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繁衍域外的最大一脉分支，在其千馀年发展史上不断从中国古诗汲取营养，经历了从模仿到创新、从依赖到独立的漫长历程，产生过数以千计的诗人和数十万首诗篇，可谓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的珍贵文字化石。

  近十馀年来，日本汉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在我国逐渐起步，其中，数种日本汉诗选本的相继问世（依次如：黄新铭《日本历代名家七绝百首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9月、刘砚、马沁《日本汉诗新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4月、程千帆、孙望《日本汉诗选评》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6月、马歌东《日本汉诗三百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9月、王福祥、汪玉林、 吴汉樱《日本汉诗撷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12月等），可以视为我国古诗繁衍东瀛之反馈。

  面对这些置之我国古诗中几可乱真的日本汉诗，人们不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日本汉诗人是用中国语吟咏汉诗吗？答案是明确的：否。那么，中国语是孤立语，日本语是黏着语，分属于不同的语言形态体系，日本人是如何阅读汉诗文，又如何创作汉诗文呢？也就是说，他们在中国语与日本语之间究竟使用了一种什么样的语言转换机制？显然，这是一个新的跨学科问题——汉诗文训读法研究关涉到汉文学的域外传播与接受，是国际汉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域外影响研究、日本汉文学溯源比较研究、日本语研究等学术领域在进行富于前瞻性的深化研究中必将触及的课题，本文旨在就此问题试作初步探索。

一、何谓“汉诗文训读法”

  日本人接受汉籍并进而创作汉诗文，所使用的语言转换机制名曰“汉诗文训读法”。何谓“汉诗文训读法”？让我们首先通过实例予以考察。

  现今在日本，无论对于中国古代诗文还是日本汉诗文，一般选注本均采取如下的三段式结构：（1）汉诗文原文，（2）汉诗文训读文，（3）现代日本语口语译文。

  兹以日本日荣社出版之《[要说]汉诗》》中孟浩然《春晓》诗为例：（原文为竖排）

 

  原   文

 春   曉  （孟浩然）

    ν   ν

①春眠不  覺   曉

    二   一

②處處聞  啼鳥

③夜来風雨声

④花落知多少

   训  读     文

  しゅんぎょう  もうこうねん

  春  曉    （孟 浩   然）

 しゅんみん あかつき     おぼ

①春    眠    曉      を    覺 えず

 しょしょ てぃちょう    き

②處   處   啼   鳥    を  聞く

 やらぃ ふうう   こえ

③夜来   風   雨の声

 はな おつること し      たしょう

④花    落            知りぬ多少    ぞ

现代口语译文

春の明けがた

①春の眠りのここちよさに、夜が明けたのも气づか

ずに 寝過ごしていづかる。

②（ふと目をさますと）あちらこちらで、小鳥がさ

えずる声が聞こえている。

③そういえば、昨夜は風や雨の音がしていたけれど、

④花はきっとたくさん散ったことだろうな。

  通过此例中之“训读文”，可以归纳汉诗文训读法的基本形态及工作原理如下：

  其一，形式上几乎全部保留了原文中的汉字。

  我们知道，中国语中的汉字与日本语中的汉字虽然其“音”有异，（音读的汉字读音多有变异，训读的汉字读音完全不同），但其“义”绝大部分却是相同的，故日本人可以通过训读文中所保留的几乎全部汉字，直接体味汉诗文，这与将汉诗文译成诸如英、法、俄语之类无汉字的语种有着质的差异。

  其二、训读文由汉字加假名构成。

  其中，加注在汉字右侧（横写时加注在汉字的上方）以标示汉字之日语读音的假名叫“振假名”，如“風雨”上面的注音“ふうう”，“声”上面的注音“こえ”等；加在汉字下面（横写时加在汉字的后面）以表示助词、助动词或语尾的假名叫“送假名”，如“を”、“の”以及“聞く”的“く”、“知りぬ”的“りぬ”等。振假名乃注音，可以省略；送假名作为句子结构的有机成分，则必不可少。

  其三、原文汉字的语序基本不变。

  所变者惟有两种情况：1、按日本语语法，将宾语前置时。如“闻啼鸟”成了“啼鸟を聞く”；2、去掉否定词“无”、“不”等汉字，改由句尾加否定助动词表示时。如“不觉”改为“覺えず”等。

