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学艺术，其价值的充分实现，不仅是当其被创作出来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当其广泛地被欣赏、被批评的时候。由于社会的、历史的、民族的、语言的、地域的种种原因，日本汉诗作为中日两国文化交孕而生的文学瑰宝，迄今还没有得到它本来应该得到的与它的巨大成就相应的更广泛的欣赏和批评，因而还未能充分实现其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讲，作为一种文学艺术，日本汉诗的运命是近于寂寞的，它的绚丽的光华和人文价值还在很大程度上被埋没着。

  努力改变这一运命，我想，是日本与中国汉诗研究者责无旁贷的共同使命。当今，中日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已为这一历史使命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预料，当在日本已有一千三百馀年发展史，拥有数以千计的诗人和数十万首诗篇的日本汉诗，一旦被多形式多渠道地充分地介绍到汉诗的发祥地中国去的时候，必将引起广泛的兴趣，受到热情的欣赏和批评。中国的汉诗研究者在喜获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同时，会感到若不对日本汉诗做一点基本的必要的研究——可以视为是对于中国古诗的“域外追踪研究”，则自己的研究将是不完全的研究；而中国的情况，反过来又必将给日本的汉诗研究者以鼓舞。果能如此，则对中国古诗与日本汉诗的研究，都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一、日本汉诗与中国古诗

  日本汉诗与中国古代诗歌，二者之间存在着历史久远的复杂的亲缘关系，这种关系至今仍然是影响日本汉诗运命的重要因素。为了说明把日本汉诗介绍到中国去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有必要对日本汉诗与中国古诗间的亲缘关系作以最基本的考察。

㈠日本汉诗的源头在中国

  日本汉诗在自己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史上，虽也经历了源起、发展、全盛、衰落的全过程，但是，与同为日本诗歌的和歌相比，源头却很不同。和歌是源于日本民间的本土文学，日本汉诗的源头却在中国。

江村北海《日本诗史》（《日本诗话丛书》卷一）开篇云：

  按史，应神天皇十五年，百济国博士阿直几来朝，献《周易》、《论语》、《孝经》等书。上悦，使阿直几授经诸皇子。我邦经学，盖肇于此云。后阿直几荐王仁，上乃诏百济王征王仁。王仁至，与阿直几同侍讲诸皇子。上崩，仁德天皇即位，迁都浪速，王仁献《梅花颂》，所谓三十一言和歌者也。或曰：“异域之人，何以作和歌?所献或是诗章，当时史臣译通其义耳”；或曰：“王仁归化既久，熟我邦语言，学作和歌。”未知孰是也。

  要之距今千有四百年，载籍罕传，其详不可得而知也。自仁德升遐，历世三十，经年四百五十，天智天皇登极，而后鸾凤扬音，圭璧发彩，艺文始足商榷云。史称，诗赋之兴，自大津王始。纪淑望亦曰：“皇子大津始作诗赋。”而其实大友皇子为始，河岛王、大津王次之。大友诗，五言四句：“道德承天训，盐梅寄真宰。羞无监抚术，安能临四海。”

  典重浑朴，为词坛鼻祖而无愧者也。大友，天智太子。

  （按：313至399年仁德天皇在位，661至671年天智天皇在位，则“自仁德升遐”至“天智天皇登极”仅263年，此云“经年四百五十”，疑误。）在这段有关汉籍传入与汉诗起源的重要论述中，还涉及到了和歌。虽云“未知孰是”，但无论是“当时史臣译通其义”，还是王仁“学作和歌”，只要这一史料属实，均可说明当汉籍传入之前，日本早已有三十一字和歌存在。

  那么，日本汉诗为什么源起于天智天皇时期呢?对此，猪口笃志在《日本汉诗概说》（其所著《日本汉诗》一书之序）中曾有扼要说明，摘录如下：

  与隋唐的交通和亲，进一步推动了汉文学的兴盛，并使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因为唐朝是汉诗的全盛时代，所以日本人作汉诗不仅仅是一种好尚，而且是与中国人交往时必要的不可欠缺的教养。七年，齐明天皇崩御，大兄皇子即位为天智天皇，天皇学奉周公孔子之道，整顿学制，振兴文教，于万机之暇招学士大夫赐宴赋诗。四年（665）九月，唐使刘得高来朝，我方遣唐使回访；六年（667），迁都近江，八年（669），遣使赴唐，唐又派答使郭务悰率随员二千馀人回访，盛况空前。在如此频繁的交往中，彼我使臣之间想必会有不少相互酬答的诗作。所以，日本汉诗起源于天智天皇时代决非偶然。

