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文学的发展分为四期：源起初盛的王朝时期（646― 1192）、缓慢发展的五山时期（1192―1602）、臻于鼎盛的江户时期（1603―1868）、走向衰微的明治以后。所谓“五山”，是日本模仿南宋官寺制度而建立的禅宗寺院体制。“五山”包括镰仓五山、京都五山，以及五山之上的京都南禅寺，共十一座禅寺，合称“五山十刹”。五山时期的汉诗人几乎全是禅僧，他们中的许多人或渡宋，或渡元，或渡明，在虔诚向佛、求教传法的同时，自然担承起两国间汉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并进而创造出一代汉文学，为日本禅学和文学的发展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因为五山文学的背景是禅宗，故本文首先对五山禅宗作以最基本的考察。

一

  日本佛教滥觞于王朝时期。日本汉文学史上的王朝时期与历史上的大和时代中后期、奈良时代、平安时代相对应。

  早在大和时代（5世纪末—6世纪初），佛教经典与佛像就伴随着儒家经典，从中国经朝鲜半岛源源不断流入日本，法隆寺、中宫寺、广隆寺等著名佛寺即创建于这一时期。

  奈良时代（710―784），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天平胜宝四年（752）东大寺建成，规模宏大，庄严肃穆，寺内金铜大佛高达16米。唐鉴真和尚（688―763）历经万难抵日后，首设戒坛于东大寺，为日本最初的授戒师；后又创建唐招提寺，推动了佛教在日本的传播。鉴真为日本律宗之祖。

  平安时代（794―1192）前期，僧最澄、空海等渡唐求法。最澄 （767―822）创建大乘戒坛，为日本天台宗开祖。空海（774―835）入唐后谒长安青龙寺惠果上人，受密教秘法，授法号遍照金刚，归国后于高野山创建金刚峰寺，为日本真言宗开祖。平安后期武士势力兴起，战伐不已，社会大动荡为净土教的传播准备了条件。法然（1133―1212），名源空，安元元年（1175）开创日本净土宗。净土宗主张只须专心修念“南无阿弥陀佛”，即可于死后往生极乐净土，这使无缘接受汉文化教育因而不能阅读佛经的广大庶民及妇女有了信仰佛教的可能，遂迅速传播开来。

  至五山时期，新兴佛教相继而起，蓬勃发展，日本佛教臻于鼎盛。五山时期长达四百余年，与日本历史上的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安土桃山时代相对应。

  镰仓时代，自建久三年（1192）赖源朝于镰仓开设幕府，至元弘三年（1333）镰仓幕府灭亡，其间约一百五十年。镰仓幕府是日本历史上最初的武士政权。平安后期兴起的净土宗，到镰仓时代迅速发展起来，与亲鸾（1172―1262）的净土真宗、一遍(1239―1289)的时宗、荣西（1141―1215）的临济宗、道元（1200―1253）的曹洞宗、日莲（1222―1182）的日莲宗等新兴禅宗一起，史称“镰仓佛教”。

  室町时代始于1334年，倒幕成功的后醍醐天皇，恢复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权,但不久倒幕中最强的武将足利尊氏即反叛。天皇逃至吉野，足利尊氏于京都推立新天皇。因幕府设在京都室町，故史称足利氏幕府时代为室町时代。室町时代前期，吉野的天皇朝廷（南朝）与京都的天皇朝廷（北朝）并峙约七十年之久，故亦称室町前期为南北朝时代。天正元年（1573）第十五代将军足利义昭被织田信长逐出京都，室町幕府灭亡。

  自室町幕府灭亡，至庆长八年（1603）德川家康于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其间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先后掌握政权，信长筑城于安土（属今滋贺县）、秀吉之伏见城所在地曰桃山（今京都市伏见区），故史称“安土桃山时代”。安土桃山时代基督教开始传入日本，当权者采取了压抑佛教保护基督教的立场，禅宗的发展遭遇到极大阻滞。

  五山时期日本政治的总特点是：天皇形同虚设，政权归于幕府。镰仓幕府的北条氏执权与室町幕府的足利氏将军控制政权皆历十五代之久。

  五山禅宗有以下主要特征：

  其一、宗派特征——清一色为临济禅宗的宗派单一性。

  五山十刹的基本情况如下：

  五山之首南禅寺：位于京都市，临济宗南禅寺派大本山。龟山法皇创建，无关普门开山。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于至德三年（1386）确定五山顺位，尊南禅寺为五山之首。

  镰仓五山：建长寺，临济宗建长寺派大本山，镰仓幕府第五代执权北条时赖创建，兰溪道隆开山；圆觉寺，临济宗圆觉寺派大本山，镰仓幕府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创建，无学祖元开山；寿福寺，临济宗建长寺派寺院，镰仓幕府初代将军源赖朝之妻、初代执权北条时政之女北条政子创建，荣西开山。净智寺，临济宗圆觉寺派寺院，为遂北条宗政的极乐往生之愿而建，兀庵普宁开山；净妙寺，临济宗建长寺派寺院，镰仓前期武士足利义兼创建，原名极乐寺，室町幕府初代将军足利尊氏改名净妙寺。

  京都五山：天龙寺，临济宗天龙寺派大本山，室町幕府初代将军足利尊氏与幕府武将足利直义兄弟创建，梦窗疏石开山；相国寺，临济宗相国寺派大本山，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创建；建仁寺，临济宗建仁寺派大本山，镰仓幕府征夷大将军源赖家创建，荣西开山；东福寺，临济宗东福寺派大本山，镰仓初期廷臣、镰仓幕府第四代将军赖经之父藤原道家创建，圆尔辨圆开山；万寿寺，临济宗寺院。依白河上皇之愿创建，原名六条御堂，后定为禅宗寺院。