  其四、训读文系日本语文体之一，其读音为日本语。

  实际上，训读即是译读，是一种尽量保留原文汉字的“汉译日”。训读文既然是译文，就必须建立在对汉诗文透彻理解的基础上，否则无法读。这与中国人不同——中国人只要能读出那些汉字的音，不懂诗文之义也可以一直读下去，而日本人则必得理解才能读。如只有明白了这首诗中“知多少”的“知”乃“不知”之意，才能正确训读为“知りぬ多少ぞ”，否则就会读错。因此，可以说训读法是在训解基础上即译即读、即读即译。

  训读法是一种双向处理汉语和语，使二者相互训译转换的语言机制。即是说，阅读时将原文之汉语训译转换为和语予以理解；创作时，又将和语的构思转换为汉语写出。绝大多数日本古代汉诗人、汉学者，都不会讲汉语，但是一看汉诗文即明其意，一有感兴即可挥笔成章，甚或能够即席赋诗，或与中国人自由地“笔谈”，外人看来，似乎是在直接使用汉语，并未使用训读法，实际上熟能生巧而已。试令读之，则必非中国语，而为训读文，为日本语读音。

  二、汉诗文训读法以汉字的接受方式为基础

  因为汉诗文的载体是汉字，所以汉诗文训读法以日本语对汉字的接受方式——或训读、或音读——为基础。

  汉字传入之前，日本已经有了自己民族的语言，但还没有文字。据《日本书纪》、《古事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285），当百济国博士王仁被日本国特聘为皇太子师而赴日时，带去了《论语》、《千字文》。这是史书上有关汉籍传入日本的正式记载，实际当更早。

  日本对陆续传入的汉字，采取了积极实用的态度。他们在尽可能保留本民族原有语言的基础上，大量吸纳汉字及汉语词汇，以建构属于自己民族的新的语言体系。

  日本吸纳中国汉字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曰“训读”。是将日本语原有词语之“音”，与同“义”

的汉字相结合，从而产生日本语读音的“日本汉字”——日本语中的汉字。例如，日本语中原有“春”这个概念，其发音为“はる”，但无文字，待汉字“春”传入后，即借用汉字“春”表示这个概念，而发音仍为“はる”。“春”不再读为“chun”,而被读为“はる”，实际上是“春”这个中国汉字，被借去标示日本语了，此种训译汉字的方法称为汉字的“训读”。此类词语一般属于最原始最基本的语汇。

  二曰“音读”，是在接受中国汉字之“形”的同时，既接受其“义”，亦模仿其“音”。如“春眠”，其“形”不变，其“义”亦同，而模仿华音，读作“しゅんみん”。这实际上是将外来汉字直接吸纳入日本语体系中以扩充其词汇量。其与“训读”之异，在于读音亦被接受，故被称之为汉字的“音读”。此类汉字词语出现一般较晚，多为合成词，是汉字传入之前日本原有语汇中所无的。

  日本语吸纳汉字的实际情况很复杂。例如由两个汉字组成的词语中，其读法还有“上音下训”者，日本以“重（じゅう）箱（ばこ）”（盛食品用的多层方木盒，套盒）一词为代表，名之曰“重箱”式；又有“上训下音”者，以“湯（ゆ）桶（とう）”（盛热水的木桶）一词为代表，名之曰“湯桶”式。此外，又有“同训异字”者，又有“同字异训”者，前者若中国语中之“同义词”，后者若中国语中之“多义词”。汉字之读音，亦因来自中国的语源地及传入时代之早晚，有“吴音”、“汉音”、“唐音”之别等，已属常识，兹不赘言。

  日本人对待外来汉字的积极吸纳态度，坚持化“汉”为

“和”，“汉”为“和”用，以本国固有语言为本的原则，以及灵活的“训读”、“音读”方法，是汉诗文训读法产生的理念基础和技术基础。如前例《春晓》诗训读文中之汉字，“曉（あかつき）”、“聞（きく）”等即为“训读”汉字，“孟浩然（もうこうねん）”、“啼鳥（てぃちょう）”等即为“音读”汉字。

