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野丰山著

  【解题】

  长野确，字孟确，号丰山。父名祐清，伊豫川江人。七岁受句读于乡师宇田川南海，弱冠游浪华，师事中井竹山，竹山殁，负笈至江户，见柴野、尾藤、古贺三博士而受教。初虽曾仕于神户本多侯，一朝谢病辞官，退而家居，刻苦读书，学古文。性狷介不能媚世，不得志而殁。享年五十五。时天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此书，于诗话、文话以外，还有学术谈、历史谈、修养谈、书画笔墨砚纸印章谈，若夫对于徂徕、南郭、东涯、鸠巢诸儒之月旦，则尤见见识。此书早传清国，收于《昭代丛书·癸集》，废原书之分卷，合为一卷，且省序文，卷内时有字句被删之处，如删去了第一卷末章末尾的噫字，第三章末尾的一句等，不知何意，然皆非关大义。故今一一校勘之。一篇跋文，附载于卷末。

京都书林积玉堂梓行

松阴快谈自序

  余之侨居京城也，轩外有古松一株，夭矫翥轩如游龙舞凤，余抚而爱之，及日之没，山月之飞空，则凉影参差，中庭如流，时有稚子高吟曰：“水上清风非有著，松间明月本无尘。”余卧而听之，不觉跃然而起，拍手和之。已而叹曰：此境界一味恨无人共享之矣。居久之，闻足音跫然，则有二三客，提携而来。余为设席松阴，与之啜苦茗，酌淡酒，陶然以乐。古人云：“又得浮生半日闲。”我辈之闲，岂特半日而已哉？于是余为之商榷古今，评品文诗，其余及山水花木书画笔墨之末。冲口而发，无所择也。一谈一笑，未尝不抵掌称快也。乃谓客曰：“子亦曾听稚子之吟诗乎？水风不著，松月无尘，是得我谈之意，且彼偶然高吟以自快焉，我听而悦之，不知客亦能悦吾之谈否？然悦之亦可，不悦亦可，我快吾谈，奚必问人之悦与不悦哉？”客哑然而笑，且去又来，固无妨于我之闲也。积日累月，谈益多端，因自录之，稍积为卷，名曰《松阴快谈》，亦非以快人也，以自快耳。夫月之夕，松之阴，乃繙我书而快诵之，安知不复有旁人拍手称快者哉！

文政庚辰仲夏 丰山长野确书于京城侨居老松之阴

松阴快谈 卷一

  好同恶异之弊，不可胜言也。在国家，则忠直退而佞谀进，在讲学，则损友亲而益友疏。人之意见岂一一与我同哉？天下之事岂一人一家之所能辨哉？要之虚心平气，惟求其善，庶几其可。王安石好同恶异，偏见执拗，遂乱天下。东坡曰：“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善哉言也！梅柳桃李杜丹芍药菡萏燕子，其花不同，而皆可爱焉。天地生物已不同，而况于人乎。

  诽谤激坑焚之祸，清议激党锢之祸，清流激白马之祸，台谏激新法之祸，历代大祸多起于言语文字之激，可不畏而慎焉哉！明道先生尝曰：“新法之行，乃吾党激成之。当时自愧不能以诚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祸，岂可独罪安石也？”余谓当时诸公，争攻安石，不遗余力，先生独反之己。呜呼！是所以为先生也。

  近岁米价至贱，亦至治之景象，盖有田禄者，米价高则得利十倍，是徒益其富耳。鳏寡孤独，无恒产者，出钱买米，一钱高下，利害切其身。宁使富家少其利，不使穷民失其所。元何景福《伤田家》诗曰：“春祈秋报一年期，土糓神灵知未知。昨日街头穹米价，三钱一斗定何时？”读之不觉泣下也。唐太宗时米斗三钱，后世以为美谈，然不如汉宣帝之时谷石五钱也。

  天明年中，奥羽饥馑，饿者盈道，羽州鹤冈有铃木宇右卫门者，初为某藩小吏，致仕自耕，为人仁厚。见饿者之众，愀然悯之，于是悉出其所有救之，其妻亦卖衣服钿钗助之振济，由宅器物，斥卖皆尽。一日门外有小女，饥冻号哭，宇女年十岁，母谓之曰：“春天渐暖，汝袭纩衣，盖脱其一以赠之。”女乃择其美者以授。门外女父母欣然感涕，闻者莫不叹美。呜呼！铃子一村小民耳，而其贤如此，世之大家富豪自矜者，岂能为铃子乎？道德自任者，岂能为铃子乎？岂非铃子之罪人耶？

《瑞桂堂暇录》曰：“简池刘先祖，号后溪，朱文公高弟。平生好施不顾家，有无来谒者皆周之。一日晨坐煖阁，夫人方梳沐，有旧友来访，公令夫人出閤，士人进见，夫人挈沐具，偶遗金钗一，公适起入内，夫人从窗隙中见士人拾所遗钗入怀未稳，公将出，夫人掣公衣袖止之。少顷公乃出。客退，问其故。夫人曰：“偶遗小钗，彼方收拾未稳。士以贫，得之可少济，不欲遽恐之。”公与夫人俱贤如此。余谓：今儒者动辙引“非其义一介不取，一介不与。”然当其与之也，明目张胆，强辩曲说曰：义不当与焉；而当其取之也，唯见其欣欣之色，而未尝闻其论义矣。清王丹麓《今世说》曰：“有人语杜于皇，某一介不与，却未一介不取，可谓一边伊尹。”余读之不觉捧腹绝例。

