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卷二百一云：“唐兴，诗人……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其实杜甫之沾丐后人，又何止我中华。

  千馀年来，杜诗影响了日本汉诗，日本汉诗受容了杜诗，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事实，有大量文献资料可征。本文通过对杜甫与日本汉诗关系之探讨，以期拓宽杜甫研究之视野，并从而引起人们对于我国古典诗歌域外影响研究之兴趣。

一、杜诗受容之进程

  日本学问僧圆仁(794—864)，于公元838年(日本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当唐文宗大和九年)随第十七批遣唐大使藤原常嗣等入唐，于公元847年(承和十四年，当唐宣宗大中元年)归国。在其《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中著录有《杜员外集》二卷。

  按，杜甫于代宗广德二年(764)经严武表奏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后遂有“工部”、“员外”之称。或因“员外”之称过于宽泛之故吧，后来人称其为“杜工部”者多，而“杜员外”之称颇为罕见。

  《全唐诗》卷二百六十一，有韦迢《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诗云：

江畔长沙驿，

相逢缆客船。

大名诗独步，

小郡海西偏。

地湿愁飞鹏，

天炎畏跕鸢。

去留俱失意，

把臂共潸然。

  又有《早发湘潭寄杜员外院长》诗云：

北风昨夜雨，

江上早来凉。

楚岫丰峰翠，

湘潭一叶黄。

故人湖外客，

白首尚为郎。

相忆无南雁，

何时有报章？

  《全唐诗》附其《小传》云：“韦迢，京兆人。为都官郎，历岭南节度行军司马，卒赠同州刺史。与杜甫友善。其出牧韶州，甫有诗送之。”

  又，《全唐诗》同卷，还有郭受《寄杜员外》诗云：

新诗海内流传久，

旧德朝中属望劳。

郡邑地卑饶雾雨，

江湖天阔足风涛。

松花酒熟傍看醉，

莲叶舟轻自学操。

春兴不知凡几首，

衡阳纸价顿能高。

  《全唐诗》附其《小传》云：“郭受，大历间人。杜甫有酬郭十五判官诗，盖受曾为衡阳判官。”

  杜甫与韦迢、郭受相赠答之诗，作于其晚岁漂泊潭州、衡州的大历四、五年间。后人称杜甫为“杜员外”者，还有明王世贞之《杜员外述贬》等。

  虽然杜诗早在王朝时期中期就已传入日本，且比《文德实录》中所记载的承和五年(838)藤原岳守在检阅唐商货物时偶而发现以献的《元白诗笔》传入日本的正式记载只晚了九年，但是直到王朝时期结束，在漫漫三个半世纪中，盛行于日本汉诗坛的一直是“白乐天风”，杜诗并未引起什么值得称说的影响。例如，在大江维时(888—963)编定的《千载佳句》(929)中，收白居易佳句507联，居首位，而收杜甫仅6联，与罗虬、金立之并列第20位。

  王朝前期，日本汉诗主要是学习和模仿六朝及初唐诗，白诗传入后，上自天皇，下至臣僚，如获至宝，趋之若鹜。推察其原因，大致有三：白诗语言浅切明白，易于理解和模仿，此其一。日本文学对政治始终态度淡漠，白诗虽有《新乐府》、《秦中吟》等讽谕之作，但在其近3000首诗中不过百余篇，而感伤及闲适之作极多，特别是晚岁居洛的十八年间，尤多富贵闲雅之诗，宜其受王朝诗人所偏爱，此其二。日本虽为岛国，但山青水秀、四季鲜明，日本人陶醉于自然之美，乐天诗多以近体写山水，尤多秀句，宜为其爱；而杜甫之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则很难唤起皇室贵族朝廷大臣们的共鸣，此其三。

  到了五山时期，已有杜甫诗集刊行，杜甫的影响逐渐扩大了。但是当时的诗僧们主要是接受宋、元诗歌的影响，对于杜诗的受容，还主要停留在诗语沿袭的阶段。今以被称为“五山文学双璧”的义堂周信(1325—1388)和绝海中津(1336—1405)为例。义堂周信《遣闷》诗云：“睡起西窗吟抚几，人间得丧付鸡虫。”“鸡虫”一语，出自杜甫《缚鸡行》：“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绝海中津《和沾童韵》诗云：“老怀懒了案头卷，爱尔摊书解满床”。其下句出自杜甫《又示宗武》诗：“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这样的例子较多。

