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诗是日本人用汉字写成的中国古代诗歌式的诗。日本汉诗不仅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诗歌影响并繁衍到海外的最大一脉分支。它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情谊的重要纽带，是两国文化交孕而生的文学瑰宝，也是世界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璀璨的奇迹。日本汉诗在其一千三百馀年发展史上，产生过数以千计的诗人和数十万首诗篇，成绩斐然，蔚为可观。

  日本汉诗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一、王朝时期（646―1192）

  此时期包括了日本历史上的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平安时代，是日本汉诗的源起时期。

  据《日本书纪》和《古事记》记载，公元285年，当百济国（朝鲜古国之一）博士王仁被日本国特聘为皇太子之师而赴日时，带去了《论语》和《千字文》。（这是史书上的正式记载，而实际上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当更早。）此后，在皇室贵族、朝廷大臣的带动下，日本逐渐兴起了历久不衰的学习汉文化的热潮。遣唐使和留学生的连连派出，中日两国友好外交的不断升温，成为日本汉诗产生的契机。正如日本汉诗研究专家猪口笃志所说的那样：“因为唐代是诗的全盛时代，所以日本人学作汉诗不仅仅是个人的趣味爱好，而且是与中国人交际时和进而在外交来往时的一种不可缺欠的教养。”(《日本汉诗鉴赏辞典序》)

  日本汉诗源起于天智天皇（626―671）时代。他做皇子时就领导了著名的大化改新（646），即位后积极推进与唐朝的友好关系。665年唐使刘得高访日，他随即派出遣唐使回访；669年他又遣使访唐，唐朝随即派答使郭务悰率随员二干余人回访，盛况空前。日本汉诗正是在中日双方如此频繁的交往应酬中逐渐产生的。

  其皇子大友被认为是日本最早的汉诗人。大友皇子（648―672）曾任太政大臣，天智天皇死后，在与大海人皇子（天智天皇之弟，即位为天武天皇）角逐皇位的壬申之乱中兵败自杀，时年25岁。明治三年（1870），追谥为弘文天皇。在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中，收存了他的《侍宴》、《述怀》两首诗。《述怀》云：

  道德承天训，

  盐梅寄真宰。

  羞无监抚术，

  安能临四海。

  江户时代著名汉诗评论家江村北海在其《日本诗史》中评此诗云：“典重浑朴，为词坛鼻祖而无愧者也。”明治时代著名汉诗人国分青崖在《日本诗话丛书题词》中亦云：

弘文聪睿焕奎章，

东海诗流此滥觞。

仰诵皇明光日月，

于今艺苑祖君王。

  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编定于公元751年，比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的编成还早十年左右。《怀风藻》受齐梁及唐初诗风影响，多应诏侍宴之作。形式以五言八句为主，好用偶而多不合律。

  此后，嵯峨天皇授命编纂的《凌云集》（814）、《文华秀丽

集》（818）及淳和天皇授命编纂的《经国集》（827）这所谓“敕撰三集”的产生，把日本汉诗的发展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三集的诗风明显受了唐诗的影响，七言诗增加了，平仄也渐趋于谐和。

  从十世纪初菅原道真的《菅家文草》（900）、《菅家后集》（903）中，可以看到当时在日本久久盛行的所谓“白乐天风”的影响。

唐末，遣唐使废止。与中国交往的中断使涓涓细流的日本汉诗陷入沉滞状态，在各种名目的赛诗会上，汉诗走向了游戏化、竞技化的形式主义道路。

  王朝时期的主要汉诗人，在大和时代，除大友皇子外，还有大津皇子、中岛大臣、文武天皇等。在奈良时代，有长屋王、刀宣利令、藤原宇合、藤原万里、麻田阳春、大伴池主，阿倍仲麻吕（唐名朝衡）等。在平安时代，有嵯峨天皇、小野岑守、巨势识人、空海、有智子公主、小野篁、都良香、岛田忠臣、菅原道真、纪长谷雄、大江朝纲、菅原文时、橘直干、大江匡房、藤原忠通等。

  王朝时期的汉诗文总集，除“敕撰三集”外，还有《扶桑集》（998）、《本朝丽藻》（1010）、《和汉朗咏集》（1013），《本朝文粹》（1045），《朝野群载》（1116）、《新撰和汉朗咏集》（1138）及《本朝无题诗》（1162―1164)等；别集除菅原道真外，还有空海的《性灵集》（835）、都良香的《都氏文集》（879）、岛田忠臣的《田氏家集》（892）等。