  本邦儒先，如藤惺窝、林罗山、木顺庵、室鸠巢诸公者，皆忠厚质直，千载传之，无弊之学也。罗山、凤冈二先生，其学该博和汉，古今之书靡所不窥，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矣。近世以博识自负者，或知彼而不知此，或知古而不知今，岂足望二先生之万—哉！

  伊藤东涯，亦宏览之士也。观其所著《制度通》《名物六帖》之类，和汉之书籍涉猎殆尽，可谓伟人矣。后之儒者，略读西土古今之书，自夸其博识，殆为东涯所笑。

  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法、水利、算数，皆儒者分内之事，不可不知也。本邦古今之制度事变，尤当详讲而明辨焉，否则不足以为儒矣。然非有许大之精神才力者，则岂足辨此哉！

  《晁氏客语》曰：“潜道少时，尝见温公论性。潜道极言之，温公作色曰：“颜状未离于婴孩，高谈已至于性命。”尝读顾宁人《亭林集》，曰：“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之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跳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两段议论，足以醒觉大梦矣。

  明主必能用人，暗君好自用，不能任人。荀子曰：“人主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耗悴莫甚焉。”古人云：“宋仁宗百事不能，惟能为君。”夫人主骚扰，不能静净无为，未有能治国家者也。三代以来，惟汉文帝、宋仁宗静净无为，近于恭已南面者，宜乎千载之下仰慕其德，至今不衰也。

  人主之德在知人，而知人，尧舜难之，况其他乎？至愚之君，必悦媚已者。故人主能悦其不媚己者，亦可以为英明矣。如唐太宗是也。

  文士龌龊不足用，而尤误人者，假道学也。人主欲成国家之务者，必须求奇才，勿徒为其名所误。

 近世儒先，惟新井白石、熊泽蕃山，实有奇才，可与唐宋名公比肩而无愧色焉。

  京师尝有并河天民者，初从仁斋学，后自作一家之说，其学诡异，为人有瞻略，颇似陈龙川，要非凡庸，倘有英君驾御之，则必有可观焉。如熊泽氏，其学其入皆诡异，然英主用之，其功业伟然，至今赖之。

  周成王任周公，而群叔不悦。蜀先主任孔明，而关羽、张飞不悦。秦苻坚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席宝不悦。唐太宗用魏徵，而封伦不悦。故曰：非希世之君，则不能用希世之臣矣。君子为政，群小怨怒，历世皆然，不足怪也。养隼而攫鸾皇，畜狸而搏鹦鹉，古人之所以三叹也。

  唐《选举志》曰：“凡择人之法有四，其第一曰体貌丰伟。”余谓择人以道德为第一，其次取才艺，未闻以容貌取人也。果如唐制，则晏子之长，不盈五尺，如我邦山本勘助，皆摈弃而弗用，岂可乎？《开元天宝遗事》云：“明皇谓李白曰：‘我朝与天后之朝何如？’白曰：‘天后任人之道，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惟拣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据此语，则武曌取人，亦以容貌为先欤？

  “不妄许可”四字，盖非君子之言矣。今人好讥者，常引以为口实。杨升庵叹好发人阴私，以传闻暧昧之事，或爱憎毁誉之口，而妄加诬蔑于人。近日我邦儒林之习亦如升菴之言。余因谓：宁失之于过誉，勿失之于过毁。

  人有媢嫉之心，犹著躬之痼，盖欲不嫉不可得也。沈约闻人一善，如万箭攒心，可谓小人矣。妬媢相害，古今之通弊，而近日儒林更甚。夫人各有命，而嫉之诽之，欲使之不通，不知无损于彼而有害于已也。

  古之真君子，真豪杰，必磊磊落落，心迹明白，无所伪饰。《冷斋夜话》曰：“东坡每曰：古人所贵者，贵其真。”陶渊明耻为五斗米屈于乡里小儿，弃官去归。久之复游城郭，偶有羡于华轩。汉高祖临大事，铸印销印，甚于儿戏，然其正直明白照映千古，想见其为人。由是视之，矫饰不近人情者未必其君子也，视于王介甫可以见焉。

  《皇明世说》云：“刘青田始见太祖，《咏竹箸》曰：‘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张良一借间。’太祖大悦。”青田佐太祖取天下，奇策神算往往出于人意表，盖似子房而殆过之者，又善文章。余读其所著《郁离子》，后又读舶来写本《青田集》，其文简洁雄奇，盖明文之杰然者。

  王丹麓《今世说》曰：“义兴大饥，当事集绅士议赈。绅士曰：‘赈饥是极难事，毋轻议也。’徐竹逸曰：‘天下难事，我辈不为，谁为之者？”条陈数则，活数万人。”快哉竹逸！男子固当任天下难事，否则儿女子耳。

  胡五峰《知言》三卷，张南轩序之。其书多名言，如：“寡欲之君，始可言王道；无欲之臣，始可言王佐。”简而尽焉，可以论定千古之君臣矣。

  秘书二十一种中，有《晋乘檮杌》焉，盖好事者据《孟子》而伪作也。汉时求逸书，高价购之，奸人竞伪作古书以射货利。孔壁古文、竹书纪年之类盖不少矣。《列子》载亢仓子，乃有《亢仓子》之书；《家语》载子华子，乃有《子华子》之书；贾谊称鹖冠子，乃有《鹖冠子》之书，《孟子》称晋乘檮杌，乃有《晋乘祷杌》之书，殆不可枚举。刘炫作伪书百余种，见《北史·儒林传》。