  五山诗卷中也有稍近沉郁顿挫者，如义堂周信《乱后遣兴》（入矢义高《五山文学集》，第230页）云：

海边高阁倚天风，

明灭楼台蜃气红。

草木凄凉兵火后，

山河仿佛战图中。

兴亡有数从来事，

风月无情自满空。

聊藉诗篇寄凄侧，

沙场战骨化为虫。

  只是这样的诗极少。

  日本汉诗对于杜诗的全面的本格的受容，可以说是进入江户时期之后才开始的。正如江户初期诗人伊藤东涯(1670—1736)《杜律诗话序》（《绍述先生文集》卷三）所云：

  本朝延天以还，荐绅言诗者多模白傅，户诵人习，尸而祝之。降及建元之后，丛林之徒，兄玉堂而弟豫章，治之殆如治经，解注之繁，几充栋宇。今也承平百年，文运丕阐，杜诗始盛于世矣。呜呼，白之稳实，苏之富赡，黄之奇巧，要亦非可废者也，然较之杜则偏霸手段，不可谓之集大成矣。

  “延天以还”，指醍醐天皇延喜(901—923)、朱雀天皇天历(947—957)以来，即王朝时期中期之后，“建元之后”，指土御门天皇建仁(120l—1204)、元久(1204—1206)以来，即五山时期。这段话很有代表性。东涯还有《读杜工部诗》（《绍述先生文集》卷二十三）云：

一篇诗史笔，

今古浣花翁。

剩馥沾来者，

妙词夺化工。

慷慨忧国泪，

烂醉古狂风。

千古草堂在，

蜀山万点中。

  高度评价，一往情深，可以与上段议论文字相表里。

  此外，再如被清代著名学者俞樾盛赞为“东国诗人之冠”的广濑旭庄，有《论诗》（《梅墩诗钞初编》卷二）诗有云：

盛唐又一变，

子美与青莲。

包蓄无不有，

纵横杂泓浑。

春风吹花雨，

香气重乾坤。

明月照万水，

无处不团圆。

高腾鹏翼上，

幽窜龙宫边。

炳焉麟凤出，

勃如蛟龙蟠。

健儿笑斫阵，

老将俨倚鞍。

正者庙中尸，

奇者壶底仙。

万古论诗者，

从此归开天。

  在江户时期的二百六十馀年间，日本汉诗坛上虽然出现过鼓吹明前后七子的蘐园古文辞复古派的盛行，又出现过清新宋诗风的勃兴，流派之争，此伏彼起，但无论哪一个派别，都对李白杜甫极其敬重。

  囿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具体分析李白的情况，但从数百部诗集、数十部诗话中，可以感知李白杜甫虽然经常被并提，而且日本汉诗人也未曾有过比较李杜优劣的意思，但无论从诗话中还是从诗的创作来看，杜甫所给予日本汉诗的影响都远较李白为大。

  杜甫在日本江户时期受到尊奉，由如下事例可以看出。

  其一，所谓“诗圣堂”。与市河宽斋、柏木如亭、菊池五山并称为“江户(今东京)四诗家”的大洼行，字天民，号诗佛。文化三年(1806)，他于神田建“诗圣堂”，供杜甫像以祀之。而其诗集名为《诗圣堂诗集》，其诗话名为《诗圣堂诗话》。市河宽斋为其作《诗圣堂诗集序》云：

  《诗圣堂集》刻成。诗圣者何？杜少陵也。……诗圣堂者，吾天民所筑于玉池之草堂也。天民少小嗜吟咏，……其归而卜居今地也，堂安少陵像以诗圣为称，见所尊尚也。又号诗佛，盖取法张南湖“老杜诗中佛”之语也。

  清俞樾《东瀛诗选》亦云：“天民以诗佛自号，而以诗圣名堂，盖欲以一瓣香奉少陵也。”

