛书》（全十卷）中，就收入了日本诗话59种．其中用汉文写的30种，用日文写的29种。（关于《日本诗话丛书》所收载诗话部数的统计，因标准不同而有异。请参看拙论《日本诗话的文本结集与分类》）正象中国自宋迄清的诗话一样，日本的许多诗话也时常论及白居易，并对其诗歌进行各种各样的评价。通过这些品评文字，不难发现，平安时期以后，白居易在日本文学中已从高踞于其他诗人之上的位置降下来了。神圣的光环消失了，正像在中国历来的诗话中那样，可以爱者褒、厌者贬，见仁见智，对白居易的品评趋于多样化。这实在是认识上的一个进步。

  但是，不妨说，在日本诸诗话中对于白居易的品评是少有创见的。一般说来，往往是对中国诗话有关论点的引述，或者，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对中国诗话中的某些评论的再评论而巳。我这样说，并没有否定或轻视日本诗话的意思，相反，我认为日本诗话是一份极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诗歌和诗话在异国的投影，其中不乏创新与卓见，特别是如《日本诗史》、《夜航诗话》等诗话著作，对于日本汉诗的品评鉴赏，对于中日汉诗交流与影响史况的论述与评价等，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即使像上面所说的“引述”与“再评论”，也是文化交流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值得重视和研究的现象。

三

  在日本，关于白居易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与整个社会人文研究同步，是从明治以后才开始的。

  日本战后编辑的《中国文学研究文献要览》（二十世纪文献要览大系之九，石川梅次郎监修，吉田诚夫、高野由纪夫、樱田芳树编集，1979年日外アソシエ-ツ株式会社发行，纪伊国屋书店发卖）序文云：

  在我国，关于中国，所进行的正规的本格化的研究，是从进入近世之后才开始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四书为研完对象，是继承了宋代朱子以来的传统。显然，这是与日本近世的政治体制有关的。其研究之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解释自己所属时代的“世界”，另一方面是为了对这一“世界秩序”赋以更确切的新义。中国的“圣典”，一直是作为装满了各种思想的容器而存在的。这容器既然是作为一个绝对的东西占据了人们的头脑，那么，这容器的容量自然也是有限的了。即使像荻生徂徕那样，在解释古典时注重事物（包括语言）本身所含有的意味，也难以摆脱“圣人之道”的束缚。

  从那样的“圣典”中解放出来，是自明治以来西欧近代科学被导入之后开始的。明治、大正以来研究中国学的学者们所追求的目标，其方法论与过去不同且不论，首先他们那些贯穿了现代人的思索的文献，是以科学的认识方法为基础的研究。这就是从学习所谓圣人之道的“汉学”，向作为近代学问的“中国学”的演变，表现了对于现实具体事物的关注和重视。而其必然的结果，是显著地扩大了研究的领城，并产生了优秀的成果。正是站在前人所开拓的基础之上，战后的研究飞速发展起来了。

  在日本，白居易研究的变化与发展，与上述从旧的“汉学”到新的“中国学”的变化与发展是相一致的。战后，日本的白居易研究揭开了全新的一页。

四

  在上述《中国文学研究文献要览》里，1945年8月—1977年12月，有关唐代著名诗人的文献（专著及论文）数目依次如下：

杜 甫  241    白居易  209

 李 白  106    李  贺   70

 王 维   46    柳宗元   41

 韩 愈   41    李商隐   19

 元 稹   16    刘禹锡   14

 寒 山   14    杜  牧   12

 王昌龄 8    岑  参    8

 陈子昂 7    孟  郊    5

 温庭筠 4    骆宾王    3

 皮日休 3    王  勃    2

 高 适    2    韦应物    2

 顾 况    2    张  籍    2

 王 建    2    贾  岛    2

  白居易研究文献的数目仅略少于杜甫，而几乎二倍于李白，其他诗人更不待言。由此可见战后白居易研究在日本唐诗研究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此外，日本其间发表过白居易研究专著及论文的研究者近二百人之多，阵容也相当可观。

  日本的白居易研究者，各以其不同的特点，在研究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堤留吉作为日本战后白居易研究的早期开拓者之一，注重研究白居易的讽谕诗和文学理论；太田次男对于白诗版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同时注重白诗受容的考察；神鹰德治对版本的研究则侧重于《新乐府》和《策林》；近藤春雄对于《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卓有成就；平野显照和筱原寿雄都注重研究白居易及其作品与佛教的关系；金子彦二郎注重比较研究；武部利男侧重翻译介绍白居易的讽谕诗；埋田重夫重在研究自居易作品的语言特色；宇都宫睦男重在研究白居易文集的训点；布目潮渢和大野仁则对白居易《百道判》有独到的研究等等。

  在白居易研究中，花房英树和平冈武夫二位先生以其多年孜孜不倦的努力和卓异的成就，成为日本白居易研究最有影响的学者。平冈武夫对白居易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中关于《白氏文集》的成立及版本的研究以及关于白居易家世及生平的研究等尤为突出；花房英树不仅发表了许多论文，而且出版了《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和《白居易研究》，这两部专著堪称为日本白居易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最后，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前书中的《综合作品表》和后书中的《白氏文集作品索引》（示例见附表一、二），在诗文检索和执笔行文上都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方便，早巳成为日本白居易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