  《墨子》亦伪书耳。胡元瑞《九流绪论》据今之《墨子》以证儒墨之异，呶呶累数百言。韩文公读《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是文公辩《墨子》之为伪书也。元瑞不察，以文公为未尝读《墨子》，引《墨》书中之讪孔子者以驳之，岂不谬哉！物徂徕亦以宋儒为未尝读《墨子》，皆未察其为伪书之过也。

  兵家之言，莫如孙武，其他钤弢之策，不翅理味浅短，而文辞亦不美，惟《孙子》文辞简切，理致精妙，诚兵家之祖哉！有魏武注解，其真伪未可知然，比他注颇觉简明。《说郛》中有《黄石素书》一卷，恐是伪书，然亦确言甚多。

  《惩毖录》二卷，朝鲜柳成龙所著也。记文禄三韩之役颇详。余读《武备志》曰：“朝鲜柳承宠、李德馨，皆惑其国王李昖，终乱国政。”余因疑“承宠”，即“成龙”，字相似因以误耳。然观《惩毖录》，柳与李皆颇有功于其国，而《武备志》云云，意一必有伪，今未可考。

  《致身录》十八条，明史仲彬所著，仲彬从建文帝出亡，所录颠末甚详。当时从亡者二十二人，艰难崎岖，终始不变。余读之不觉流涕。出亡，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也。

  朱子著《名臣言行录》，当时诸家文集、语录、漫记、随笔、野乘、稗史，莫不采取。《语类》云：“先生每得来见书，必穷日夜读之。”朱子亦自云：“大略有书要读，有事要做。”又曰：“书无所不读，事无所不能。”又曰：“孔子天地间甚事不理会过？若非许大精神，亦吞许名不得。”余谓：朱子亦有许大精神。毋论其博学善文，著述赡富，而又善书善画，是皆非朝夕所能巧也。盖其精神不堪吃多少辛苦何能至此哉！

  或劝陆象山以著书，象山曰：“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方伯谟劝朱子勿著书，朱子曰：“在世间吃饭后，全不做得些子事，无道理。”是亦可以见二先生之异趋矣。

  明胡应鳞字元瑞，号少室山人，年未四十而没。余读《胡氏笔丛》四十卷，其学该博，明儒盖少其比矣。王元美作《元瑞传》，见《弇州续稿》，载其著书之目殆三百卷。弇州曰：“元瑞生仅三十，而著作充斥乃尔，过此以往，所就又何如耶！”据此言之，元瑞亦可谓奇男子矣，但恨文辞不骏洁耳。

  余遭有疾，亦未尝废读书，然不敢读经史，恐其不能精细用心也。大概《东坡志林》《西湖志》、米海岳《书史》《画史》、陈眉公《书画史》《岩栖幽事》、屠赤水《考盘余事》《清言》、徐文长《玄钞类摘》、袁中郎《瓶史》、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姚首源《好古堂书画记》，其他唐宋明人漫记、随笔、诗话之类，或凭几读之，或卧而阅之，亦病间之一适也。余尝得脚疾，请一老医诊之。医曰：“病颇危笃，不宜读书。”因指几上《朱子文集》曰：“这理窟的书，尤不宜读也。”余为之一大噱，而手犹不释卷。寻病愈，因谓读书吾性所适，故无害而反有益。然医言亦非妄也，患虚劳症者，不容不痛禁读书。 `

  亡友服显，字维彰，读书敏捷，尝与余同读十七史，至《晋书》，未半，维彰得笃疾，盖刻苦太过之所致也。后余每阅《晋书》，未尝不惨然思维彰也。维彰从余学文，未成而卒，可惜。

  享保年间，有奴某者，主家破，不忍去，竭力养主孤，遂得旌赏，物徂徕作传，文见于《徂徕集》。一日，读宋王闢《渑水燕谈录》，载赵延嗣事。赵哲之仆也，赵哲死塞下，家极贫，三女皆幼，延嗣义不忍去，竭力营衣食以给之。三女已长，赵哲之友宋白、杨微之为择良士嫁之，三女皆有归，延嗣乃去。徂徕先生、石守道为之传，以厉天下。义仆之事，彼此相似，而为之传者，同号徂徕，可谓奇矣。然石之与物，其人迥别也。

  客问余曰：“似而非者，莫如俭与吝，其别如何？”余曰：“吾尝读明陈录《善诱文》曰：‘处己以俭，谓之德；待人以俭，谓之鄙。’又《晁氏客语》曰：‘韩魏公用家资如国用，谓不吝也；曾鲁公惜官物如己物，谓诚俭也。”读此二条，俭吝之别了然明白。

  张南轩先生告宋孝宗曰：“当求晓事之臣，不求办事之臣。欲求仗节死义之臣，必求犯颜敢谏之臣。”后世人主宜三复焉。

  太宰德夫《紫芝园漫笔》曰：“周濂溪作《爱莲说》，以莲比君子，是宋儒道学之气习，其弊也大矣。”余谓：“屈原作《离骚》，以香草比君子，周子之文原于此。果如德夫言，则屈子亦有道学之气习耶？”可发一粲。史绳《祖学斋佔毕》曰：“《左传》云：‘譬诸草木，吾臭味也。屈正平《离骚经》一篇之中，固以香草比君于矣，然于《九章》中，特出橘颂一章。濂溪周子作《爱莲说》，谓莲为花之君子，亦以自况，与屈原千古合辙，不宁惟是，而二篇之文皆不满二百字，《咏橘》《咏莲》皆能尽物之性，格物之妙，无复余蕴。”由是言之，德夫之论可谓陋矣。