  这段论述，不但把日本汉诗的源起置于日本与隋唐交亲的广阔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而且对日本人最初写作汉诗的动机也有所推断，即当时写作汉诗不仅仅是一种好尚，而且被视为与汉诗全盛期的中国人交际时的一种必要的文化教养。如此说来，当日本汉诗最初产生之时，就把汉诗故乡的中国人视为重要的读者对象了。从日本汉诗源于中国古诗这层源流关系来看，早期日本汉诗人的这种想法非常自然。当时空前频繁的中日人员往来，确实为中日间诗人的直接接触与交流提供了可能。

㈡日本汉诗对中国诗歌的不断受容

  日本汉诗之以中国诗歌为源，不仅仅是当其源起的时候，在其后来的发展中，仍需要中国诗歌的源源注入，仍需要为了更新而不断吸纳借鉴。中国诗歌在其自身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又一个重要浪潮，大都在经过相当时期以后波及日本汉诗。诚如江村北海《日本诗史》卷四所云：

  夫诗，汉土声音也。我邦人，不学诗则已。苟学之也，不能不承顺汉土也。诗体每随气运递迁，所谓三百篇、汉魏六朝、唐宋元明，自今观之，秩然相别。……我邦与汉土，相距万里，划以大海，是以气运每衰于彼而后盛于此者，亦势所不免。其后于彼，大抵二百年。胡知其然?《怀风》(日本第一部汉诗集，公元751年编成)、《凌云》(日本第一部敕撰汉诗集，公元814年编成)二集所收五言四韵，世以为律诗，非也。其诗对偶虽备，声律未协，是古诗渐变为近体，齐梁陈隋，渐多其作，我邦承其气运者。稽其年代，文武天皇大宝元年为唐中宗嗣圣十四年，（按，应为“十八年”）上距梁武帝天监元年，凡二百年。弘仁、天长，仿佛初唐，天历、应和，崇尚元白，并黾勉乎百年之后。五山诗学之盛，当明中世，在彼则李、何、王、李，唱复古于前后，在此则南宋北元，专传播于一时。其距宋元之际，亦二百年矣。我元禄，距明嘉靖，亦复二百年，则七子诗当行于我邦，气运已符，故有先于徂徕已称扬七子者。

  诗风之变迁，往往是积渐而成势，难于确指以年月，且即使同一时代，诗风也有主有次，末可划一。此处所云“其后于彼，大抵二百年”者，乃是概言其趋势而已。在此应该指出的是，日本汉诗对于中国诗歌的这种依存性，固然表现了两者之间亲缘关系的继续与深化，但同时应看到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忽视日本汉诗内部诸因素的矛盾斗争在其发展变化中的作用。尤其是当日本汉诗已逐渐成熟，显示出独立性之后，它对中国汉诗的借鉴、呼应，其目的除了汲取营养之外，有时还是为了内部矛盾斗争的需要。尤其是江户时代以来，诗人的个性化已十分突出，尊唐崇宋、仿明学清，主张既莫衷一是，作品亦五彩缤纷，所谓“大抵二百年”的话已经不能适用。及至明治之后，一方面日本的兴趣已转向西方科学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的晚清诗坛也已少有生气，于是，日本汉诗就和曾经作为它的源头并曾不断向它注入过活水的中国古诗几乎同时走向了衰微。

㈢对日本汉诗的评价向以中国诗歌为标准

  日本汉诗有所谓”和臭”（亦写作“和习”、 “倭臭”、“倭习”，发音同）问题。近藤春雄《日本汉文学大事典》“和习”条云：

日本人作汉诗文时表现出的有异于华人的独特的习惯或用法。即在诗文中夹杂日本式字句，使人总觉得有日本人作文习气。江户时代山本北山在其《作诗志彀》中曾对和习进行了批评。赖山阳《日本外史》有云：“唉，长袖者恶，不知兵”（《源氏记》），称公卿为“长袖者”；还有云：“九郎为弐舞”，将国语中的“二舞”，径写入汉文作“弐舞”等，都是和习。