  值得一提的是，空海806年自唐归日后潜心著述的介绍六朝及唐诗文作法和诗论的《文镜秘府论》（820）及摘其要而成书的《文笔眼心抄》（同年），正是适应了当时日本汉诗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五山时期（1192―1602）

  此时期包括日本历史上的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这是日本汉诗重得源头活水后得以缓慢发展的时期。

  十二世纪末，皇室衰微，武士崛起，政权归于将军幕府，文化中心也随之由朝廷转向了受幕府控制和庇护的“五山十刹”——京都五山的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镰仓五山的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以及五山之首南禅寺。当时，中日交通仍被阻绝着，而西渡求法的日本禅僧和东渡传法的中国禅僧却可以比较自由地往来其间。他们在交流佛教的同时也进行着汉诗文的交流，日本汉诗遂因此而不断地得到了“源头活水”。这一时期的汉诗文作者主要是五山禅僧，所以一般称此时期之文学为“五山文学”。五山时期的汉诗无论在量的方面还是在质的方面都远远超过了王朝时期，其诗风也由几乎单宗白居易转为对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诸多唐宋诗人的景慕和模仿。由于禅僧往往诗与偈并作，诗境与禅境相融，所以一般说来五山汉诗受喜好说理的宋诗的影响尤深。

  五山时期最负盛名的诗人是绝海中津（1336―1405，有《蕉坚稿》）和义堂周信（1325―1388，有《空华集》），其次是虎关师炼(1278―1346，有《济北集》)、中岩圆月(1300―1375，有《东海一沤集》)和雪村友梅(1290―1346，有《岷峨集》)。

  五山诗集以别集为多，总集仅有《北斗集》、《花上集》等。

三、江户时期（1603―1868）

  从江户（今东京）幕府的创设到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历史上称为江户时代。这是日本汉诗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又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603―1708），儒者文学的兴起。

  其先行者是日本宋学奠基人一代名儒藤原惺窝。惺窝专力于程朱理学，而以馀力为诗文，影响很大，门生众多。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堀杏庵、那波道圆在经学方面最为著名，有“四天王”之称。而以诗论，则成就最高的当数石川丈山，其次为那波道圆。

  松永尺五的门人木下顺庵不满五山诗风而首倡恢复唐诗，荻生徂徕曾肯定其功绩说：“锦里先生（顺庵又号锦里）出而扶桑之诗皆唐。”服部南郭亦云：“锦里先生实为文运之嚆矢。其诗虽不甚工，但首唱唐风。”顺庵门下英才辈出，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新井白石、室鸠巢、雨森芳洲和祗园南海。

  第二阶段（1709―1750)，蘐园古文辞复古派的盛行。

  蘐园是获生徂徕的宅舍名，后因以为号。为廓清朱子学影响和荡涤五山馀风，获生徂徕接过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大旗，开创日本古文辞派，以复古为己任，排斥宋诗，鼓吹唐诗，奉李攀龙之论为圭臬，以假其名而编集之《唐诗选》为作诗者必读之书。徂徕门生极多，其中太宰春台、山县周南、服部南郭、高野兰亭、平野金华、释大潮、释万庵等皆以诗名。蘐园之学风靡日本六七十年，直至他死后还久盛不衰。这对于唐诗在日本的进一步传播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但蘐园派同明前后七子一样，也存在着刻意模拟古人的弊病。

  第三阶段(1751―1803)，清新宋诗风的勃兴。

  这一时期，日本汉诗坛掀起了批判蘐园流弊的浪潮。一方面，在理论上，有山本北山所著《作文志彀》、《作诗志彀》、《孝经楼诗话》，市河宽斋所著《谈唐诗选》，津阪东阳所著《夜航诗话》，太宰春台所著《文论》、《诗论》，大洼诗佛所著《诗圣堂诗话》，久保甫学所著《木石园诗话》等，鼓吹宋诗，指斥《唐诗选》，倡袁中郎（宏道）之清新，排击李（攀龙）王（世贞）之模拟剽窃，其势迅猛不可当。而此际之鼓吹宋诗，与五山禅僧之喜宋诗好谈性理已经不同。此际诗人，往往以放翁、诚斋为宗，得其自然清新之趣。此阶段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诗人，使汉诗坛呈现出空前繁荣，其最杰出者，有龙草庐、柴野栗山、尾藤二洲、古贺精里、赖春水、赖杏坪、菅茶山、释六如（慈周）、释大典、大田南亩、市河宽斋、大洼诗佛等。