  其二、体制特征——完全依附于幕府政权的官寺体制。

  从上文对五山十刹的介绍可知，五山禅寺于镰仓时代依附幕府执权北条氏，于室町时代依附幕府将军足利氏，具有典型的官寺性质。江户时代著名汉诗人兼汉文学评论家江村北海（1707―1782）《日本诗史》卷二对此有精彩描述：

  五山禅林之诗，固不易论也。盖古昔文学，盛于弘仁天历，陵夷于延久宽治，泯没于保元平治，于是世所谓五山禅林之文学代兴，亦气运盛衰之大限也。北条氏霸于关东也，其族崇尚禅学，创大刹于镰仓，今建长寺之属是也。流风所煽，延覃上国，京师五山相寻营构。足利氏盛时，竭海内膏血，穷极土木之工，宏廓轮奂之美所不必论，其僧徒大率玉牒之籍，朱门之胄，锦衣玉食，入则重茵，出则高舆，声名崇重，仪卫森严，名是沙门，而富贵过公侯。禁宴公会，优游花月，把弄翰墨，一篇一什，纸价为贵。于是海内谈诗者，唯五山是仰。是其所以显赫乎一时，震荡乎四方也。

  其三、文学特征——禅学受容与汉文学受容的同一性和互动性。

  日本自唐末中断遣唐使及留学生、学问僧的派遣，迄王朝时期末，汉文化输入已停滞三百余年之久。成为断源之水的日本禅学与日本汉文学，依凭积贮艰难流淌，在朝廷公宴与大臣私邸举行的各种名目的“诗合”（赛诗会）上，汉诗走向了竞技化、游戏化的歧路。

  进入五山时期后，随着政权归于将军幕府，文化中心也逐渐由朝廷转到受幕府扶植与庇护的“五山十刹”。当时，大兴佛寺，对禅僧开放海禁，西渡求法的日本禅僧和东渡传法的中国禅僧可以比较自由地往来于两国间，他们既是禅学使者，亦是汉文学使者，在传播中国禅宗的同时，传播着汉文学，使日本汉文学重新得到源头活水，为中日间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五山时期，渡海赴日传法的中国禅僧很多，其中最为著名者，如兰溪道隆，南宋涪江人，淳佑六年（1246）乘商船赴日，为建长寺、禅觉寺开山；无学祖元，明州庆元府人，元至元十六年（1279）应北条时宗之聘赴日，为圆觉寺开山；一山一宁，台州人，元大德三年（1299）以使臣身份赴日，董建长寺，先后住持圆觉寺、净智寺、南禅寺；清拙正澄，福州连江邑人，元泰定三年（1326）应请赴日，先后住持建长寺、净智寺、圆觉寺、建仁寺，董南禅寺。此外，还有兀庵普宁、大休正念、子昙、镜堂觉圆、道隐、竺仙梵仙、无逸克动等多人。

  与此相对应，五山时期渡海入宋、入元、入明，到中国求法的日本禅僧也很多，除本文将要论及的八名主要诗僧中的六名而外，比较著名者，还有入宋的圆尔辨圆、心地觉心、普门、惠云、绍明、义介、真照；入元的天岸惠广、大智；入明的汝霖良佐等。随着禅学东传的恢复，汉文学的活水开始重新流惠东瀛。五山禅僧不仅仅是汉籍、汉文学的传播者，而且是五山时期四百年间汉文学的接受主体和创作主体——读者与作者。

  正是在禅学受容与汉文学受容的同一性和互动性的基础上，产生了日本新一代汉文学——五山文学。

二

  江村北海《日本诗史》卷二在前引文字之后，关于五山诗坛有如下评论：

  元和以来，文运日隆，近时学者，昂昂乎蔑视前古。丱角之童，尚能诋排五山之诗，即其徒亦或倒戈内攻。要非笃论也！余谓五山之诗，佳篇不少。中世称丛林杰出者，往往航海西游，自宋季世至明中叶，相寻不绝。参学之暇，从事艺苑，师承各异，体裁亦歧。其诗今存者数千百首，夷考其中，不能不玉石相混也，若夫辞艰意滞，涉议论、杂诙谐者，与藉诗以说禅演法者，皆余所不采也。其他平整流畅，清雅缜工者亦多，则不可概而摈之。

  元和（1615―1623）为江户初期年号。日本汉诗进入江户时期后以儒者为主体相继涌现大批优秀诗人，汉诗创作呈现空前繁盛的局面。江户诗坛普遍蔑视五山诗人，北海对此予以纠正，持论中肯。

  五山文学的代表诗人为虎关师炼、中岩圆月、雪村友梅、别源圆旨、寂室元光、古剑妙快、义堂周信、绝海中津等。下文拟通过对五山代表诗人及其作品的研究，探讨五山汉诗的主要特点，并进而说明其在日本汉诗发展史上的地位。

  虎关师炼（1278―1346），临济宗禅僧。京都人，名师炼，号虎关。被誉为“五山文学之祖”。自幼俊敏好读书，人称“文殊童子”。十岁受戒于睿山。三十岁入渡日元僧一山一宁之门。三十五岁寓京都嵯峨野，后伏见天皇敕居河东劝喜院，常向其扣询法要。三十七岁入居白河济北庵，专事著述。四十五岁，完成《元亨释书》三十卷，献后醍醐天皇。该书仿中国《高僧传》体例，为自佛教传入日本至镰仓时代末七百年间僧尼作传，是最早的日本佛教史著作。后历主名刹。康永元年（1342）后村上天皇嘉其道誉，赐号国师。