  按，山本北山在《作诗志彀》中所指摘的，多为字词之误用，如针对诗题中的“秋田城，往昔秋田城介所据也”，指出：“‘所

据’之用甚谬，当为‘所镇’。‘据’‘镇’二字，倭人所用多谬”等。

  再如卢玄淳《诗语考附录》所举“此方人，‘请看’，作‘请见’，‘请听’作‘请闻’”之类，于义有害，易生误解，确实是应当尽量避免的。

  至于将日本独有的事物写入诗中，作一创造，则似未可一概而论。例如菊池五山在其《五山堂诗话》中评价宇庞卿诗云：“‘月新题ノ字’，五字亦佳。”迳将日本片假名文字“ノ”写进汉诗里来了，可谓“和臭”很浓，但“ノ”宛如初月之形，用入诗中颇见新巧，虽不宜提倡，偶为之则无妨。再如除中秋赏月外，日本风俗九月十三夜亦要赏月，诗家多有吟咏，此亦可谓纯乎“和臭”者，但佳篇不少，正可与中秋诗相映成趣。这样的“和臭”，就是十分可珍视的了。

  所谓“和臭”问题，实际上是日本汉诗的创作和批评以什么为标准，以什么为准则的问题。试想，中国诗不存在要避免“汉臭”的问题，日本和歌也同样不存在要避免“和臭”的问题，而且相反，要说“汉臭”，要说”和臭”，恰恰是汉诗与和歌的特色，是它们各自得以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独特价值所在，恰是应当珍视、应当保留、应当发展的东西。日本汉诗之所以须避免“和臭”，正说明它的价值观是以“汉”为标准的。

  原尚贤《刻〈斥非〉序》云：

  夫是非无定体，人之是而我以为非，我之是而人以为非。是非之争，虽历千载，孰能辨之?予闻诸春台先生曰：“今之学者，苟学孔子之道，则当以孔子之言为断；为文辞者，苟效华人，则当以华人为法。”此辨是非之公案也。

  大宰春台著《斥非》之主旨，即在斥一切不合华人之法者为非，故文中多有“非式也，华人弗为也”、“非礼也，华人弗为也”、“非法也，华人弗为也”之类的断语。虽然太宰春台的态度或许有点儿偏激，但“以华人为法”确是那时日本汉诗人的共识。上文所引江村北海之所谓“不能不承顺汉土”，以及赖惟柔在为泷川南谷的《沧溟近体声律考》所写的序文中所指出的日本汉诗人应当“离和境而到汉岸”的目标等等，也都是同样的意思。

  前野直彬、石川忠久在《汉诗解释鉴赏事典》中评论菅原道真的诗云：

  汉诗至道真，由模仿而趋于独立性，同时，和臭（日本味儿）也就开始产生了。

  评论五山诗僧的杰出代表绝海中津、义堂周信的诗云：

  他们的诗水准很高而和臭又少。

  评论赖山阳的诗云：

  山本北山时期高唱宋风，后来此风风靡一世，其中首屈一指者是赖山阳。他以十分成熟的汉诗文工力为基础，自由奔放地进行创作，表现出了日本独自的特色。这与菅原道真的“和臭”不同，可以说这是“日本的汉诗”的完成。

  以上三段话，从“和臭”这一特定词语的视角，说明了日本汉诗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道真诗，从对中国诗歌的完全模拟到开始追求独自性，虽因幼稚而出现了“和臭”，以发展目光看，却是一个进步；绝海和义堂水准渐高，技巧渐熟，于义有害的“和臭”自然少见了，这又是一个进步；到了赖山阳所在时代，日本汉诗已相当成熟，能够创造性地显示出日本汉诗的民族特色，达到了“日本的汉诗”这一至境。如果广义地把这也视为一种“和臭”的话，这已与道真时代的“和臭”有了质的变化。从产生了“和臭”到“和臭”减少，再发展到无“和臭”却显示出民族特色，这是日本汉诗走过的合乎逻辑的进程。因此，今天以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和臭”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㈣汉诗训读法是连接中日汉诗的津桥