  其二，所谓“浣花遨头辰祭杜”。江户时期著名诗僧大典禅师，年年于四月十九日“浣花遨头辰”祭杜赋诗。按，陆游《老学庵笔记》云：“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检大典《北禅诗草》，有十一年间之此日所作祭诗达13首之多，拳拳之心，可谓诚矣！其《四月十九日浣花遨头辰也顷余讲杜诗适当斯日社中诸子具厨膳见馈因赋》诗云：“空使形容忧国尽(自注：杜诗：“江上形容吾独老”)，至今词赋感人长。”《遨头日祭少陵》诗云：“万里传文遗业在，千秋忧世片心孤。”《丙辰四月十九日携诸子泛舟隅田河淹留石滨之亭作遨头宴分韵东》诗云：“草堂千古恋遗风，何隔佳期日本东。”明白地表示了对杜甫精神的理解和对杜甫遗风之景仰。

  江户以后，杜甫始终在日本汉诗坛保持着最受尊崇的地位。

森大来评《黄石斋集》有云（《黄石斋集》卷六附[诸家评]）：

昔韩昌黎以险奇学杜，白香山以平易学杜，李玉溪以宏丽，黄山谷以苦涩，而于少陵各得其一端，若是乎杜诗之大如江河，万古滔滔不废也。

又国分青崖(1857—1944)《咏史三十六首·杜甫》（《青崖诗存》卷十九）诗云：

诗到浣花谁与衡?

波澜变化笔纵横。

读书字字多来历，

忧国言言发性情。

上接深雄秦汉魏，

下开浩瀚宋元明。

灵光精采留天地，

万古骚人集大成。

  以上，按日本汉诗发展的四个时期为序，探索了其受容杜诗的进程。江户时期是日本汉诗全盛期，而日本汉诗对于杜诗的本格受容正是从江户早期开始。正如对白居易诗的受容促成了平安时代日本汉诗的初期灿烂一样，江户时期日本汉诗之全盛，与其对于杜诗的整体的多层面的受容，也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

二、杜诗受容之层面

日本汉诗对于杜诗的受容，是在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三个层面上进行的，这三个层面依次为诗语、诗形、诗魂。

（一）诗语的受容。

  诗语的受容，如石川丈山(1583—1672)《雨晴》诗云：“云山荡望眼，风月入吟髭”，是蹈袭了杜甫《望岳》诗之颈联：“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高野兰亭(1704—1757)《雪中怀越君瑞风月馆》诗云：“弦中高调好谁识”，是模仿了杜甫《宿府》诗中“中天月色好谁看”的特殊句式；伊藤东涯《失鹤》诗（《绍述先生文集》卷二十二）云：

应厌樊笼困，

高风纵羽仪。

清冥空有路，

华表竟无期。

狼藉啄馀粒，

扶疏栖老枝。

凭谁输别恨，

松月落琴徽。

  “狼藉啄馀粒，扶疏栖老枝”二句，显系由杜甫《秋兴八首》中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化出，而有裁削，有添意，用以表达诗人失去爱鹤后的感伤情怀，却也恰到好处。又，加藤善庵《柳桥诗话》云：“福田和，号恕庵，才气晬然，发眉宇间，诗亦超逸。《墨水》一联云：‘归鸟背斜日，落花带晚钟’。此‘带’字，自少陵‘春星带草堂’得来。”如此例子甚多。

  诗语的沿袭，在我国诗坛上也有许多人所共知的例子，可以说这是接受和借鉴前代文学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这里尤其应当说明的是，对于日本汉诗人来说，诗语的沿袭更有其独特的意义：因为汉诗在日本毕竟是属于舶来文化，虽然日本文化受容了大量汉字，但读音变化很大，日本人受容汉诗的时候，创造了一种称为“训读”的方法，保留了大量汉字，而按日本语法调整了词序，使其成为介于中国古诗原文与日本口语文之间的一种形态。例如杜甫《绝句》一诗，日本训读文为：