  虎关对内典外典有广泛的教养，著有《聚文韵略》五卷、《元亨释书》三十卷、《佛语心论》八卷及诗文集《济北集》二十卷等。虎关以诗文闻名于世，其文章仰慕韩愈，仿《原道》、《原性》，作《原嗔》、《原宽》、《原幔》，又有《盆石赋》、《百蕊菊赋》、《文竹管赋》等赋；其诗清新自然，格调雅正，多有佳作。《春望》诗云：

暖风迟日百昌苏，

独对韶光耻故吾。

水不界天俱碧绿，

花难辨木只红朱。

游车征马争驰逐，

舞燕迁莺恣戏娱。

堪爱远村遥霭里，

锁烟行柳几千株。

  在美好春光的描绘中，洋溢着诗人对大自然和人间生活的挚爱。《游山》诗云：

今日最和晴，

游筇唤我行。

上山心自广，

渡水足先清。

坞媚群花发，

溪幽一鸟鸣。

归途随牧竖，

牛背夕阳明。

  宛如一幅田园风俗画卷，寄托着诗人恬淡平和的心境。虎关还在诗中具体描写自己的禅居生活。《补袜》诗云：

无为无事金锁断，

只余三只课朝朝。

东西南北线来往，

出没纵横针动摇。

剑阁山崩修栈道，

岷江岸缺度绳桥。

使吾湖海卷游脚，

斗室犹应打一跳。

  用一联壮语加一联雄奇的比喻，把一个似乎不能入诗的日常琐细事写得有声有色，表现了诗人以补袜为乐事、趣事、雅事的安贫乐道的情志。

  虎关还是日本第一部诗话《济北诗话》（1346）的著者。这部从创作旨趣到文笔体例都明显留下受容欧阳修《六一诗话》痕迹的诗话，对于中日诗话传播受容史研究有重要价值。

  中岩圆月（1300―1375），临济宗禅僧。镰仓人。名圆月，号中岩。八岁入寿福寺，十二岁从道慧读《孝经》、《论语》，翌年剃发，入醍醐三宝院，学密教。正中二年（1325，元太定二年）二十六岁入元，遍游名刹，参谒尊宿，师事古林清茂、东明慧日。至顺三年（1332，日元弘二年）归国，历主万寿、等持、建仁、建长诸寺。著有《文明轩杂谈》、《中岩和尚语录》、《中正子》及诗集《东海一沤集》等。

  圆月有文才，在元期间，多与中国士人交往，诗文应酬。其诗诸体皆有佳作。如七绝《和别源韵》云：

穷途不见怜盐马，

俗眼只应爱画龙。

拊石今难臻百兽，

且随儿辈赋雕虫。

五律《拟古》云：

浩浩劫末风，

尘土飞蓬蓬。

天上日色薄，

人间是非隆。

蝼蚁逐臭秽，

凤凰栖梧桐。

独有方外士，

俯仰白云中。

五古《招友》云：

胡为百沸汤，

辊辊烹吾肠。

谁将此一日，

延成万劫长。

长日且难遣，

肠热何可当。

山深人不见，

积雪压春阳。

粗识天之命，

否塞宜括囊。

动辄心猿躁，

去就误行藏。

止之毋复道，

中心孰与商。

悠悠望君来，

君来我何伤。

  读圆月诗，可觉其胸中似有浇不平的磊块。圆月七律尤见功力，《和答别源二首》其一云：

心以形劳何太迷，

锦毛照水眩山鸡。

新题诗见篇篇妙，

久废棋应着着低。

天也丘轲无遇鲁，

时哉管晏有功齐。

想君寒榻永宵座，

忆我同舟过浙西。

  按，圆月1325年至1332年在元，圆旨1319年至1330年在元，二人同时在元有六年之久。其二云：

窗间吐月夜沉沉，

壁角光生藤一寻。

穷达与时俱有命，

行藏于世总无心。

梦中谁谓彼非此，

觉后方知古不今。

自笑未能除僻病，

逸然乘兴发高吟。

《和酬东白二首》其一云：

坡上青青松树间，

浩然之气傲齐桓。

好诗应是穷中得，

玄义方宜静处看。

脱粟乏储心自足，

寒床早起梦常残。

志高不肯尝姜杏，

蒙养功成最可欢。

其二云：

蘧庐天地寄浮生，

早晚乘云归帝城。

风起战尘吹血臭，

日因祲气带阴倾。

斯文自古叹将丧，

吾道何日必正名。

幻幻修成心已死，

惟君厚荷不忘情。

  愤世嫉俗之情，更溢乎言表。

  雪村友梅（1290―1346），临济宗禅僧。越后（今属新泻县）人，名友梅，字雪村，自号幻空。早岁师从渡日元僧一山一宁禅师，“友梅”之名即为一山师所取。德治二年（1307，元大德十一年）十八岁渡元，参谒名宿，师事叔平隆和尚，与赵孟頫交友。当元日关系恶化之际，下湖州（今浙江吴兴）狱，叔平隆和尚亦受牵连死于狱中，此后流放西蜀达十年之久。元泰定三年（1326）赦还，寓居长安。文宗即位（1328），赐宝觉真空禅师称号，诏董京兆翠微寺。元天历二年（1329，日元德元年）归国。归国后为金华山法云寺开山，又受室町幕府初代将军足利尊氏之请董京都万寿寺、建仁寺。

  雪村深于儒学，精通老庄。其诗秀拔，与别源圆旨及江户时期著名歌人良宽（1758―1831）并称“北越三诗僧”。所著今存《岷峨集》二卷、《语录》二卷。

  雪村在华二十三年，遍访名山大刹，交接僧俗，阅历甚富，加之曾因祸而得以深入蜀秦，其经历更非一般五山诗人可比。雪村在华的悲喜遭遇与感受，一发之于诗，留下许多珍贵作品。《宿鹿苑寺王维旧宅》诗云：