  近藤春雄在《日本汉文学大事典》中解释“训读”定义的时候，还简明说明了训读的历史。他说：

  与音读相对，训读是直接用日本语读汉字、汉语、汉诗文。在读汉诗文时，加上训点（返点、送假名）。关于汉文在我国最初的读法虽然有诸说，但是，自近江朝以来至平安朝初期——九世纪前半，至少是部分严守音读的，在律令的学制中也明记着直至九世纪中期仍然设置有音博士。虽然训读法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奈良朝以前，但是记录为文的形式，则大约始于平安朝初期。至于训点，则是到了室町时代才完成的。

  在日本，无论是汉诗文创作还是汉诗文欣赏，无论是诗人还是读者，无论对中国古诗文还是对日本汉诗文，都采用训读的方法。既然只有采用直接音读法，才能完全体味到汉诗的风采和神韵，为什么不采用音读法呢?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从近江朝日本汉诗初兴以后，直到公元894年遣唐使废止以前，这期间，中日两国朝野接触频繁，学习唐音既有条件，使用唐音亦有意义，故曾使用音读法。此后两国长期处于隔绝状态，日本汉诗因断了源头活水而明显衰落，使用汉音直读汉诗就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多少必要了。

  第二，如果一直用音读法，那么日本汉诗便会局限在一个诗人和读者都极少并愈来愈少的狭小圈子里，便始终难以得到日本富于生命力的和文学的营养，便会永远像日本人作的“外国诗”，不能发展成为日本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品类。所以，不能低估训读法对于日本汉文学的意义。

  训读法的使用，经过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过程。如今经常使用的形式，一是完全保留汉诗的原状，只在字旁附加返点或再加送假名、振假名；一是按日语读法调动汉字的位置并加助词、送假名，或再加振假名。显然，对于现在一般的日本读者来说，第二种方法比第一种更易于理解和接受。

  江户时代的汉诗集多采用第一种形式，而大正时代编辑的《日本诗话丛书》，对于原文为汉文的，均把每页划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于原文上附加第一种训点，下部分则采用第二种训读法作为译文。由此可以看出汉诗文译读的日语化趋势。

  日本近数十年间出版的汉诗集，则概由原文(加训点)、训读文和口语译文三部分构成，依次排列，以便读者参照阅读；还有的将训读放在上面，原文反放在下面；或者索性正文部分只有口语译文，而将汉诗的原文附于书后。这些还都是对中国汉诗或古代的日本汉诗进行训读，至于现代的汉诗人，竟还有给自己诗集里的每一首汉诗都附加训读文的，无异于同时用两种语言进行创作。可以看到，汉诗文译读的日语化倾向是愈来愈明显了。从民族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这倒也是合乎逻辑的演化。

  用训读法对待汉诗文，是日本人一种两全而实用的创造。训读的汉诗介于用汉字写的原诗和完全的日本语口语译文二者之间，既可保留汉诗大部分格调风味，又便于日本人理解和欣赏，虽然音韵失去了，但汉字基本被保存下来，仍可较好地体味通过汉字传达出的内容和韵味。

  广濑淡窗《淡窗诗话》云：“邦人不通唐音，故不能知音节之异同，惟有于汉人用法中，选其多且正者以从之。”可以想知，对于不懂中国语发音，不能直接听说中国话的日本人来说，这样学习和掌握汉诗，难度该有多大。他们只有认真反复地研读玩味大量汉诗之后，才有可能熟悉和掌握诗语，才有可能开始试行创作。