  佐藤直方曰：“苏东坡博览强记，能文善书，然自我辈视之，东坡俗儒耳。学者欲博览，又善文章，终身不能为真儒也。”余谓：“然则周公之多才多艺，孔子之博学无所成名，周濂溪、程明道之礼乐、刑政、天文、地理、兵法、水利、算数，靡所不究，朱文公博览强记，能文善书，天下之事，靡所不知。是皆终身不能为真儒耶？设使佐藤子道博学善文未必知道则可矣。道博学善文终身不能为真儒，则我欺谁？欺天哉！”三宅尚斋屡讥佐藤氏之固陋，可谓知言矣。

  伊氏之门贵博览，其徒有成者，可以供王侯顾问之用。物氏之门贵文章，其徒有才者，可以供王侯书记之用。君子宜勿以其学之诡异，而弃其所长也。

  圣人为政，自有妙用，非后人可议拟也。此而下，用心，莫如公平忠恕焉。如世之腐儒，猪猜忌苛刻，毫发不与已合者，皆击而排之，则其所与者，必谗谄面谀之人矣，焉能服天下豪杰之心哉？豪杰不服，而国治者未之有也。

  谢肇淛《文海披沙》曰：“黄金一种，古多而今少。汉高帝赐陈平黄金四万斤，韩嫣以金为弹，董卓积佥成坞，而汉制，天子每聘后，辄用黄金二万斤，今之大内岂易办此哉？所以然者，世间糜费澌灭，唯金最多，而四夷之外，去而不返者不与焉。由此视之，西土亦至明，黄金耗减，盖地之出金银铜铁本有限，安能副无穷之用哉？不可不虑也。

  宽永中，吉田侯为执政，建议毁大佛像以铸钱，曰：“佛法以身世为妄幻，以利人为慈悲善根，则使佛存于今，必将割其身以利人，矧铜像乎？”是与周世宗冥符，丰太阁使侍臣读《汉书》，至郦生封六国后，咜曰：“误矣！”至留侯借箸论之，乃曰：“善”。正与石勒合，英雄所见，符合如此。

  我邦武将，少年立奇功者不可枚举。在西土，少年以文鸣者，正相抗衡。唐李肇《唐国史补》曰：“浑瑊太师，年十一岁，随父释之，防秋朔方节度使张齐丘戏问曰：‘将乳母来否？’其年立跳荡功，后二年，拨石堡城，收龙驹岛，皆有奇功。”是在西土绝无而仅有者。

  浮田氏病笃，召侍臣曰：“我将死，谁能从我者，咸请殉。”问户川肥后，答曰：“夫陷坚挫锐，进不顾死，臣能之，至殉，则臣不能也。君若求殉者，莫如沙门，彼念诵，犹能引导成佛，矧殉而导之，臣等武夫，战场杀人不少，恐坠修罗道，且沙门平日得宠赐，十倍臣等，则以酬恩论之，殉亦宜在沙门。”

  韩非子曰：“越王勾践虑伐吴，欲人之轻死也。出见怒蛙，乃为之式。御者曰：‘何为式？’王曰：‘蛙有气如此，可无为式乎？’是岁，有自刭死以其头献者。是勾践能振起士气也。我邦武将，御其群下，亦多类此。士气不振，而国久存者，未之有也。故治世之良主，常赏敢言节行，以振士气；乱世之名将，必赏勇悍奋锐，以振士气。为君将者不之知，而欲士为用，不可得也。

  贺州板仓公，尹京十八年，治绩甚大，老病辞职，幕府召见问曰：“谁可代卿者？”答曰：“臣儿重宗可。”于是命尹京。公明廉正，天下称能。晋祁奚举其子祁午，唐狄仁杰举其子光嗣，晋谢安举其兄子谢玄，皆不负其所举，不以私意累之，贺州之举，何以异此哉？

  防州板仓公，尹京，一日出行，虽婴儿皆避匿屏息竢其过。有一儿可十岁，独不避，且从而骂之。公闻之，命问其父姓名里居，还谓府吏曰：“民某尝讼乎？”吏检之，乃尝讼，而弗克者。于是再召而按之，果寃。乃赐金谢之。呜呼！公判无私，官吏之所难；知过能改，圣人之所贵。今防州一举，而两美具焉。岂不贤哉？

  芭蕉庵桃青，师事富春山人，山人尝为半时庵澹澹作《庵记》，其文道：“尝为桃青讲《南华》。”今日三岁童子，莫不知有桃青澹澹，而富春山人或不知为何人。山人姓田，名某，字省吾，号桐江。从物徂徕学，仕于某侯，直谏弗听，请致仕，亦弗允，于是私去奔奥，其友滕东壁、太宰德夫数人，相共谋曰：“侯必遣兵追之，恐不可脱。”盖相与出死力拒之，乃各衷甲护送山人数十里，追兵不来，乃告别还。省吾已去游奥，更号富春山人，后游摄之池田，授徒自给。为澹澹作《菴记》，盖在摄时也。余常慕东壁、德夫之高义，非庸儒之所及也。

  冈井孝先，与物徂徕友善，且有葭莩之亲。孝先尝浴箱根温泉，临行讬徂徕以妻子，既而小儿患痘，徂徕驰往视之，昼夜身不解衣带，饮食汤药皆自调之，儿危笃，驰人告孝先。孝先深服其高义，与人语及之，辄嗟叹久之。余谓：以徂徕之豪悍，而所为如此，亦可见其卓越寻常矣。夫伊、物之学，可谓诡异矣，然余闻伊氏之徒，往往温恭退让；物氏之徒，大抵豪爽明快，皆重义不顾利害，服善爱才，唯恐不及。要之非凡庸也。今人孰不排伊、物而笑之，然视其人品，则有薰蕕之别，噫！