索莫唐朝寺，

昔人今已非。

短绡千叠嶂，

浮世几残晖。

塔影摇岚际，

钟声吹翠微。

客窗休自恨，

华表会仙归。

  王维是日本熟知的唐代诗人，雪村到此，凭吊古迹，感慨系之。

  别源圆旨（1294―1364），临济宗禅僧。越前（今属福井县）人，名圆旨，字别源，号纵性。七岁入镰仓圆觉寺东明和尚之门。元应元年（1319，元延佑六年）入元，参谒诸名僧。至顺元年（1330，日元德二年）归国，为弘祥、善应、吉祥诸寺开山。正平十二年（1357），董真如寺，翌年因病归越前。十九年，应室町幕府第二代将军足利义诠之请，徙建仁寺。圆旨诗集，在元所作名曰《南游集》，归国后所作名曰《东归集》，其诗超诣清旷。《题可休亭》诗云：

孤松三尺竹三竿，

招我时时来倚栏。

细雨随风斜入座，

轻烟笼日薄遮山。

沙田千亩牛马瘦，

野水一溪鸥鹭闲。

自笑可休休未得，

浮云出岫几时还。

  “可休亭”，在越前善应寺内。圆旨于文和三年（1354）六十一岁时赴南禅寺分座说法途经此地，题诗亭上。僧本闲人，却东奔西走忙于说法，身入“可休亭”亦不得休，故自笑也。《夜座》诗云：

人生天定在身前，

穷达升沉岂偶然。

指上数过多日月，

心中游遍旧山川。

秋风白发三千丈，

夜雨青灯五十年。

靠壁寻思今古事，

一声新雁度凉天。

  此诗写夜座中对宇宙人生的感悟，颈联化用李白“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黄庭坚“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寄黄几复》），豪放而凝重；结句“一声新雁度凉天”，出语冷峻，意境清绝。《丙寅冬过石霜会此山侍者》诗云：

岁暮天寒客路长，

同人迎我碧云房。

温然一笑春风面，

融尽十年冰雪肠。

逆顺任缘真有道，

去留随处本无方。

君看妙喜衡梅后，

振起宗风已坠纲。

  丙寅（1326，元泰定三年，日嘉历元年）冬，圆旨在元。石霜山，在今湖南浏阳。妙喜，宋大慧宗杲（1089―1163）的法号。大慧禅师四十九岁住持临安府径山道场，后因有主战言论先后被流放衡州（属今湖南）、梅州（属今广东）达十四年之久。遇赦后重返径山，显扬禅旨，大振宗风，皈依者众多。诗写出了禅者超越得失、随缘任运、应物无心的襟怀风致，以及对虽历尽艰辛，却能振宗风于既倒的大慧禅师的无限崇仰之情。

  寂室元光（1290―1367），临济宗禅僧。美作（今属冈山县）人，名元光，字寂室。幼年入京都东福寺，元应二年（1320，元延佑七年）入元，参谒天目山明本禅师（幻住老人），元泰定三年（1326，日嘉历元年，一说1327年）归国，先后住广岛永德寺、摄津（今大阪）福严寺，并曾长期游方修行。晚年创建瑞石山永源寺，有僧徒二千余人。著有《寂室录》二卷。

《题壁》诗云：

借此闲房恰一年，

岭云溪月伴枯禅。

明朝欲下岩前路，

又向何处石上眠。

  可谓云水生涯，云水心境，诗亦清澹高致，自在从容。其《书金藏山壁》诗有句云：“老来殊觉山中好，死在岩根骨也清。” 有山水痼疾如此，宜其被称为“漂泊隐遁的禅者”（入矢义高《五山文学集》234页）。

  古剑妙快（生卒年未详），临济宗禅僧。早岁入元，在华求法约四十年，于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日贞治四年）归国，历主京都建仁寺、镰仓建长寺。著有《了幻集》。

  《病中书怀》五首其二云：

百念如冰万病平，

月移梅影纸窗明。

夜深惊起炉边睡，

豆在寒灰爆一声。

  “冷灰爆豆”喻顿悟。其三云：

无禅无道百无忧，

身上粗衣口里餱。

待我明朝笑归去，

山前也作一头牛。

  宋普济《五灯会元》卷三[南泉普愿禅师]条云：“师将顺世，第一座问：‘和尚百年后向什么处去？’师曰：‘山下作一头水牯牛去。’”卷九[沩山灵佑禅师]条云：“（沩山亦曰：）‘老僧百年后，向山下作一头水牯牛。’”此诗流露了禅者甘于淡泊的心境和对于死亡的诗意感悟，并表露了“普天成佛与作祖，独作沩山水牯牛”的普渡众生的大乘悲怀。其四云：

煨芋无香火一炉，

家风愧与懒残殊。

有些相似底模样，

寒涕垂垂霜茁须。

  唐懒残和尚曾在南岳山中过着两袖清风席地幕天的生活，宋《高僧传》卷十九载其于牛粪中煨芋、流着寒涕会见天子使者等逸事。诗的后两句，表现出唐代诗僧王梵志式的朴俚诙谐之趣。

  义堂周信（1325―1388），临济宗禅僧。土佐高冈郡（今高知县土佐市）人。名周信，字义堂,别号空华道人。幼随净义法师出家，十五岁就道元禅师修密宗，十七岁为梦窗疏石国师门下弟子，自正平十四年（1359）始，先后主镰仓圆觉寺、善福寺、建仁寺。应安四年（1371）为镰仓报恩寺开山，天授五年（1379）为京都建仁寺董，至德三年（1386）为南禅寺住持，因其进言，南禅寺被升格为五山之首。