  三、“万叶文体” 透漏出早期汉诗文训读信息

  汉籍传入日本后，在皇室贵族朝廷大臣的带动下，逐渐兴起了历久不衰的学习汉文化的热潮。遣唐使和留学生的连连派出，中日两国友好外交的不断升温，成为日本汉诗产生的契机。日本汉诗源起于天智天皇（626-671）时代，他做皇子时就领导了著名的大化改新（646），即位后积极推进与唐朝的友好关系，其皇子大友（648-672）被认为是日本最早的汉诗人。从日本汉诗之滥觞到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751）的编定，大约经过了八十年。这八十年间或更早，日本汉诗人是如何阅读汉籍又是如何创作日本汉诗文呢？比《怀风藻》的编定晚了十年左右的《万叶集》透漏出日本早期汉诗文训读信息。

  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编定于公元760年前后，共收存自远古迄当时口耳相传的和歌4500余首。《万叶集》编定时日本尚无假名，全部用汉字记录整理和歌，其中许多汉字仅仅用作表记日本语“音”的符号，与该汉字之本“义”毫无关涉。（按，如前所述，汉字的训读是取“义”不取“音”，音读是“义”“音”兼取，二者均接受了中国汉字的“义”。）这些仅具表音功能的汉字后世称为“万叶假名”，亦称“真假名”，即以“真名”（汉字）作“假名”用。

  兹仅以日本东京角川书店所刊《万叶集》第一卷第一首歌之开头一节为例，说明何为“万叶假名”。歌云：（括号中的假名系笔者据同页训读文所加，原书训读文见后。）

  （ こもよ みこもち    ふくしもよ  みぶくしもち籠毛與 美籠母乳    布久思毛與  美夫君志持このたけに なつますこ）

  此 岳  爾    菜採  須兒  ……

  简注如下：“籠”，小竹笼。“毛與”，与二字之本义无关，仅取其中国语音，表示感叹语气。“美”，接头词，表示敬意的美称。“母乳”，与二字之本义无关，仅取其音，表示“持”。“布久思”，与三字之本义无关，仅取其音，表示“掘串”——掘取地下根茎的竹木制的工具。“夫君志”，音义皆同前“布久思”，仅按日本语发音习惯，将“ふ”浊化为“ぶ”。“此”，这，这个。“岳”，山冈。“爾”，与此字本义无关，仅取其音，表示趋向助词“に”。“菜”，野菜。“採須”，日本语动词“採む”的敬语表示。“兒”，与此字本义无关，仅取其音，表示亲切召唤他人的意思。

  综上，此段和歌的汉字中，“笼”、“持”、“此”、“岳”、“菜”、“採”等，取义不取音，为训读汉字；“美”，兼取音、义，为音读汉字；“毛與”、“爾”、“母乳”、“布久思”、“夫君志”等，与汉字之本义无关，仅借作标音符号，即为“万叶假名”。

  如今日本能识得万叶假名者，唯少数专家而已，故出版时一般皆将《万叶集》原文径行改写为训读文体以便读者。角川书店所刊《万叶集》，将各卷首篇依万叶体原文印出以供参考，其余亦皆改写为训读文体。在此段歌的原文前，有其训读文如下：

  こ こも     ふくし        ぶくし

  籠もよ み籠持ち ，掘串  もよ，み掘串  持ち。

  こ たけ       なつ    こ

  此の岡 に ，  菜採ます兒  ……

  这段和歌写的是农村采摘劳动，大意为：“笼笼哟，挎起漂亮的小笼笼，铲铲呀，拿上美丽的小铲铲，到这边山上采菜来哟——”朴野清醇，大有古民歌风。

  若将所引万叶古歌与其训读文相比较，会发现二者书写符号虽大异——后者用假名替换了前者的纯表音汉字——万叶假名，还规范了日本语汉字的使用，但是它们所读的音与所表示的义却基本相同。