松阴快谈 卷二

  读历史诸子钞本，不如读一部史子也；读诸家选本，不如读一家全集也。欲学文章，最忌博杂，惟要精看数部，须使书味盈胸中，慎不当贪多矣。其书大抵左国史汉孟荀庄骚，加以韩柳欧苏[1]全集，反覆精读，然后下笔，必有可观，然不可无良师友琢磨也，否则不免独学固陋矣。文已成，然后博读书，则用力少劳而收功却多。

  文章必须一气呵成，譬犹人之一身，四支百骸，各异其用，而气之流贯于全体者，未尝中绝，乃能生活运动。若徒有头、目、手、足，无一气流通，则是木偶耳。文有抑扬开阖，操纵起伏，回抱接初，种种之法，而一气呵成，乃称作手。如徒拾句缀字，铢积寸累，惨澹经营，有无数断续之痕，岂成言语哉？

  本邦儒者作文，多未知篇法而妄作也。太宰德夫《文论》曰：“文有四法：曰篇法、曰章法、曰句法、曰字法，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四者皆有法，一失其法，则不成文矣。先秦古文，以至韩柳二家，森然法度，历历可考，近世古文辞家作，今观其文，非不工也，惟其字与句有法，而章与篇皆失法，故气脉不贯，不足观也。”善哉！太宰氏之言。本邦先辈论文能及此者，盖有之矣。我未之闻也。盖用力于文辞者，莫如徂徕之徒，而其所作，犹多失篇法如德夫之言，况他人乎？夫失字法句法，是小疵耳，至失篇法，则安在其为文哉！

  作文缚法，则笔端窘束，气脉不贯矣。愦焉自放，则叙次错置，前后支离，故必使法与我一，不与之期而合，斯谓之善文。呜呼！是岂易事哉？

  元吴莱论文曰：“作文如用兵，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如部伍分明是也；奇者，不为法度所缚，千变万化，坐作击刺，一时俱起，及其欲止，部伍各还其队，元不曾乱，是论文之尤善者。

  诗法易认，文法难知。欲知作文之法，则莫如熟读韩柳欧苏之文。而又不可无良师友也，否则用力甚劳，而误认不少。

  文法甚严且明，而本无定法。一篇之中，有起结、照应、波澜、转折、起伏、顿挫[2]、抑扬等之法，可一一指示，而非有几句必转折，几段必照应之定局也。譬犹军法，左右前后，坐作进退，皆有法度，而战开之际，变化不测，出奇无穷也。善作文者，穷言竭论，如意已尽，忽又一转，更出人意表，而照右应左，结前起後，未尝出范围之外。兵以克敌为主，出奇不克，恶在其为奇哉？文以达意为主，出奇不达，又恶在其为奇哉？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为奴，是千古不易之定论也。造语虽巧，而气脉不贯，主意不明，是奴婢强而主辅弱也。故能役使奴婢，而不为奴婢役使，斯可谓善文矣。喋喋千言，意晦气弱，将焉用文？不如不作之愈也。

  文之强弱在气，而不在辞。世有以艰涩为强，以平易为弱者。东坡之文，平易著明；于鳞之文，艰涩隐晦。然孰强孰弱，孰优孰劣，孰奇孰拙，具眼者必能辨之。魏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是千古之确论也。

  韩文公论文曰：“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可谓作文之要诀矣。

  有经语，有史语，有小说家之语，有语录随笔之语，论记、序书、尺牍之类，文体已异，语气自别，断断不可混用也。

  有套语，有歇后之语，用之诗尺牍小文辞犹可也，至作大议论，大文章，则必不可用也。世之陋儒，大抵不能辨文体，粗心读书，见西土人或用俗语，或用套语，或用歇后之语，不辨古今，不问文体，以为文章皆如此，遂妄用之。曰我有证据，是可笑之甚者。文体之不同，犹画工之于草木禽兽，各别体也。今若画桃施之以兰叶，画虎施之以鹿毛，孰不笑其谬戾也？故欲学作文者，辫体之为急务。

  作文须一笔写去，首尾粲然，而后稍加添删，自然有活泼流动之气，若铢积寸累，则死气满纸，使读者厌倦思睡也。

  文能达意，非易事也。议论排奡，纵横如意，而天地景物，千态万状，及日用常近眼前锁细之事，任笔写来，未尝停手，斯能达其意矣。是在西土人亦难之，况于我乎？东坡论文曰：“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近日文人有分达意、修辞为二者，又谓艰涩之文为修辞，谓平易之文为达意，可发—粲。夫辞不修则意不可达，意不达则不可以为辞。王弇州《艺苑巵言》曰：“孔子曰：‘辞达而已矣’，又曰：‘修辞立其诚’。盖辞无所不修，而意则主于达。今《易系》、《礼经》、《家语》、《鲁论》、《春秋》之篇，存者抑何尝不工也？扬雄氏避其达而故晦之，作《法言》，太史避其晦，故译而达之，作《帝王本纪》也。俱非圣人意也。”亦知言也。光明正大，法度森严，而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如韩文公焉。纵心姿腕，篇法政严，序次详备，丽句层出，愈多而愈不乱，莫如柳柳州焉。婉曲周折，法度闲暇，词意醇厚，气调员美，莫如欧阳公焉。纵横排奡，才锋俊伟，奇奇怪怪，不与法期而与之合，莫如苏文忠焉。

  陈后山《谈丛》云：“法在人，故必学；巧在己，故必悟。”余谓两个工夫，不可阙一也。盖无师友琢磨，则规矩准绳不可得而知也，故必学焉；夫运用之妙，存于一心，在我自得，不可恃他人也，故必悟焉。