  义堂学识渊博，佛典之外，兼通经史百家。著有《空华集》二十卷，前十卷为诗集，后十卷为文集。收诗一千七百三十九首，文四百七十六篇，诗以七绝为多。

  义堂诗格调雅正，《对花怀旧》诗云：

纷纷世事乱如麻，

旧恨新愁只自嗟。

春梦醒来人不见，

暮檐雨洒紫荆花。

  伤时感事，旧恨新愁，俗常之人固如此，空门中人竟亦然。小诗情深韵长，凄艳动人，堪称合作。《题隐岐山陵》诗云：

历数于天道不穷，

万年枝上万年红。

干戈起自开边后，

社稷终归战国中。

宴罢瑶池秋月落，

春阑辇路晚花空。

游人不管兴亡事，

闲读碑文认篆虫。

  隐岐山陵，后鸟羽天皇陵。这是一首日本怀古诗，前三联雄浑凝重，尾联于野趣诙谐中，臻乎清旷超逸之境。

  绝海中津（1336―1405），临济宗禅僧。土佐高冈郡（今高知县土佐市）人。名中津，字绝海，号蕉坚道人。年十三入京侍天龙寺梦窗国师，受其高弟春屋妙葩熏陶。正平二十三年（1368，明太祖洪武元年）渡明，参谒杭州中天竺寺全室禅师，受器重。后广游江南名刹，历参天界、育王、天童诸山，与杨铁崖、宋景濂等文人居士多有交谊。洪武九年（1376），太祖召见绝海于英武楼，指日本地图以诗垂询熊野山徐福祠之事，绝海有奉和之作，太祖赐以僧伽梨、锋多罗茶褐裰、榔栗丈及宝钞。此事流传东国，成为佳话。同年归国,康历元年（1379）居天龙寺春屋妙葩会下，翌年，为甲州惠林寺开山，后归天龙寺。永德三年（1383）足利义满将军创建相国寺，招为当事，翌年因直言逆义满旨，退隐摄津之钱原（今茨木市），至德二年（1385），创建宝冠寺，董等持寺。应永八年（1401）转相国寺住持，兼营鹿苑院。

  绝海人品温雅，学识渊富，高弟盈门。著有《绝海录》一卷及诗文集《蕉坚藁》二卷。绝海广泛汲取中国诗歌营养，加之阅历丰富，诗歌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绝海在明求法九年，历参名刹，广结佛缘，尊师敬业，多受器重。绍兴府清远怀渭禅师是绝海入明之初拜谒的禅师之一，师号竹庵。绝海将离杭州赴南京（明初国都）时，有《呈真寂竹庵和尚》一首留别，诗云：

不堪长仰止，

渚上寄高踪。

流水寒山路，

深云古寺钟。

香花严法会，

冰雪老禅容。

重获霑真药，

多生庆此逢。

  表达了对清远怀渭禅师的高山仰止之情。师有和诗云：

  绝海藏主，力究本参。禅燕之余，间事吟咏，吐语辄奇。予归老真寂，特枉存慰，将游江东，留诗为别。有曰：“流水寒山路，深云古寺钟”，气格音韵，居然玄盛，当不愧作者。予老矣，无能为也，不觉有愧后生之叹，遂次韵用答，诚所谓珠玉在侧，不自知其形秽也。

三韩辞海国，

五竺访灵踪。

洗钵龙河水，

烧香鹫岭钟。

安居全道力，

段食长斋容。

特枉留诗别，

何时定再逢？

  怀渭禅师和诗及序文，语重意深，有不忍诀别之情。灵隐寺见心来复禅师感而和之曰：

东游吴越寺，

云水寄行踪。

晴晒花间衲，

寒吟月下钟。

鸿飞夸健翮，

瘦鹤识清容。

别去沧州隔，

搏桑几日逢？

  易道夷简禅师亦有和诗云：

  绝海藏主，尝依今龙河全室宗主于中天竺室中，参究 禅学。暇则工于为诗，又得楷法于西丘竹庵禅师，故出语下笔，俱有准度。将游上国，观人物衣冠之盛与夫吾宗硕德禅林之众，有诗留别竹庵，庵喜而和之。兹承见示，复征于予，遂次韵一首，奉答雅意云：

问道金陵去，

因求胜地踪。

光飞舍利塔，

声动景阳钟。

燕垒怀王谢，

鹰巢谒镜容。

龙河禅席盛，

圣代喜遭逢。

  这组唱和诗记录了中日禅宗及诗歌交流史上一段佳话。

  绝海渡海求法，历参名刹，归国开山，诸多跋涉，在其诗中，留下不少咏山吟水之作。《早发》诗“破衣江上步，圆笠月中孤”等句，将冬日早行的环境氛围、心理感受描绘得栩栩如生。此外如：“枫落秋江水，钟清夜泊船”（《文焕章归姑苏》）、“千峰收宿雨，万象弄春晖”（《送俊侍者归吴兴》）、“秋夜关山月，高悬细柳营。中军严下令，万马肃无声”（《东营秋月》二首其一）、“寒雨黄沙暮，西风白草秋。”（《出塞图》）等，或记实，或题画，皆中国山水之传神写照。