  [附表一]

  [附表二]

五

  《日本白居易研究论文选》共选译了八篇论文。

  平冈武夫的论文《白居易和他的妻子》原发表于1964年10月京都大学《东方学报》第36期上。这篇论文既从社会生活的广阔视角，又从家庭生活的细微视角，交织地对白居易和其妻子的爱情婚姻生活，作了系统的考察说明。家庭生活是人生中一个重要方面，一个比较内在的方面，舍此，则难以完整认识被研究者。这篇论文，语言老健而平易亲切，如叙谈故友家世，而思路开阔敏捷，时有新见，如对《长恨歌》创作动机的推测等。作者较此论文发表早七个月的另一篇论文《关于白居易的家庭环境问题》，可以视作本文的姊妹篇。

  花房英树的论文《白俗论考》，原发表于1969年11月《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第2l期，后来，作者将其收入了由世界思想社1971年3月31日初版发行的专著《白居易研究》第五章：“白居易评论——以‘白俗论’为中心”，在收入时，增补了现代评论部分。囿于篇幅，本书所收仍为原论文。这篇论文资料翔实，行文缜密，持论公正，将苏轼之后近千年来（若从李肇、杜牧始则已逾千年）这桩文坛公案作了一个近情切理的小结。

  布目潮渢的论文《白乐天的官吏生活——江州司马时代》，原发表于1960年立命馆大学人文学会编辑出版的《桥本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学论集》。布目先生在这篇论文中主张：“应当利用大量的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唐人传记的史料”，这篇论文本身，就是这一主张的成功实施。布目先生历史知识渊富，行文谨严，擅长考论，使这篇论文别开生面，独具一格。

  篠原寿雄的论文《白居易的文学和佛教》，原发表于1964年汉魏文化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内野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学论集》。篠原先生佛学造诣很探，有许多有关佛学的论著。关于白居易与佛教关系的论文，除此文外，还有《唐代禅思想和白居易》、《唐代文人信仰的一种类型——白居易的情况》等，可以参看。我国多年来，在白居易研究中，对于佛教问题常常回避不谈，或仅概言之“有消极影响”，而白居易生平及作品，实在与佛教思想关系很大。今选译介绍此论文，意亦在引起研究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兴趣。

  松浦友久的论文《试论中国诗歌的讽谕性——以<白氏文集>和<菅家文草>为例》，原发表于川口久雄编《古典的变容和新生》一书，后来收入了他自己的《中国诗歌原论》。《菅家文草》和《菅家后集》的作者菅原道真（845—903），是日本平安前期著名廷臣、学者和诗人，人称“菅公”、“菅丞相”，至今在日本被作为学问之神供奉祭祀着。菅原道真对于他两岁那年去世的中国大诗人白居易，是深爱而敬仰的，正如那波道圆所言：“菅右相者，国朝文章之冠冕也。渤海客睹其诗，谓似乐天，自书为荣”。可是，在菅原道真受白居易讽谕诗影响而写的《寒早十首》等诗中，却完全没有政治批评的言词。“在那对于‘白氏’和‘白诗’完全倾倒的时代，人物和作品会出现差异，我想，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耐人寻思的问题”。松浦先生为探讨这一问题而写了这篇论文。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牵涉到自古迄今中日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特质差异现象，应当引起中日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前川幸雄的论文《智慧的技巧的文学——关于元白唱和诗的诸种形式》，我曾翻译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i986年第4期，后全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7年第1期。这篇论文融评论、赏析、注释、考据为一炉，这也是日本汉学研究一部分论文的特点之一。这大约是考虑到了读者群的问题，因为对于日本读者，这些研究对象毕竟是“外国文学”，而且是外国的古典文学。前川先生这篇文章将元白唱和诗的形式归为五类，又按四种押韵方式，进行了细针密线的研究，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元白全部的120余组唱和诗并进而了解唱和诗这一特殊的诗歌形式。

  川合康三的论文《关于<长恨歌>》，原收载在金谷治编辑1983年创文社刊行的《对于中国人间性的探究》一书中。关于《长恨歌》，自古迄今，中日两方评论可谓多矣，而川合先生却能另辟蹊径，从诗歌层次结构的诸多对比中，探寻出诗歌内在的逻辑关系，使人有一新耳目之感。

  泽崎久和的论文《关于白居易诗中的“自问”》，从一个看似偶然的不被人注意的词语人手，深入追寻，一直探索到白诗的表现特点、白居易的性格特征等带有普遍规律性的问题。大量而精微的数量统计有很强的说服力，表现了严谨求实的态度。注重数量分析，也是日本当代论文的显著特点之一。

  数十年来，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日本的白居易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日本白居易研究论文选》选评的八篇论文，当然不能反映出这一进展的全貌，但毕竟是又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口。我希望，通过这一窗口，能够增进国内对于日本唐诗研究，特别是白居易研究的了解。

  （本文原为拙译著《日本白居易研究论文选》[三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