  韩学孟，欧学韩，终不见其蹊径。张无垢所谓把柄入手，开导之际，改头换面，随宜说法，使殊涂同归，是可以悟作文之法。夫孟、韩、欧、苏之所同者，在其法度结构尔，不可求同于字句之末矣。荀子曰：“禹行而舜趋，子张氏之贱儒也。”由是言之，岂惟文而已哉。

  观文辞者，顾其运用如何而已，古今稚俗皆自此而判也。犹良匠制器，众材一经其手，精巧可喜。如夫拙者，虽有美材，适足以伤之耳。故其妙用不在其材，而在其手，不在其手，而在其心，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运用之妙，存于一心，岂惟道家与兵家之谓哉！

  客问曰：“六经左国史汉皆古文也，篇章之间，固非无法，然岂一一合后人所说哉？作古文者，不必拘法可。”余曰：“否。子欲知议论文法，且试读《孟子》《庄子》；欲知叙事之法，且试读《左传》《史记》。反覆以索其结构之法，久之自了然矣，不必须多辩也。今夫世人孰不读孟庄左史，但粗心读过，生吞活剥，不知其法之所在耳。且夫韩柳欧苏八家之文，已为千载之宗师，后之学文者，不得不依其法，犹作诗者不得不依沈约之韵也。李笠翁曰：“未有沈休文诗韵以前，大同小异，或可叶入诗中，既有此书，即三百篇之风人复作，亦当俯就范围。李白诗仙，杜甫诗圣，其才岂出沈约下，未闻以才思纵横而跃出韵外，况其他乎？设有一诗于此，言言[3]中的，字字惊人，而以东冬江阳并叶互施，吾知司选者必加摈黜，岂有以才高句美而破格收之者乎？合谱合韵，方可言才，否则八斗难克升合，五车不敌片纸，虽多虽富，亦奚以为？”余谓学文者先学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犹学诗者先学平仄，排比句法韵脚也。

  余幼少好文，不知篇法，信手漫写，观于他人之所作，亦犹是也，因谓文章如是易为耳。后反覆读孟荀庄骚及唐宋明诸家之文，稍稍知篇法之所在，愈久愈明，始知篇法严然不可胡乱下笔也。今夫连篇累牍，师心妄作以夸多，我恐不免识者之旁观匿笑也。

  明清人作时文有定法，所谓一冒一腰六腹一尾等之类是也。其法本亦自古文出也，然不与古文同，譬犹古诗之与近体也。古诗无定法而恰有法，然非如近体之平仄一定，配比切对，句必五七字，韵必限一韵，严然不可移易也。古文无定法，只是言语之次第承接得宜者是耳。或譬喻，或波澜，首尾结构，各相唤应，而气脉流贯，句句欲活，乃成言语，乃是好文章也。若承接无法，则支离决裂，如口吃者之语，岂成文辞哉？

  世儒论诗文，辄以世代为高下，是耳食之言耳。诗文之佳恶在人而不在世，在诗文而不在人，惟具明眼而能公判者可与论诗文矣。

  柳子厚论韩文曰：退之所敬，司马迁、扬雄，迁于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赋》，退之独未作耳，决作之加恢奇，至他文过扬雄远甚。雄文遣言措意，颇短局滞涩，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杨升菴曰：“欧阳公、苏东坡之文，皆前无古人矣，至老泉之文，若求其侣，在孟荀之间。史汉之上，方正学诗曰：“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如三子者，可谓具正法眼矣。

  明都元敬，《铁纲珊瑚》曰：“今人收画，多贵古而贱今。且如山水花鸟，宋之数人，超越往昔。但取其神妙，勿论其世代可也。余谓书画诗文，皆不拘世代可。

  余常持左氏不及司马之说，其略曰：人皆知班之不及马，而不知左氏亦不及司马也。子长之文，犹文人高士为水墨山水，略有笔墨，而妙处在笔墨之外。左氏犹画匠之著色山水，固守规矩，而不敢胡乱下一笔也，然求其神采秀发，气韵流动，不可多得也。左氏一部，自首至尾唯是一法，少变化，至《史记》则纵横变幻，使人把捉不得，所谓神明于法者。

  左氏之不及司马，犹《列子》之不及《庄子》也。朱子曰：“《孟子》《庄子》，文气惧好，《列子》便有迂僻处。《庄子》全写《列子》，又变得奇峻。”胡元瑞《笔丛》曰：“大抵列之文法，庄之文奇；列犹丘明，庄犹司马；列规矩，驯而易入；庄崖岸，峻而难攀。”两段议论，皆所谓眼透纸背者。

  前人不必胜后人。如《列子》之不及《庄子》，左氏之不及司马，范晔之不及陈寿，《晋书》之不及《五代史》，诸皆是也，岂得拘世代哉？

  修史者知记历代事实及文物制度，而不知模写其人之气象、好尚、文章、言语之各殊，则不足以为史矣。故修史之难在不失其时世之本色，使千载之下读者如身在其时，亲见其事也。司马子长作《史记》，自黄帝迄汉武，上下三千余年，论著才五十万言，而三代之时自是三代之时，春秋战国之时自是春秋战国之时，下至秦汉之际，又自是别样。时人之气象好尚各自不同，使读者想见其时风人品，是所以为良史也。今倘有人编修我国史，亦宜效之，至如言语文章，则势不可得写其本色焉，然亦求随其时世而少存其风趣可也。然此等妙笔，从何处得来？亦恐是可言而不可行者。

  古书无谓我为身者，盖汉末俗语始有之也。《三国志》张飞曰：“身是张翼德。”是可以见其时世之语气矣。《五代史》王彦章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之类，亦可想见其人之气象矣。陈欧之所以为良史也。