  津阪东阳在《夜航诗话》中曾详细举例说明汉诗常用的某些汉字应如何训解，弥足珍贵，使我们得以体味到当时日本汉诗人作诗之难。摘其一如下：

  泥，去声，训滞。诗家所用犹言恼也，亦作 ，或作妮。杨升庵《词品》云：“俗谓柔言索物曰泥，谚所谓软缠也。”软缠，谓遣不去。译“追企麻土布”，又译“阿麻遍屡”。李白：“晚来移彩仗，行乐泥光辉”，唐彦谦：“独来成怅望，不去泥阑干”，杜甫：“年年至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白居易：“失却少年无处觅，泥他湖水欲何为”，并“阿麻遍屡”也；又，元稹《悼亡》：“顾我无衣搜画箧，泥他沽酒拔金钗”，白居易：“今宵始觉房栊冷，坐索寒衣泥孟光”、“犹赖洛中饶醉客，时时泥我唤笙歌”、“月终斋满谁开素，须  奇章置一筵”，姚合：“欲泥山僧分屋住，羞从野老借牛耕”，此译“伊自屡”，又译“捏怛屡”，即“阿麻遍屡”之甚也。

  我想，如今在日本，能够一看就明白“追企麻土布”是“つきまとふ”，阿麻遍屡”是“あまヘる”，伊自屡”是“いじる”，“捏怛屡”是“こねる”的人已屈指可数，但在昔日，掌握这样的训解诗语的方法却是日本汉诗人必须修养的基本功夫。可以说，训解诗语和训读汉诗是日本人学习汉诗和创作汉诗的重要津桥。

  以上，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日本汉诗与中国古诗的关系。综而言之：其一，日本汉诗源于中国古诗，与中国古诗有着不解之缘。其二，日本汉诗在发展中追随中国古诗，不断受容中国历代诗风的影响。其三，所谓避免“和臭”的问题的提出，表现了日本汉诗以中国诗歌为准的的态度。其四，对汉诗的训读法是日本汉诗人的重要创造，是学习、欣赏和创造汉诗的必要手段，是连接中日汉诗的津桥。从以上四方面来看，既然日本汉诗与中国古诗有着如此历史悠久的亲缘关系，历史上两国间就应当广泛进行汉诗交流，互相学习、欣赏和批评。可是这种交流历来是不平衡的，中国历代诗歌大量地、不断地、几乎无剩余地流入了日本，而自古迄今，流入中国的日本汉诗却微乎其微。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认真考察的问题。

二、日本汉诗人和中国诗人之间的交流热望

  日本汉诗人和中国诗人在漫长的历史中都始终怀着冲破障碍、进行交流的渴望。

  ㈠日本汉诗人寻觅知音的迫切感

  自古以来，日本汉诗人大都有一种渴望寻求理解、寻觅知音、摆脱孤寂的迫切感。我想，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日本汉诗虽然是日本汉诗人创作的，但汉诗特有的格律和纯粹使用汉字的形式，却使一般的日本人感到陌生，难以问津。正像石川忠久、前野直彬在《汉诗的解积与鉴赏事典》中所说的那样：

  想尽量品味汉诗的旨趣，就象敲开坚果的硬壳取出其美味的果仁那样，必须排除阅读时的障碍。首先，面对完全由汉字排列而成的东西，想阅读不知如何准确发音，有时实在难于启口，而且即使能读出来了，也会因为不明其结构而难于深味。

  当然，这是现在的情况，古时候要好些，但若与和歌相比，汉诗的读者面毕竟要狭窄得多。读汉诗如此，作汉诗更非有很高的汉文学修养不可，能作的人也就更少了。友野霞舟《锦天山房诗话》上册引原公道对贝原笃信的评论云：

  益轩（贝原笃信号）虽时作诗，素好倭歌而不好诗，每谓诗为无用闲言语。曰和歌者我国俗之所宜，而词意易通晓，故古人歌咏极精绝矣，古昔虽妇女亦能之者多矣。唐诗者非本邦风土之所宜，其词韵异于国俗之言语，难模效之中华，故虽古昔之名家，其拙劣不及于和歌也远矣。我邦只可以和歌言其志、抒其情，不要作拙诗，以招“詅痴符”之诮。

  友野霞舟亦自评云：

  （益轩）为人谦恭纯笃，好著书，而救世之心实苦。所著百有余种，多书以国字，语极恳切。田夫红女、童儿隶卒，皆便之。

  有志如此，说了如上否定日本汉诗的偏颇的话，也不足为怪了。而且，这些话，虽于汉诗有欠公允，但在当时亦必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关键是由此也可看到日本汉诗处境之艰难。正如大洼诗佛在《诗圣堂诗话》中所慨叹的：“作诗之人固少也，观诗之人亦不多。”