  万叶假名不是用来表示汉诗文应如何训读，相反，是倒用训读法，以汉字记录和歌，但是它毕竟透漏了日本早期汉诗文训读信息。可以推知，早在《万叶集》结集之前，日本已经发明了最初的汉诗文训读法。前述日本在《万叶集》编定约十年之前就已经编定了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以及在《怀风藻》的编定约八十年前就已经诞生了日本最初的汉诗等史实，都可以作为这一推断的佐证。

  四、汉诗文训读形式之嬗变与完善

  汉籍传入日本后，日本朝廷设置有“音博士”。最初的接受方式是“音读法”——完全读以中国语。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所读为何意呢？这时便自然会产生翻译的需要。

  如果日本当时已有成熟的语言文字体系，对于中国汉诗文这样的“外国文学”，只须翻译为本国文字即可，不须使用训读法。但日本那时语汇简单原始，语法仅具雏形，特别是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日本人对待汉籍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接受，而且要将中国语言文字“拿来”充实、改造、完善其民族语言，特别是还有创建自己文字符号体系的任务。如前所论，日本对中国汉字，在接受时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其翻译，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而是尽量保留汉籍原作品中汉字与语汇的译读——训读。

  汉诗文训读法从产生到定型，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嬗变与完善过程，其间不无周折，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仅作扼要的勾勒。

  在日本语言发展史上，曾有过 “音训两读法”。所谓“音训两读”，就是读汉诗文时先按华音读——音读，然后再读为日本语——训读。此读法始于奈良朝（710―784），最初主要是僧侣读佛典用，后亦沿用于外典。太学讲授《诗经》、《文选》、《千字文》等中国典籍时亦用此法。这是训读法初始的形式之一。

  鉴于万叶假名用整个汉字表音之不方便，九世纪时，取万叶假名字形的一部分形成了新的音节文字，称作“片假名”。

  平安时代（794―1192）初期，一种被称为“乎己止点”

（“ヲコト点”）的阅读汉籍的方法被发明并流行开来。所谓

“乎己止点”，是用朱色在汉籍中汉字之四角、四边或中央点出红点或红杠，或用墨、胡粉点出黑白点、黑白杠，以标示此汉字在句中如何读，以及其词尾如何变化，加缀什么助词、助动词等的一种方法。[如图] （新村出《广辞苑》（第三版）第322页）：

  “乎己止点”示意图

  其使用方法，例如，若在“花”字的中心加点，即读为“花ノ”（义为“花的……”），其右上角加点，即读为“花ヲ”（“花”即为宾语），其右下角加点，即读为“花ハ”（“花”，被提示为要叙述说明的主题）；又如，若“出る”左下角加杠，即读为“出るトキハ”（义为“出的时候”，并被提示为要叙述说明的主题）、其左上角加杠，即读为“出るトキニ”（义为“出的时候”，作时间状语）、其右下角加杠，即读为“出るコトハ”（义为“出去这件事”，并被提示为要叙述说明的主题）等。

  “乎己止点”，简称为“点”或“点图”。本是私家为阅读汉籍而作的符号，各家不尽相同，今存26种之多，有喜多院点（兴福寺点）、睿山点、东大寺点等佛家点（亦称释氏点），菅家点、清家点、江家点等儒家点（亦称博士点）。因出于众家，故“乎己止”亦写作“乎古止”、“远己止”、“远古登”、“远古斗”、“於古都”、“於古途”等，而其音则依万叶假名读法，皆读为“ヲコト”，故后世常方便地写作“ヲコト点”。 其所以称作“ヲコト点”，是因为菅家点（如右侧图）的右上角为“ヲ点”，右边框为“コト点”，故取“ヲコト”三音为代表，作为此种符号之总称。“乎己止点”是已经掌握训读法的汉学家点出来教人如何训读的。用“乎己止点”替代万叶假名，在形式简化方面可以说迈出了一大步，但是，“乎己止点”还只是一种汉诗文训读标示法，而不是“汉诗文训读文”。