  绝海诗中最具特色的是对于禅僧日常斋戒功课及起居生活的具体描述。绝海有《山居十五首次禅月韵》组诗云：

人世由来行路难，

闲居偶得占青山。

平生混迹樵渔里，

万事忘机麋鹿间。

远壑移松怜晚翠，

小池通水爱幽潺。

东林香火沃洲鹤，

逸轨高风谁敢攀？

放歌长啸傲王侯，

矮屋谁能暂俯头。

碧海丹山多入梦，

湘云楚水少同游。

蒙蒙空翠沾经案，

漠漠寒云满石楼。

幸是芋香人不爱，

从教菜叶逐溪流。

壶中风景四时兼，

山色溪光共一帘。

清白传家随分过，

语言无味任人嫌。

灵踪未到情何已，

好句忽来吟不厌。

幽鸟有期春已晚，

半岩细雨草纤纤。

静者襟怀久旷夷，

白头懒剃雪垂垂。

闭门雨后扫秋叶，

绕树风前收堕枝。

云暗猕猴来近岭，

人闲翡翠下清池。

余生尽向山中老，

除却山林何所之？

无数峰峦围梵宫，

自然不与世相通。

菖蒲石畔泠泠水，

茉莉花前细细风。

溪獭祭鱼青箬里，

杉鸡引子白云中。

有山何处能如此？

忆得蓬莱碧海东。

晨炊不羡五侯鲭，

葵藿盘中风露馨。

霜后年年收芋栗，

春前日日劚参苓。

听经龙去云归洞，

看瀑僧回雪满瓶。

穷谷深林皆帝力，

也知畎亩乐清宁。

浮岚浓翠湿窗纱，

玉气丹光接太霞。

洞口云来藏怪石，

溪头水涨没危槎。

滴残松桂漙漙露，

落尽兰苕淡淡花。

昨日山前叟来访，

蒲团扪虱说桑麻。

幽栖地僻少人知，

古木苍藤映竹扉。

香草食馀青鹿卧，

小梨摘尽白猿归。

浣衣溪水摇云影，

曝药阳檐爱日晖。

童子未知常住性，

朝朝怪我鬓毛稀。

袅袅樵歌下杳冥，

幽庭鸟散暮烟青。

卷中欣对古人面，

架上新添异译经。

此地由来无俗驾，

移文何必托山灵？

幽居日日心多乐，

城市醺醺人未醒。

身安心乐在无求，

自是粗人不肯休。

老去一身同野鹤，

闲边多梦到沙鸥。

和烟藤蔓侵门牡，

经雨苔花上架头。

涧有香芹坡有蕨，

何妨满鼎煮春柔。

黄精紫朮绕春畦，

爱此葛洪丹井西。

传法未能同粲可，

垂名何肯羡夷齐。

寒山寂寂茶人少，

修竹冥冥谢豹啼。

有客纵令若陶令，

相携一笑懒过溪。

山列屏风九叠开，

泉鸣岩窦八音谐。

茅茨敢拟汉金屋，

轩砌聊夸尧土阶。

瑶草似云铺满地，

琪花如雪照幽崖。

空王住处堪依止，

回首人间事事乖。

懒拙无堪世事劳，

沈冥高卧兴滔滔。

连窗丛竹深听雨，

映屋新松才学涛。

一榻寥寥蜗室阔，

九衢衮衮马尘高。

久知簪组为人累，

制得荷衣胜锦袍。

一庵无事只萧然，

柏子烧残古佛前。

电露身心真暂寓，

鹪鹩栖息尽馀年。

绿萝窗外三竿日，

黄鸟声中一觉眠。

问我山居有何好，

此中即是四禅天。

寒山拾得邈高风，

物外清游谁与同？

林罅穿云凌虎穴，

潭头洗钵瞰龙宫。

百年多兴朝朝过，

一梦无凭念念空。

题遍苍崖千万仞，

长歌短咏意何穷！

  禅月，唐末著名诗僧贯休之号。其《禅月集》中有《山居诗》二十四首（《全唐诗》卷八百三十七）。绝海这组追代唱和诗着意描写山僧各方面的日常生活。“东林香火”，谓晋高僧慧远建白莲社于庐山东林寺精进修行事，“沃洲鹤”，谓晋高僧支遁隐居绍兴沃洲山爱鹤放饲事。由其五之末二句，可以看到绝海对故国山水的思念，也说明这组诗作于明代的中国。这组诗表现了诗人随缘饮啄，孤云自度的高洁情操，诗韵清穆和雅，诗笔生鲜活泼。

  日本汉诗中的怀古咏史诗以咏怀中国史迹者为多，但是，因绝大多数日本汉诗人无缘到中国来，故所咏往往本自史书，虽不无佳篇，终觉隔着一层。绝海在明，亲历古迹名胜甚多，所咏自是多了一分亲切。《岳王坟》诗云：

深入朱仙临北虏，

不知碧血瘗南州。

垄云空映伍员庙，

湖水无期范蠡舟。

四将元勋俄寂寂，

两宫归梦谩悠悠。

他年天堑人飞渡，

添得英雄万古愁。

  颈联将重大历史因果关系以委婉轻捷之笔点出，道前人之未曾道。《多景楼》诗云：

北固高楼拥梵宫，

楼前风物古今同。

千年城堑孙刘后，

万里盐麻吴蜀通。

京口云开春树绿，

海门潮落夕阳空。

英雄一去江山在，

白发残僧立晚风。

  由眼前凭临之景，达时空超越之境。“英雄”一联，将诗人自我写入，知前三联皆此东国白发禅僧于晚风中之所见所思也。

  绝海中津与义堂周信在日本汉诗史上并称“五山文学双璧”。义堂与绝海同乡同门，义堂长绝海十一岁，二人相互推重，友情甚笃。江村北海《日本诗史》卷二比较二僧云：

  绝海、义堂，世多并称，以为敌手。余读《蕉坚藁》，又读《空华集》，审二禅壁垒。论学殖，则义堂似胜绝海；如诗才，则义堂非绝海敌也。绝海诗，非但古昔中世无敌手也，虽近世诸名家，恐弃甲宵遁。何则？古昔朝绅咏言，非无佳句警联，然疵病杂陈，全篇佳者甚稀。偶有佳作，亦唯我邦之诗耳，较之于华人之诗，殊隔径蹊；虽近时诸名家，以余观之，亦唯我邦之诗，往往难免陋习。如绝海则不然也。今录集中佳句若干。五言：（诗略）七言：（诗略）等，有工绝者，有秀朗者，优柔静远，瑰奇赡丽，靡所不有。义堂视绝海，骨力有加，而才藻不及，且多禅语，又涉议论，温雅流丽者，集中无几。如绝句，则有佳者。