  其二、日本汉诗自产生以来，一直存在着与日本本土文学和歌的矛盾。在汉诗传入之前，日本只有口耳相传的和歌；在汉诗传入之后，因为朝廷特重汉文化，日本汉诗有后来居上之势，但和歌作为本土文学却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现存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编定于公元751年，收诗仅120首；而在公元759年稍后成书的现存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中，收存和歌却达4500首之多。而且，《怀风藻》诗人的三分之一原是《万叶集》歌人。在此之后，被称作“敕撰三集”的《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的编纂和《扶桑集》、《本朝丽藻》等诗集的问世，显示了日本汉诗的生命力，而和歌则有《新撰万叶集》、《句题和歌集》、《古今和歌集》等新集编出。日本汉诗与和歌并行发展，逐渐形成日本诗歌的两大派系。耐人寻味的是公元1013年《和汉朗咏集》的编成。猪口笃志认为：“和歌与诗并举，也是时代好尚的反映。”（《日本汉诗概说》）

  但是，汉诗与和歌并非始终“并行不悖”。二者同为日本诗歌，即不可避免会产生争作者、争读者的问题。因为汉诗的创作和鉴赏都需要有较高的汉文化教养，而这种教养即使在汉文化最为普及的江户时期也只有社会地位较高，生活较为富裕安定的人才有可能获得，所以，日本汉诗与和歌的矛盾常常不是表现为歌人对日本汉诗的轻视和排斥，而是相反，“强客压主”，表现为日本汉诗人对和歌的轻视和排斥。试举数例于下：

  江村北海《日本诗史》序文云：

  盖吾邦……无一而不资诸汉唐以为损益者，……故公卿大夫翕然皆用心于诗赋论颂，而若和歌，则其余绪也耳。延喜中敕编《古今和歌集》，而掌其选者，未必阀阅之胄也，则可知以和歌名其家者，盖当时缙绅名族之所未必屑也已。嗟夫，自皇纲解纽，学政不振，文事颓败，殆几泯没，於是和歌者流始擅艺柄，夸张相尚。

  又，津阪东阳《夜航诗话》云：

  如学国字卅一字之什，直是养成儿女子态耳。余亦尝染指，以其易于诗。殆将为专家，而嫌其无丈夫气，遂焚此笔砚矣。加藤清正虑士风流于文弱，戒藩中禁之，良有以也。

  又，柴野栗山为诗僧六如《葛原诗话》所作跋文云：

  ……则谬妄杜撰，与俳歌谣谚何择焉?岂可得列艺林与古作者齿乎！

  太宰春台《斥非》亦云：

  世儒乃有与和歌者流酬唱，取和歌尾字以为诗韵者。夫和歌者，倭语也，诗者，中国之语也，如之何相通?可谓违理也，好古君子所宜戒也。……倭儒所为联句者，别有一法，大非古制，且其为辞，鄙俚猥琐，去诗远甚。又有一种倭汉联句，以和歌句间杂诗句，殊方异言，联缀成篇，动五十韵至一百韵，乖戾不伦，令人厌恶。联句至此，可谓风雅扫地。

  如此轻侮和歌，自矜高雅，殊不知“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反使日本汉诗自己的道路狭窄起来。

  当然，亦有持平之论。如东梦亭《锄雨亭随笔》卷下云：

  诗人轻和歌，歌人亦仇视之。彼此俱非。至其妙悟，诗、歌一致。藤原为家尝诲人曰：“凡作和歌，如度危桥，不可左右回顾。”又曰：“譬之作五重塔，始自基址，当留心下句。”作诗之法，亦不出此范围矣。

  实际上，以“学该和汉”为目标的日本古代知识阶层往往是兼作汉诗、和歌的，只是各人有所侧重罢了。就连上文所引反对日本人作汉诗的贝原笃信，亦不免于“临终，赋诗二首、和歌一首以见志。”（友野霞舟《锦天山房诗话》上册）