  到十世纪，又产生了“平假名”。平假名是取万叶假名之草体或再予以简化所形成的音节文字。平假名与片假名的诞生不仅大大便捷了汉诗文的训读，而且创造了虽源于汉字却又非汉字的“假名”这种日本语言特有的音节文字形式，这对于日本在积极吸纳外来语言的同时，努力保存、发展、完善自己本民族的独立语言体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到平安时代中期，在长期熟练使用“乎己止点”的基础上，产生了更为简单易行的新的训读标示法——“返点”。“返点”至室町时代完成，沿用至今。“返点”是标示在汉诗文原文的字间或字旁，说明训读时按照日本语词序应如何颠倒原文词序的符号。其常用方法，对于一个字的“返读”（位置颠倒），用“ν”符号，因其形如雁，称作“雁点”；对于二字以上的“返读”，用“一”、“二”表示先后。前引孟浩然《春晓》诗三段式的原文部分就分别使用了“ν”和“一”、“二”两种“返点”，可参看。

  以上“乎己止点”与“返点”都属于指导如何进行汉诗文训读的标示符号。

  后世按照上述汉诗文训读法写出的，尽量保留原文汉字并加以“送假名”的文体，即为汉诗文训读文。如前示例中《春晓》诗三段式中间的部分。训读文与“乎己止点”和“返点”相比，不仅有较强的直观性，更重要的是完成了从汉文到和文的过渡——汉诗文训读文是介于汉文与和文口语文之间，而属于和文的文体。

五、训读法与日本汉诗文发展的关系

  自因唐末动乱中断遣唐使的派出后，日本汉诗人就基本上失去了接触华人直接学习语音的机会。此后在漫长的五山时期（1192—1602），唯有少数中日禅僧得以往来两国间充当文化使者。至江户时期（1603—1868）日本又“锁国”二百余年之久（1639—1853），虽然中国诗书可以随商船源源运至，但能够随之东渡的墨客骚人却是凤毛麟角。这样与华人的长期隔绝，使日本汉诗人几乎皆不谙华音。

  在这种情况下，汉诗文训读法这种双向处理汉语和语，使二者相互训译转换的语言机制对日本汉诗文的发展延续不致中断起了重要作用。日本汉诗人即使不会中国语，也可以通过训读法阅读汉诗文，还可以反过来，把自己的诗情文意创作为汉诗文。

  江户时期著名汉诗人赖杏坪(1756—1834)有《镇台远山君有旨使余纵观唐山红毛两馆（清朝与荷兰的商馆）唐船主刘培原欢迎置酒同船陆品三善书挥染数纸皆袖而归翌日赋赠言谢》诗云：

千林长楼四面藩，

来游半日别乾坤。

异宜俱执东西礼，

待译始通宾主言。

每柱警联悬草隶，

满盘簇飣列鸡豚。

风流不管奸阑事，

捆载琼瑶出馆门。

  “待译始通宾主言”，自言其不会中国语。被俞樾盛赞为“东国诗人之冠”的另一位江户时期汉诗人广濑旭庄（1807—1863），因长崎坊正松春谷的介绍得以拜访唐馆，有《赠松春谷三首》，其一云：

自幼好文字，

常思晤西人。

因君观唐馆，

素愿一朝伸。

西客自为主，

东人却为宾。

言语虽不接，

肝肺乃相亲。

  “言语不接”，亦自言其不会中国语。实际上，江户时期除长期居住在当时日本唯一开放的通商口岸长崎的极个别汉诗人而外，其余汉诗人基本上都不会中国语，而江户时期却是日本汉诗的鼎盛期。江户汉诗人所凭借的，就是汉诗文训读法这一双向训译转换汉语日语的语言机制。可以说，没有训读法，日本汉诗文就会成为无源之水而枯竭中断。

  训读法无法克服的缺憾是使汉诗失去了音韵美，因为训读是读之以日本语音，而日本语无四声，遑论声韵。不过，尽管如此，日本汉诗人写作时却是严守音韵，力求合律的。这实在是勉为其难了。

六、训读法反对者的尝试与失败

  在日本的汉文化接受史上，也出现过训读法反对者，其中最著名的是荻生徂徕。

  荻生徂徕（1667—1728），江户（今东京）人。名双松，字茂卿，号徂徕、蘐园。为廓清朱子学影响和荡涤五山时期文学馀习，徂徕接过明七子复古大旗，开创日本古文辞复古派，排斥宋诗，鼓吹盛唐。徂徕门生极多，其蘐园之学，风靡日本六七十年，至其死后还久盛不衰。