  经学上无休止的论争终于导致了宽政二年（1790）的“异学之禁”。此后唯朱子学是官学，朱子学以外的其他学说均被列为“异学”而遭禁止。异学之禁虽因受到普遍反对后来不得不草草收场，但它却使经术之学从此失去活气，举世重词章，诗人开始独立于学者之外，这对于日本汉诗的走向大众化和达到空前繁荣，是一个重要转机。

  第四阶段（1804―1868），日本汉诗百花绚烂的极盛时期。

  此阶段的主要诗人，除前阶段的柴野栗山、尾藤二洲、古贺精里、赖春水、赖杏坪、菅茶山、大田南亩、市河宽斋、大洼诗佛等继续活跃外，新起的诗人有草场佩川、梁川星岩、广濑淡窗、广濑旭庄、大槻磐溪、斋藤拙堂、赖山阳、森春涛、大沼枕山、藤井竹外，安积艮斋，佐藤一斋、菊池五山及女诗人江马细香、梁川红兰等。诗人布及僻远，诗艺臻于完熟，日本汉诗日益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风采。

  至江户末期，内外多事，幕府衰替，维新胎动，诗文亦为之一变，忧国志士慷慨悲壮之歌如雷如电如雨如风，给日本汉诗注入了新的生命。

  江户时代的汉诗文总集极其繁富，有按师承门派编选者，如《木门十四家诗集》收木下顺庵门下十四家诗476首，《蘐园录稿》，收徂徕门下四十九家诗340首，《宜园百家诗》初、二、三编，收广濑淡窗、旭庄兄弟门下及有关者五百一十九家诗二十卷等；有按时代及体裁编选者，如文政十二年（1829）刊《文政十七家绝句》500首、天保九年（1838）刊《天保三十六家绝甸》925首、嘉永元年（1848）刊《嘉永二十五家绝句》966首、安政四年（1857）刊《安政三十二家绝句》749首、文久二年（1862）刊《文久二十六家绝句》618首、庆应二年（1866）刊《庆应十家绝句》300首等；有按地域编选者，如《三备诗选》收备前、备中（今皆属冈山县）、备后（今属广岛县）三地七十九家诗237首、《三野风雅》收三野（美浓旧称，今属岐阜县）二百家诗1000首等；此外，如《日本咏物诗》收一百三十四家咏物诗545首，《采风集》收清新性灵派一百七十九家诗三卷等，亦各有特色。于此应特别指出的是江村北海所编《日本诗选》正编十卷、续编八卷，辑录了江户时期五百零二家诗；市河宽斋所编《日本诗纪》五十卷及卷外集、别集、系谱各一卷，选辑了王朝时期四百二十家诗3204首，句527条；友野霞舟所编《熙朝诗荟》一百卷，选辑了江户时期一千四百六十七家诗14318首。这是江户时代编选的最大三部汉诗总集，被称为日本汉诗之大观。即此，可以窥见江户时代日本汉诗的全盛气象。

四、维新（1868）以后

  这是日本汉诗从全盛逐渐走向衰落的时期。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868―1911），明治时代。

  明治前期（1868―1889）活跃于汉诗坛的有三个派系——广濑淡窗咸宜园的一门、冈本花亭的一门、梁川星岩的一门，而以星岩门下之大沼枕山、小野湖山、森春涛影响最大。明治初的诗社有铃木松塘的七曲吟社、向山黄村的晚翠吟社、冈本黄石的曲坊吟社等，而以大沼枕山的下谷吟社影响最大。明治七年森春涛结茉莉吟社，其声势又超过下谷吟社。森春涛倡清诗，使明治诗风为之一变。

  明治后期（1890―1911），森槐南（春涛之子）主盟的星社成为汉诗坛的中心，参加者有国分青崖、本田种竹、野口宁斋等。当时的吟社，还有小野湖山的优游吟社、福井学圃的涵泳吟社、田边莲舟的昔社、关泽霞庵的云门会，大江敬香的花月会等。