  观文辞者，先须察其结构大势如何，此果佳，有小瑕累未足为病也。柳子厚云：“古今号文章为难，非谓比兴之不足，恢拓之不远，钻砺之不工，颇类颣之不除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虽有芜败，则为日月之蚀也，大圭之瑕也，曷足伤其明，黜其宝哉？”善哉子厚之论文也。今人以其井蛙之见，妄评品文章，偶见小疵，哗言攻之，并其全体之美弃掷不顾，矧其指以为疵者未必然耶？且其所自作，果无一疵可指乎？排人售已，薄俗诚可叹。朱子尝与门人同观东坡之文，门人指摘其瑕，朱子曰：“渠文大势佳，虽有小瑕，不妨其佳。”可谓公判矣。

  凡观人诗文者，虚心平气，反覆数过，而后须思我作之果能胜之否？果能及之否？抑不可及否，然后论其佳否，庶几不谬。今人率以爱憎之口，妄加讥评于人文，否则矮人观场，从人啼笑耳。

  论文不问其美恶，惟简短而后可。则濡墨吮笔，可一朝驾欧苏之上；惟繁长而后可，则缀字满纸，皆可压倒孟韩。视字之多少以为文之高下，则三岁童子皆可以论定古今文章矣。杨升庵曰：“繁，非也；简，非也；不繁不简，亦非也。难，非也；易，非也；不难不易，亦非也。繁有美恶，简有美恶，难有美恶，易有美恶，惟求其美而已。”知言哉。

  大概西土人性，通达宽厚，喜同恶异之弊少，故互美其长而弃其短。本土人性，苛塞狭隘，动辙异同相轧，务护已短，好毁人长，一切莫不皆然。猜忌妬媢，虽出于沉溺名利之深，然亦其资性然也。好艰涩之文者，笑平易之文；喜平易之文者，讥艰涩之文。不知其各有美也。人情僻于好恶，不止诗文。试思之，天地之间，日月山川，草木禽兽，赋形不同，千品万殊，而各有其用，各有其美，是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若以日毁月，以山讥川，以草木讪禽兽，则几何不为天地笑。

  王武子云：“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此言极佳。先有意趣，而后下笔，所谓文生于情也，是人人靡不知焉；随笔而意生，随意而笔转，一转更妙于一转，所谓情生于文也，斯谓之妙境，然能解此者鲜矣。

  言语妙处，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也。故古今人论文谈诗，其所说著者，才其皮肤耳。至其妙处，则言语不可以状焉，但才人独能意会之而已。故才人之言，尽有味焉。若夫愦愦者之言，愈多愈可厌。

  诸家传注，为经史子集之累者不少矣。盖著作之与考据家，肝肠意见绝不相同，训诂人往往好牵强附会，断章别句，遂使精意妙义，索然嚼蜡无味，其为累岂浅浅哉！

  造语雅驯，一气流贯，纵横驰骋，不失法度，乃称作手。造语虽巧，然气脉不贯，则是剪彩之花，终无生气矣。纵横驰骋，无规矩法度，则是风颠汉之絮语，岂成言语哉？

  柳子厚评韩文曰：“世之模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觔脆骨而以为辞者之读之也，其大笑固宜。”是子厚讥世之辞胜而气弱者也。

  叙事之奇古者，莫如《檀弓》《穆天子传》焉。《汉武》《飞燕内外传》亦野史之古者，文家不容不读。

  邦人论文者，大抵知字法与句法而已，未尝知有篇法也。论文及篇法者，独太宰德夫而已。然择而不精，语而不详，故其所作，亦多失于此，岂不惜哉。

  或曰：“所谓抑扬顿挫，非文法也，西土及第场屋朗诵试卷之音节耳。”余笑曰：“音节固有抑扬顿挫，而文法亦有之。今试读孟韩诸家之文，其抑扬顿挫之法，可一一指示，是何关音节哉？如子之言，所谓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艺苑名言》曰：‘唐人拗体律诗有二种，其一，单句拗第几字，则偶句亦拗第几字。抑扬抗坠，读之如一片宫商。’是所谓音节之抑扬也。清储欣评韩文公《答吕毉山人书》曰：‘抑极忽扬，抑处尽扬处倍有声光气焰，得司马子长之神。’是所谓文法之抑扬也。何关音节哉？”

  《盐铁论》，经世实用之书，儒者固不可不读，而其文辞，亦汉文之杰然者。

  陆宣公奏议，其经世之略与贾太傅伯仲，可谓真才实学矣。而其文辞典质温雅，虽不免骈俪之体，然亦唐文之杰出者。

  柳子厚状段太尉逸事，咄咄如生，与马迁相上下，而其作南霁云庙碑，皆骈俪之语，盖柳文佳者绝佳，而不免驳杂，固不如韩文之篇篇皆高古绝妙也。

  李翱字习之，韩门之高足也。乐善好士，见人有一善一能，称誉振拔，必达而后止，自谓引荐贤俊如朝饥求飧，如久旷思通，如见夭丽而不得亲，其为人可知也。当时韩文公亦爱好士，然习之以为未足，贻书切切刺讥。习之文逼似昌黎，其《拜禹言》曰：“惟天地之无穷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弗及兮，来者吾弗闻。已而已而。”读之亦可以想见其贤矣。

  唐孙樵作文高洁，如刻武侯碑阴，简明雅健，顿挫入妙。其《与友论文书》及《与王霖秀才书》，自述渊源，谓得作文之真诀。盖非虚妄也。著《孙氏西斋录》，论编年史法，如高祖杀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循爱，讥失教也。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谏赞匿，惩废命也之类数条，盖朱子纲目之权舆也。孙樵自钞其文三十五篇，编成十卷又自序之，在唐中和四年。