  （诗略）

  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亦比较二僧云：

  义堂，器识深远，守法规而肃清；绝海，神秀不羁，狷介而飘逸。义堂具学者气质，绝海有诗人气质。

  所见与北海略同。明富春山天竺寺如兰上人曾对绝海之诗有评云：“绝海游于中州也，睹山川之壮丽、人物之繁盛，登高俯深，感今怀古，一寓于诗。虽吾中土之士，老于文学者，不过是也。且无日东语言气习，诚为海东之魁，想无出其右者。”（猪口笃志《日本汉诗》上册，第96页）就五山汉诗而言，确乎应推绝海为第一人。

三

  在日本汉诗成为无源之水艰难流淌的约三百年间，其源头中国的文学却是一直按照自身规律不停地向前发展着，所以，当日本于五山初期与中国南宋中期文学重新遭遇之际，其所面对的中日文化跌差之大是不难想象的；此后接踵而至的元代文学、明代文学，都令五山禅僧目不暇接。面对如此璀璨进步的文化，已经初步建立了汉诗文受容机制的日本文化在受容中国新的禅文化的同时，更多地受容中国多方面的优秀文化，特别是受容令其最为倾心向慕的中国诗歌，与其说可能，毋宁说是必然。

  无庸讳言，五山汉诗成就远不能与紧接其后的江户时期日本汉诗的鼎盛相比，但是，四百馀年的五山文学毕竟完成了从偈到诗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主流文学的特质，是日本汉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㈠完成了从偈到诗的演进

  五山汉诗与其文化背景五山禅宗的特色密切相关。五山禅寺皆为临济宗，与日本当时并存的净土、曹洞、日莲等以念佛打坐为主要修持方式的“默照禅”不同，临济禅是通过机敏的“公案”对答以求开悟的“看话禅”。所谓“公案”，多用偈语，形式上与诗句仿佛者，便是“诗偈”。因佛门原有“不立文字”的信条，故五山之初所谓“诗偈”之作，实际上还是禅是偈而非文学。后来，五山禅僧奉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禅一味”说为圭臬，才逐渐冲破了对于诗歌创作的束缚，使得禅僧们的诗作大大发展起来。湛然静者惠鉴《为绝海画并赋》诗云：“五字照秋水，三衣护夜禅。”“三衣”指袈裟，“五字”，即指五言诗。绝海《呈湛然静者并谢画》三首其二云：“真理融玄境，微言滋道根。”二人诗句，都是在诗、禅、偈三者一体之关系中，特别强调了诗的作用。绝海《寄戒坛无溢宗师》诗云：“谁知惊代律中虎，本是能诗天上仙。”隋代法愿禅师精通戒律之学，自持亦高洁，人称“律虎”。既为律虎，亦是诗仙。本是赞人之句，却也表明了绝海自己的诗艺追求。

  随着五山汉诗的发展，在“诗禅一味”这一认识的基础上，逐渐产生了比亦禅亦诗、亦诗亦禅的“诗偈”更具文学审美价值的咏志抒怀写景咏物的“俗世”的诗作，从而提高了五山汉诗的文学价值，奠定了五山汉诗在日本汉文学史上的地位。

（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主流文学的特质

  中国历代禅僧文学一般总是属于非主流文学范畴，它们被排斥于——或者毋宁说是自觉疏离于——以士大夫为创作主体的社会主流文学之外，而以幕府政权为靠山的日本五山禅僧们的文学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文化学术气息浓厚的清丽典雅的品格情趣，一种“士大夫精神”，一种“书卷气”，显示出一定的主流文学的特点。

  第一，通过直接描写社会现实的作品，表现了诗人对于社会政治的关心。如中岩圆月七古《送泽云梦》云：

乾坤干戈未息时，

氛埃眛目风横吹。

饿者转死盈道路，

荒城白日狐狸嬉。

我问乐土在何许，

一身可以安栖迟！

  义堂周信《乱后遣兴》云：

海边高阁倚天风，

明灭楼台蜃气红。

草木凄凉兵火后，

山河仿佛战图中。

兴亡有数从来事，

风月无情自满空。

聊借诗篇寄凄恻，

沙场战骨化为虫。

  以及绝海中津《送光侍者》诗所云：“孤馆啼猿树，四郊戎马尘” 等，都表现了诗人对挑起连年战乱的武士集团的憎恨和对人民的同情。在中岩圆月“天也丘轲无遇鲁，时哉管晏有功齐”（《和答别源二首》其一）、“风起战尘吹血臭，日因祲气带阴倾。斯文自古叹将丧，吾道何日必正名”（《和酬东白二首》其二）等诗句中，还抒发了无奈的牢骚与强烈的愤慨。考虑到日本文学自古迄今游离于政治之外的传统，五山汉诗多少表现出一些对社会的责任感就显得尤为难得，这不仅与五山禅僧更接近上层社会的政治地位有关，应当说也是通过中日禅僧频繁渡海交往，五山汉诗有机会直接受容中国现实主义诗风的结果。