りょここうりすいりゅうな

两个の黄鹂翠柳に鸣く

いっこうはくろせいてんのぼ

一行の白鹭青天に上る

まどふくせいれいせんしゅうゆき

窗 には含む西岭千秋の雪

もんはくとうご ばんりふね

门 には泊す东吴万里の船

  若用中国语读这首原诗，连日本汉诗人也听不懂；若日本汉诗人按这样的训读文来读唐诗，则中国人也听不懂。但是由于训读文尽量地保留了汉字，所以日本人可以通过这些汉字玩味诗意。这样的训读文即使在汉语早已衰微的今天的日本，稍有汉文素养的人亦可看得明白。由此可知汉字这一载体的重要性，可知由汉字构成的诗语这些板块结构的重要性。日本汉诗人须得默记许多诗在心里，默记许多诗语及其用法在心里，融会贯通，熟而生巧，才能运用自如，跨越训读方式而直接用汉字写出来。所以，诗语的沿袭对于日本汉诗人来说因有着学习认识诗语的特殊意义而更难以完全避免了。

（二）诗形的受容。

  森春涛(1819—1889)有《八月十四日大风用老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韵》（《春涛诗钞》卷二）诗云：

东妇狂走西儿号，

仰面屋上无完茅。

谁也把人置荒郊！

雨挟飞箭鸣林梢，

巨木僵在堂之坳。

大风之来虽尔拒无力，

宜如塞户防外贼。

邻人缚臼系之栋，

屋遂不坏谋亦得，

屋坏屋完两叹息，

田无立禾惨暮色，

相见冻馁面黧黑。

造化铸人牢如铁，

一饭不供肠亦裂。

譬之孤城受敌围，

外援不来粮道绝。

不因赈恤无以存，

此心富儿看不彻。

陋矣寒村荒落间，

残尊有酒聊且开吾颜，

此骨久分埋青山！

呜呼! 浣花居士当日既无屋，

幕天一醉得似刘伶足!

  追和原韵，唯求形似，而无老杜襟抱。

  此外，如薮孤山(1735—1802)《追和杜子美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仍次其韵八首》、大沼枕山（1818-1891）《梅雨追次老杜韵》等，皆追求形式的相似，虽不无秀句佳联，但终觉找不回杜诗原作的真味。

㈠诗魂的受容。

  杜甫诗歌的灵魂是忧国忧民，受容杜诗，最重要的是受容杜诗的这种精神。

  中村敬宇（1832—1891）《读杜诗》（《敬宇诗集》卷一）云：

雨脚如麻未断绝，

挑灯独读少陵集。

傍人见我怪何事，

一吟一诵一垂泣。

此老胸中万卷庋，

自许稷契岂夸欺？

胡尘滚滚白日暗，

蜀道漂泊苦寒饥。

一饭未曾忘君恩，

穷年戚戚忧元黎。

满腔忠愤无所泄，

往往淋漓见乎辞。

岂唯诗史征后代，

风教直补三百遗。

唐家宰相唯奉身，

痛痒谁能及下民。

独怪退之山斗望，

亦赋二鸟羡荣光。

何以此老几饿死，

宗社民生念不已。

吁嗟乎才大难为用，

空留诗名到千载！

  此诗极动乎情，而这份深情来自于对杜甫精神的理解和共鸣。又有《题杜文贞公像》（《敬宇诗集》卷一）诗云：

文章随世运，

衰旺互推迁，

六代竟轻薄，

各家宗丽妍。

风云模徒巧，

敦厚义谁宣？

唐室定纷乱，

苍生免倒悬。

仁风被黎庶，

骚士属陶甄。

燕许扫浮靡，

崔陈居后先。

声音从此正，

气象未无偏。

维实杜公出，

始观诗道全。

淋漓写忠恳，

阔大包坤乾。

云际神龙跃，

霄间威风骞。

李韩希后驾，

沈宋敢比肩?

北斗拱群宿，

东瀛朝百川。

缅寻艰历迹，

正遇荡离年。

困顿兖青地，

呻吟秦蜀天。

戈矛森宇宙，

愤切溢词篇。

稷契比非夸，

饥寒志益坚。

常忧兆民苦，

那顾一身邅。

万古俱宗奉，

九经堪并传。

清标肃遗像，

感涕迸流泉。

千载魂如作，

小儒甘执鞭。

  从杜诗在中国诗史上的重要地位入手，写到杜甫一生的困顿和以诗达志的精神，给予了极高评价。末二句云：若杜甫英灵到此地巡行，他情愿执鞭驾马，为之前驱。一片敬爱之心，发自肺腑。日本汉诗人对杜诗精神的理解和对杜甫的仰慕之情，在这首诗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藤森弘庵(1799—1862)《岁晚杂感》（《春雨楼诗钞》卷一）诗云：