㈠诗社在日本汉诗摆脱孤寂方面的作用

  前引大洼诗佛《诗圣堂诗话》在“作诗之人固少也，观诗之人亦不多”之后，接云：“余每得一诗，则必示之增田堇斋，堇斋必解颐首肯焉。如堇斋，谓能观诗之友而可也。”可见日本汉诗人渴望读者、渴望知音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当然，最好是志同道合者结成诗社，在一起或传习诗道，或切磋诗艺，或品评鉴赏，或显技呈才，或抨击异端，大家都可摆脱孤寂了。

  下面，再摘引几节诗话以作说明：

  《诗圣堂诗话》云：“余初作诗，独立无倚，复因高蒙士，得入宽斋先生江湖社。”又云：

  麓谷，……性好诗，年七十余，闻有诗会，则必造之。分韵赋诗，下笔立成，不必待八叉。作诗之速，余未见如斯者也。麓堂常自云：“我有速作之病，是以诗多粗硬。”

  前者写自己未入诗社时的孤弱感，后者写麓谷老人在诗社中逞才使气时的情状。

  《日本诗史》介绍村上冬岭时说：

  当时诸儒会读二十一史，会月数次，又结诗社，并轮会主，必有酒食。临期，会主或有他故，冬岭必代为主，以故社会绵绵二十有馀年。后进所作，时有佳句，则击节叹称，吟诵数回，一时艺苑赖之吐气。其自运亦矫矫乎一时矣。今读冬岭诗，精深工整，超出前辈，元和以后，七言律，到此始得其体。

  《诗圣堂诗话》又云：

  余尝与舒亭开诗社于东江精舍，号曰‘二瘦诗社’，来与盟者百馀人。

  于此数节，可见昔日诗社之盛况。《诗圣堂诗话》接云：

  （二瘦诗社）痛斥世之为李王者，于是格调之徒猪怒虎视，议论汹汹不止焉。由此得人亦不少。

  是则诗社中同气相求、党同伐异之证也。

  其实，对于日本汉诗，诗杜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猪口笃志《日本汉诗概说》云：

  据《日本书纪》载：显宗天皇元年(485)三月上巳，幸后苑开曲水宴。这显然是对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5）上巳节三月三日王羲之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开曲水宴的模仿。如果《日本书纪》所载此事属实的话，那么，既然曲水宴是一种诗会活动，当时必是少不了要作汉诗的。

  还有前引关于天智天皇“于万机之暇招学士大夫赐宴赋诗”之事，这样的宫廷诗宴，实际上也是一种诗社活动。

  诗杜在日本汉诗发展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拙文所强调的能使日本汉诗人摆脱孤寂处境的意义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㈡日本汉诗人与中国诗人之间的交流热望

  由于日本汉诗与中国诗歌有着历史久远、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由于日本汉诗一直以中国诗歌为学习对象和评价标准，由于日本汉诗人虽然能作汉诗，且多有佳什，但却不能直接用中国语吟诵等等原因，所以自古以来日本汉诗人莫不渴望能有与中国诗人交谊的机会；中国方面也一样，日本汉诗人，作为外国人，却能作汉诗，单这一点就使中国人产生很强的亲切感和好奇心，对于中国诗人来说，能到日本游历交谊，或者能与日本来华的汉诗人交友，或着仅仅能够读到日本的汉诗，都是十分愉快的事。

  令人叹惋痛惜的是，由于历史上诸多条件的限制，虽然中日诗人都渴望交流，而能够实现这一愿望的却微乎其微。杜甫在其晚年作于夔州的《壮游》诗中回忆云：

东下姑苏台，

已具浮海航。

到今有遗恨，

不得穷扶桑。

  被俞樾推赞为“东国诗人之冠”的日本江户时期汉诗人广赖旭庄，虽云：“自幼好文字，常思晤西人……言语虽不接，肝肺乃相亲”（《赠松春谷三首》其一），但在那“昭代严禁海外游，神州禹土路悠悠”的时代，直至去世，他“会见皇华向异域” （《观内海有竹所藏宋人海上送别图》）的理想也未能实现。