  徂徕曾力倡“直学华言”，主张音读，反对训读。其《赠善暹罗语人》（《徂徕集》卷十六）云：

  今都人士不识华音，则所读书，率皆隔靴搔痒；而崎人鲜有读书，则其所善华音，乃又徒为译胥鄙俚射利具，其弊均矣，是岂不两可惜乎！

  按，当时正值日本锁国期间，长崎为日本唯一对外通商口岸，通商之国家又唯中国、朝鲜、荷兰，故长崎谙华语人甚多。正如赖山阳（1780—1832）《长崎杂诗》所云：“儿童谙汉语，舟楫杂吴舲。”徂徕于此喟叹：读写汉诗文的人不谙华音，以训读法读为和音，不异隔靴搔痒；而长崎人虽多善华音者，却一味当译者谋利，实在是两可惜矣！

《答崎阳田边生》（《徂徕集》卷二十五）指出训读之弊云：“夫以和训读书，所读虽中华书，必颠倒其上下以从和语，究是和语。夫和与华，同在意而异在语，故以和训读书，唯得其意，不得其语。”《又答屈景山》（《徂徕集》卷二十七）直陈其音读主张云：“夫善学华言者，不假倭训，直学华言。华言明而倭训之谬自见矣。”

  其《译文筌蹄题言十则》（《徂徕集》卷十九）论说尤详:

  此方学者，以方言读书，号曰和训，取诸训诂之义，其实译也，而人不知其为译矣。古人曰：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余幼时，切怪古人方其义未见时，如何能读。殊不知中华读书，从头直下，一如此方人念佛经陀罗尼。故虽未解其义，亦能读之耳。若此方读法，顺逆回环，必移中华文字以就方言者，一读便解，不解不可读。信乎和训之名为当，而学者宜或易于为力也。但此方自有此方言语，中华自有中华言语，体质本殊，由何吻合？是以和训回环之读，虽若可通，实为牵强,而世人不省……

  徂徕既为当时汉学泰斗，又兼门生众多，于是其塾馆即成为反训读主张实施之地：

  予尝为蒙生定学问之法：先为崎阳之学，教以俗语，诵以华音，译以此方俚语，绝不作和训回环之读。始以零细者二字三字为句，后使读成书者。崎阳之学既成，乃始得为中华人，而后稍稍读经、子、史、集四部书，势如破竹，是最上乘也。

  然而，这不过是徂徕的理想而已，因不合世情，难于实行，后只得退而求其次。亦如其所自言：

  然崎阳之学，世未甚流布，故又为寒乡无缘者，定为

第二等法：先随例授以四书、小学、孝经、五经、文选类，教以此方读法……

  徂徕自言仍不免要“教以此方读法（训读法）”，“授以《史》《汉》有和训者”，并在达到“无和训者……何书不可读”的最终目标之前，要先令其门生达到“于有和训者，皆莫有不可读”的程度等，可知徂徕之施教过程，终须借助于和训——训读法。在当时“锁国”的情况下，要求塾生普遍掌握华音，断无可能。徂徕“不假倭训，直学华言”的主张连他自己也难以躬行，宜其自生自灭也。

  汉文化圈”诸国各有其独特的受容汉语言文字的方法，日本用的就是如上所述的训读法。训读法不仅是日本人接受汉籍并进而创作汉诗文的语言工具，更重要的是，向使日本人一味用音读法处理汉诗文，则汉诗文就始终只能是极少数文化贵族的文学，汉诗文在日本就永远只能是“外国文学”，就不可能有持久的生命力，不可能出现江户时期的鼎盛，更谈不上融入日本文学，成为构成日本文学的和汉两大体系之一。

  迄今，日本初、高中的国语教科书中，汉文（绝大部分为中国古代诗文）、古文、现代文鼎足而三，其汉文部分的讲授仍沿用训读法；日本各地民间充满生气的“诗吟团”，常常到我国来表演，许多人以为他们是用中国语吟唱中国古诗，其实是按训读法吟唱以日本语。汉诗文训读法正是因其巧妙地创造性地将外来文化融入本土文化这一特点，在日本迄今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

  （本文原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