奔乌不可系，

飘忽岁云阑。

三日风用壮，

万物自悲酸。

天地吁老矣，

阳和为功难。

王母瑶池宴，

那知天下寒。

暖响随歌扇，

瑞烟焚椒兰。

云锦蒙玉质，

修蛾争新欢。

玳瑁丽宝障，

凤胎荐银盘。

醉乡长日月，

金穴雨露溥。

豪华传贵胄，

流风延市闤。

垣墉与阶砌，

缘饰裂绮纨。

劳劳机上女，

短褐常不完。

贪酷夸吏能，

追剥及惸鳏。

以充其所欲，

长官为破颜。

皋夔盈廊庙，

岂不怀民瘝?

谋谟不敢施，

束手立鹭班。

况闻夷虏丑，

出没沧波间。

威胁又利诱，

时来逞凶奸。

海路苟梗塞，

百万粒食难。

清氏有覆辙，

岂得付等闲?

天门如天远，

无由叩九关。

书生例迂拙，

感慨万虑攒。

生忧无益世，

死愧同草菅。

寒灯吊孤影，

中宵泪不干。

忍饥呵龟冻，

草策手屡删。

敢忘填沟壑，

唯欲瀝心肝。

妻孥苦相谏：

君何不自宽！

构厦足良材，

草莽岂可干?

一朝触宪网，

何唯取谤讪?

狥外而忘己，

兼爱实异端。

平生排墨翟，

今翻扬其澜！

听言发深省，

搔首自长叹。

东方既渐白，

排窗望云峦。

  其友人小野湖山(1814—1910)有眉评曰：“忧国忧民，一齐皆到。其人其诗，俱老杜风格。”斋藤拙堂(1797—1865)亦云：“慷慨之论，凿凿入骨。”二人所评极是。

  1853年，美舰抵日，威迫日本开放通商口岸，提出无理要求，而日本政府态度怯懦。当其时，藤森弘庵激于义愤，著《海防论》二卷及《刍言》六卷进呈水户侯，为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所憎，被逐出江户(今东京)。此诗作于草拟《海防论》之时，不唯言语颇似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及《北征》诸篇，且忧国之情忧民之心亦近之。

  日本文学一般很少干预政治，其汉诗虽因受中国古典诗歌

“诗言志”、“兴观群怨”等文学传统影响，题材内容较和歌之以咏唱自然与爱情为主，有所扩展充实，但仍多为歌风吟月、送友迎朋、思亲怀乡、咏物寄情、山水田园之作，至若讽刺讽谕、抨击时政、忧国忧民之诗，不过凤毛麟角而已。但是，到江户末、明治初，由于日本频频受到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叩击侵扰，又看到了清政府软弱无能的惨痛教训，加之国内阶级矛盾加剧，百姓日益陷于贫困，这时，汉诗传统的爱国精神被激发出来，杜诗忧国忧民之诗魂才更多地被日本汉诗所受容。

菅茶山(1748—1827)《流民图三首》（《黄叶夕阳村舍诗后编》卷一）、小野湖山（1814—1910）《观穷民图卷有感每图系以一诗》组诗（《湖山楼十种·郑绘馀意》），皆有杜甫“三吏三别”影子。后者各诗依次为：《第一图：霖后田畴渺如大海》、《第二图：麦实化为蝶》、《第三图：苦旱祷雨》、《第四图：大风伤禾稼》、《第五图：驱蝗》、《第六图：洪水暴涨》、《第七图：流民乞食》、《第八图：掘草根剥树皮》、《第九图：盗贼成群》、《第十图：饿者相夺为食》，仅诗题就浸满血泪，怵目惊心。组诗后有清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评语：“直逼老杜”。

  山根立庵(1861—1911)于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之时有《挽六士诗》六首（《立庵诗钞》），宋存礼评云：“此种题目，正宜少陵、遗山之笔为之。”章炳麟评云：“奇肆崛嵂，无大白不能读，无铁板不能歌。”