  第二，象中国历代士大夫文人那样，五山诗人也常常通过怀古咏史诗，表现其历史关照的胸襟。王朝时期汉诗少有咏史之作，仅有的也多为《昭君怨》、《婕妤怨》、《长门怨》等对于中国传统乐府旧题的沿袭模仿，缺乏创新与个性。五山汉诗中的怀古咏史之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超越前代，佳作不少。其中咏怀日本史的，如前引义堂周信所作《题隐岐山陵》等；咏怀中国史的，如前引绝海中津所作《岳王坟》、《多景楼》、《钱塘怀古》二首等。

  第三，较多清丽典雅的品格情趣，较少所谓“蔬笋气”，特别是对于五山名家而言。如

绝海《辇寺看花》云：

寺近皇居多贵游，

看花还爱一庭幽。

禅心未必负春色，

院院珠簾卷上钩。

  勇敢渲说对于美的追求；《绿阴》云：

绿树林中净似秋，

更怜翠锁水边楼。

乘凉踏破苍苔色，

撩乱袈裟上小舟。

  即使写的是僧，也洋溢着浓郁的“俗世生活”气息，感人以动态的活泼。诗境也不避浓艳，如《赋海棠寄西山故人》云：“风前添色鹃啼血，雨后寻香蝶梦迷。”有的诗还敢于以隐遁空门的寂寞为话题，坦率写出自己的矛盾心情。如《冬日怀中峰旧隐》诗云：

长怀天竺寺，

谁复住山椒？

连夜梦频到，

看云思不遥。

闲门依涧曲，

细路转岩腰。

松树风飘子，

药栏雪损苗。

幽栖诚所爱，

生理却无聊。

一笑问真宰，

百年何寂寥！

  前八句写自己对曾隐居过的杭州中天竺寺的怀念，末四句写出幽栖生活毕竟无聊寂寥的怅惘，发俗僧所未敢发。

（三）承前启后的日本汉诗发展史地位

  五山汉诗上承王朝汉诗，下启江户汉诗。与王朝汉诗相比，五山汉诗有了长足的进步。

  其一、从“白乐天风”独盛，到崇尚李杜苏黄等，诗歌风格趋于多样性。王朝时代，在大江维时（888―963）编纂的《千载佳句》里，共收中国诗人（含个别高丽、新罗人）一百四十九家诗1083联，其中白居易一人诗507联，几占半数；在藤原公任（966―1041）编纂的《和汉朗咏集》中，共收中日汉诗588联，其中白居易135联，居全集之冠；紫式部《源氏物语》共引用中国文学典籍185处，其中白居易的诗句就达106处之多；……王朝时期“白乐天风”之独盛，于此可见一斑。进入五山时期之后，“白乐天风”衰飒，开始崇尚李杜苏黄等。虎关师炼《济北诗话》至云“李杜者上才也”、“元白下才也”，对元白持鄙夷态度，很有代表性。从五山汉诗中也可以看出这一变化。如绝海“白鸥江上旧盟冷，老鹤何妨万里心”（《将往近县留别观中外史》），语出杜甫 “老鹤万里心” （《遣兴》）；“杜陵不唾青城地”（《古河杂言》五首其二），语出杜甫“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丈人山》）；别源圆旨“庐山面目有人问，不知如何秪对他”（《东林夏中偶作》二首其二），语出苏轼《题西林寺壁》；“翠烟收尽水天宽，江上渔翁独钓寒”（《和江上晚望》二首其二），语出柳宗元《江雪》；“秋风白发三千丈，夜雨青灯五十年”（《夜座》），前句语出李白《秋浦歌》，后句语出黄庭坚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寄黄几复》）等。风格的多样化是日本汉诗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其二、王朝时期汉诗人以天皇贵族朝廷大臣为主体，五山时期汉诗人则以禅僧为主体，诗人群体的变更，使日本汉诗离开高高在上的狭隘窒息的宫廷贵族生活圈子，走向山林，走向人间，更远的则越过大海，走向中国，从而表现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和自然风光，极大丰富了汉诗的内容。

  其三、王朝时期的律体，侧重对偶而声律多不合，人称“五言八句”、“七言八句”，五山汉诗名家的律体则渐渐趋于成熟。

  王朝时期多总集而少别集，总集最早为《怀风藻》（751），继而为《凌云集》（814）、《文华秀丽集》（818）、《经国集》（827）等“敕撰三集”，此后，有《扶桑集》（998）、《本朝丽藻》（1008）、《和汉朗咏集》（1013）、《本朝文粹》（1045）、《朝野群载》（1116）、《新撰和汉朗咏集》（1138）、《本朝无题诗》（1162―1164）等，别集则仅有菅原道真的《菅家文草》（900）、《菅家后集》（903），及空海的《性灵集》（835）、都良香的《都氏文集》（879）、岛田忠臣的《田氏家集》（892）等；五山时期诗僧则多有个人的诗文集，从前文诗人介绍中已可概知一二，而总集则惟有《北斗集》、《花上集》等寥寥数种。王朝时期总集多、别集少，是因为当时日本汉诗尚处于萌发期至幼苗期，诗人个体较弱，须结为群体以造势，而且当时作者大都活动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相互经常观摩切磋，易于择优编纂成集；五山汉诗别集多而总集少，则因禅僧分散于山林寺院，流动于中日之间，较为难于聚合，但更重要的则是因为五山汉诗人之诗歌创作已较为成熟，独立结集可谓瓜熟蒂落。

（本文原发表于《唐都学刊》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