  明治时期汉诗文杂志的创刊（如《鸥梦新志》、《明诗综》、《百花栏》、《随鸥集》等）和报纸上汉诗专栏的设立（如《每日新闻》的“沧海拾珠”专栏、《日本新闻》的“文苑”专栏等）为汉诗的发表开拓了一个新的渠道，成为明治汉诗坛的一个特色。

  明治汉诗坛虽还有过一时的繁荣，但江户时代的全盛景象已不复可再。维新以后，一方面，日本的兴趣与目光已转向西方科学文化，另一方面，中国晚清的诗坛也已少有活气，日本汉诗与曾经为其源头并不断向其注入过活水的中国古代诗歌几乎同时走向衰微，也是情理中事。

第二阶段（1912年以后），大正、昭和时代。

  随着西学的隆兴，汉学一步步走向衰落。汉诗坛上虽有国分青崖极力撑持，一人主盟了雅文会、咏社、兴社、兰社、朴杜等许多诗杜，井扶助着随鸥吟社和艺文社，却不但再难唤回汉诗的青春，反而更显出诗坛的索漠荒寂。待到后来连报纸上也很少再设汉诗专栏时，汉诗也就随之淡出社会生活。

  以上，是对于日本汉诗发展史的一个极疏略的概括。

在此，还应当说明的是，自九世纪末遣唐使废止以后，日本汉诗人几乎都不谙华音，就是说，对于汉语，既听不懂，更不能说。但日本人是使用汉字的，能识其形而明其义，于是便发明了“训读法”来译读汉诗文。训读法与音读法相对，建立在对汉语字词进行训解的基础之上。训读的汉诗，虽然在汉字间夹缀了一些日语假名（字母），并按日本语语法挪动了某些字词的位置，且失去了华音，读出来只有日本人才听得懂，但汉字却几乎完全被保留下来。正是通过汉字，日本人得以充分地理解和把握汉诗的真谛，品赏到汉诗的真味。不难想象，他们写作汉诗，要远比我们中国人困难得多。可以说，正是对于汉文化、汉文学的由衷而持久的向慕，才使他们有那样的勇气和毅力，一代一代不懈地追求着，摸索着，开拓着，积累着学习与写作汉诗的经验，一千三百馀年如一日，这是一个怎样艰苦的历程！

  训读法的缺憾是失去了汉诗的音韵美，这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事。不过日本汉诗人在写作汉诗时，却是严守音韵格律的。这种认真态度一直延续至今，现在日本出版的任何中日汉诗选本，必逐一注明每首诗所押何韵、韵脚何在，即是一例。

  明治以后，日本文学史的编写，遵循西方只论述本民族语言所写文学的惯例，只注意和文学，冷落了汉文学。这种有违日本文学发展历史的倾向，严重阻滞了日本汉文学的整理和研究。

  可喜的是，近年来，在日本国内，日本汉文学开始愈来愈多地引起了专家学者的注意。以汲古书院刊十一卷本《词华集日本汉诗》、二十卷本《诗集日本汉诗》、四卷本《纪行日本汉诗》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的日本汉诗总集别集相继出版了，以山岸德平著汲古书院刊《近世汉文学史》、猪口笃志著角川书店刊《日本汉文学史》以及日野龙夫等编纂岩波书店刊十卷本《江户诗人选集》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日本汉诗研究专著相继问世了。清代著名学者俞樾（曲园）编选的《东瀛诗选》也由汲古书院出版，还有近藤春雄著明治书院刊《日本汉文学大事典》等工具书的出版，以及雨后春笋般大量发表的日本汉文学研究论文，这—切，说明以日本汉诗为主体的日本汉文学研究的高潮正在到来。

  近年，我国内学者也已经开始留意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古诗曾经产生过怎样的国际影响，所谓“汉字文化圈”和域外汉文学的研究虽不过涓涓细流，却也已初起波澜。我想，中日两国关于汉诗研究的这两股潮流若能相互沟通以至合流，必将出现更蔚然可观之景象。

今荟萃日本汉诗之精华——诗三百首、句四百联——以成此书。区区之心，将欲顺其势，推其波，而助其澜也。料谬误之处难免，恳望中日学者及广大读者朋友们不吝赐教。

  （本文原为拙著《日本汉诗三百首》[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1994年9月出版] 一书之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