  明治时代著名自由民权运动志士杉田鹑山(1851—1929)，其诗发露情性、凄怛壮烈，孙中山先生曾为其《鹑山诗钞》亲笔题辞曰：“慷慨悲歌”；黄兴为其题辞曰：“三十年来一放歌，放翁身世任蹉跎。毁家纾难英雄事，独向人间血泪多。”诗后附识云：“鹑山先生尽力国事，至老不倦，尤关心支那改革之事，民国光复以来，独挥伟论，无隔岸观火之念。来游，出此诗，书此以鸣谢悃。”比之为放翁，而放翁精神与杜甫是一脉相承的。

  杜诗，除忧国忧民的主旋律而外，还有着极丰富的内容，还有着多方而的成就，日本汉诗对于杜诗的受容也是全方位的。如铃木松塘(1823—1898)《雨中过观音埼》诗云：“春风细雨相州路，人在少陵诗句中”。短短两句诗，对杜甫山水诗深爱之情已流露无遗。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汉诗人对于杜诗的见解，也不乏独到之处，可供我们参考。即以杜甫与海棠的关系为例，晚唐郑谷《蜀中赏海棠》诗云：“浣花溪上堪惆怅，子美无心为发扬。”诗后有注云：“杜工部居西蜀，诗集中无海棠之诗。”此后，宋元明清咏海棠诗常借此以为话题，而尤以宋代为甚。如吴中复《江左谓海棠为川红》诗云：“子美诗才犹搁笔，至今寂寞锦城中。”郭稹《海棠》云：“应为无诗怨工部，至今含露作啼妆。”杨万里《海棠》云：“岂是少陵无句子?少陵未见欲如何!”刘子翚《海棠》云：“诗老无心为题拂，至今惆怅似含情。”范成大《赏海棠》云：“但得常如妃子醉，何妨独欠少陵诗？”斗奇争新，层出不穷，至有云杜甫母亲名海棠故避讳而不吟海棠诗者。岂料杜甫一生未作海棠诗，反倒与海棠结下如此不解之缘。以上，无论如何翻新，都是以杜甫未作海棠诗为立足点的，而日本汉诗人斋藤拙堂《海棠》诗云：

蜀土偏尊重，

称花不斥名。

少陵岂无句?

花重锦官城！

  这个案翻得很妙，出人意外却又情合理顺。森槐南(1863—1911)《摸鱼儿》词云：“雨蒙蒙海棠花重，锦官城里羁旅。”亦有此意。

  日本汉诗人，自幼习读汉诗，沁心入脾，而尤爱敬杜甫，一旦有机会来华入川，岂有不瞻仰草堂之理?竹添井井(1842—1917)《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卷上记云：

  导者曰：“浣花草堂，去此不远，盍往观焉。”乃出庙门，西北行五里，得浣花桥，萧然一小矼耳。过桥数十步，入草堂寺。殿阁巍奂，像设庄严。自殿西逶逦而左，慈竹夹路，翠彻眉宇，愈进愈邃；清流屈曲，修廊相属，而杜工部祠在焉。

  叙事述景之间，深情自见。同时所作《草堂寺》（《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卷下）诗云：

大耳经营壁垒荒，

三郎遗迹亦茫茫。

水光竹影城西路，

来访诗人旧草堂。

  眉批有清李鸿裔云：“得唐贤三昧”，毛祥麟云：“有弦外音”，日本汉诗人大沼枕山(1818—1891)云：“大为诗人吐气”，皆可谓井井知音。

  杜甫曾经有过去日本漫游的念头。开元十九年(731)，杜甫年方二十，开始了吴越漫游。那时的唐帝国正处于全盛期，气象恢弘，国门大开，国际友好交往十分频繁，其中中日关系由于日本方面的主动求学而尤为密切。吴越漫游期间，对国家前景和个人前途都充满浪漫憧憬与希望的年轻诗人杜甫产生了赴日漫游的念头并做了渡海准备，只是不知后来缘何故未能成行。到大历元年(766)，饱经忧患的诗人在夔州曾于《壮游》诗中不无叹惋地回忆此事云：

东下姑苏台，

已具浮海航。

到今有遗恨，

不得穷扶桑。

  诗人虽有遗恨，但堪可告慰的是，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后来杜诗不但传遍了扶桑，家喻户晓，而且亦被尊为“诗圣”，千百年来沾丐东国诗人亦多矣!

  （本文原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