  然而，日中诗人渴望交友的心毕竟是不能阻绝的，自古以来，通过遣唐使、留学生、商舶等各种各样的渠道，日中诗人不断地来往着，并留下许多感人的故事。

  在拙文中，我仅想介绍几位福井县汉诗人与中国诗人交友的未必广为人知的例子。

  清代诗人王黍园、方继儒曾先后过福井，与福井汉诗人多有唱和。山本木斋《七月二十三日鸥波书屋小集偶清国王黍园游加贺道经福井是日来临此会真奇遇也席上赋蹭》（见《木斋遗稿》乾卷）诗云：

久恨闻名地隔离，

一逢顿慰积年思。

同人设席爰相迓，

大雨横道不误期。

生面却疑如旧识，

真情且喜得新知。

竹阴深处好留客，

况此晚凉荷净时。

  又，《七月二十八日邀饮王黍园于羽上之醉月楼席上作》诗首颔二联云：

迎送连日把杯觞，

堪笑闲中亦着忙。

生异东西交已熟，

饮由文字兴偏长。

  次年，又有《裁锦楼观桃席上赠清客王黍园》诗云：

远客重寻诗酒缘，

青山迎笑画栏前。

去年一别荷花节，

今年又逢桃李天，

到处求书人若市，

行间作记笔如椽。

愧吾衰老无才思，

头白犹叨列绮筵。

  又有《方继儒见过赋赠兼送别》诗云：

万里乘槎游日东，

嗟君胆气故豪雄。

诗成异境获神助，

身历诸州谙土风。

言语略通文字外，

性情方识顾瞻中。

今宵奇遇虽堪喜，

还恐明朝怨别鸿。

  滋贺有作《莱桥遗稿》中亦有与王黍园唱和诗。一题曰《清朝王黍园先生留在东京数年明治壬午年巡游北越到我福井之明日招饮于从弟富田鸥波宅余亦与焉先生席间见示东京诸名士饯行什皆叠用其留别诗韵者因亦步玉韵赋呈》，诗云：

多年相望叹相离，

忽接丰神足慰思。

万卷撑肠供意料，

寸毫代舌话襟期。

联吟拙句赓佳句，

对酌新知似旧知。

彼此如今国无警，

与君同乐遇明时。

  按，此诗与前引山本木斋第一首诗同为明治壬午年(1882)七月二十三日富田鸥波宅席上唱和之作。此外，其集中还有《王黍园先生留于福井十数日将又北其辕一日招饮诸同士于其寓楼予亦陪末班席上分韵得书字赋呈》诗二首。山本木斋还有一首诗题为《余少时所作落花诗一首载在清俞曲园樾学士所选<东瀛诗选>中亦可谓海外知音矣偶有所感赋一律》，首颔二联云：

无复飞红到枕边，

闲怀往事独萧然。

谁图少日宴间作，

忽值知音海外传。

  福井县另一诗人关义臣，在其《秋声窗诗钞》中，有诗题曰：《予曩乞题额于清国李柳堂先生录天涯知己尽诗人之句见赠予喜不自禁乃以七字为韵赋此呈谢》，其一云：

一面未曾名已传，

缔交海外也奇缘。

恐君诗网收鱼目，

贻笑明珠浦上天。

  (原注：予曩寄诗乞正，复书云采入《海东诗活》，转结故及。) 又有《卫铸生来告别用前日赠答韵即赋示》诗，首联云：

手语笔言心已倾，

别愁缕缕不堪情。

  皆情真意切之作，发之肺腑，感人至深。福井县古称越前、若狭，所处偏僻，向非日本文教昌盛、汉诗著称之地，但从上引数诗中，日中诗人渴盼交谊的心情已可见一斑。

  友野霞舟《锦天山房诗话》(上册)引室师礼对新井白石的评论云：

君之诗，光华国家，溢美四方。其余波覃及海外者，北至朝鲜，南至琉球，又至堂堂清朝文化之国，莫不同然一辞，所至称善，譬如荆璧随珠，天下之宝者也。温润之色，渊然之光，有目者见而知之，是故秦吴同视，胡越合爱，初不以绝国殊俗而异论焉，欲掩而藏之得乎！

  时至今日，更非昔比，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大门已空前敞开，日本汉诗这颗文学明珠，再掩而藏之得乎！再掩而藏之可乎！

  （本文原发表于日本《福井大学教育学部纪要》[人文科学部]第39号[1991]，后被收入《日本中国学会报》第44集[1992]论文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