  欧阳公《五代史·伶官传》尤妙，与马迁相上下，范晔、陈寿皆不能及也。

  王荆公作文，繁简皆妙。如《上仁宗万言书》，最繁而最美者；如《读柳宋元传》《读孟尝君传》，至简而至美者。

  韩文公之学《孟子》，苏长公之学《庄子》，毫无模拟剽窃之痕，居然有闭门造车开门合辙之妙。

  明焦竑《焦氏笔乘》云：“近世谈文，率宗《史记》，然子长精神结构，茫然未解，第袭其语耳，此史公之盗臣也。向读荆公短文数首，真可与其论赞相颉颃，读《刺客传》《伍子胥庙铭》，观其笔力曲折，真脱胎换骨手也。”余谓明人所谓古文，皆第剽窃古语耳，至其法度神妙，则未尝梦见。弱侯之言确哉！

  古往今来，天地之间，事物之尽善尽美者盖少矣，虽圣人犹未免焉。如汤之有慙德，武之未尽善，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是也。如韩文公之文可谓前无古人后来者矣，然其文亦未免瑕颣，如《送孟东野序》户弦家诵者，而人或讥其臧孙辰、荀卿与孟子并称，然是犹可，余按：此篇首句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若夫孔孟，谓之不平鸣可也，如阜、陶、禹、夔、伊尹、周公，皆身在顺境，其道之行毫无遗憾，岂可谓之不平哉？洪景卢《容斋随笔》亦详辩之，今不烦举。王羲之，书家之龙凤也，杨升菴《丹铅总录》云：“王右军书帖多误字，皆玉瑕锦颣，不可效尤。”由是视之，文如退之，书如羲之，皆未免疵病。天地之大，人犹有所憾，日月之明，有时而蚀，奚足伤其大且明哉！

  《战国策》：“杜赫曰：‘譬之如张罗者，张之于无乌之所，则终日无所得矣。张于多鸟处，则又骇鸟矣。必张于有鸟无鸟之际，然后能多得鸟矣。”文奇甚，惟坡翁独得此妙。其礼以养人为本，论曰：“礼未始有定论也，然而不可以出于人情之外，则亦未始无定论也。执其无定以为定论，则涂之人皆可以为礼。”又，《王者不治夷狄论》曰：“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又，《清风阁记》曰：“所谓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谓阁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之类甚多，坡翁之文，自《庄子》《国策》转化来，雄辩痛快，奇奇怪怪，无复滞碍。

  王弇州云读子瞻文，见才矣，然似不读书者。余谓：是乃子瞻之所以妙于文也。子瞻岂盗窃古语者哉？不止子瞻，韩欧亦然，不止韩欧，盂荀庄列，一切古文皆然。凡为文多援典故，多用古语，皆未至者也。借丧马夸富者，可愧之甚。柳子厚《与杨诲之书》曰：“足下所为书，言文章极正，辞奥雅，但用《庄子》《国语》文字太多，反累正气，果能遗是，则大善矣。”视子厚之言，乃知元美之愦愦也。

  大家之诗文别有一种雄豪之气，自不与小家面目同也。世有诗文精巧，足以名家，而终不可列大家品目者，是其才力有限，非一时勉强可能及也。是在其诗文之气力，而不在著作之多少也。故名家百篇，不能敌大家之一文一诗，是可与知者道也。或以著作之多少分大家、小家，果然，则小儿之学语数百篇皆可以厌倒古人大家矣，岂可矣哉！

  元许衡、刘因以道学名，皆博学能文。其他有文名者，元好问、赵孟頫、吴澄、姚燧、马祖常、范德机、杨仲弘、虞集、揭徯斯、张雨、杨廉夫、姚枢、黄溍、柳贯、吴涞、危素十数人，或文或诗，要可比宋之小家数。至明，文运又旺，名家不啻千百，然亦皆不能仿佛宋人，独王阳明可与宋大家比肩而立矣。

  明文之佳者，莫如王阳明焉。遣言措意，纵横开阖，靡不如意。方正学、徐文长亦恢恢乎疾驰矣。简洁雅驯，莫如刘青田，富赡雄伟，莫如宋景濂。王弇州《艺苑巵言》曰：“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丰饶，而寡芍药之和；方希直如奔流滔滔，一泻千里，而潆洄滉漾之状颇少。”可谓具论矣。

  从前论明文者，未尝及王阳明。余读《阳明文录》，纵横俊伟，出入高下，靡不如意。古人云：“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余于王文亦云。尝闻木顺庵先生甚好韩文，后又喜阳明，平居不释手。偃武以来，诗贵盛唐，先生为嚆矢，夫先生学德纯厚，不以诗文显，然可谓慧眼如炬矣。

  朱文公之文，白香山之诗，皆不依放古人，独别创一体，读之似平稳而实甚奇，俱可见其胆识之大。杨升庵曰：“剖析性理之精微，则日精月明；穷诘邪说之隐遁，则神搜霆击。其感激忠义，发明离骚，则苦雨凄风之变态。其泛应人事，游戏翰墨，则行云流水之自然。其紫阳之文乎！”是善论朱子之文者。

  余在昌平学舍，阅写本吕东莱先生《左氏博议》，比之舶来印本及本邦翻刻诸本，其文繁长，篇数亦多。印木盖后人厌其繁芜而删之者。意王弇州之徒为之欤？然未能考也。读《博议》，亦知东莱学殖之富，才力之雄。《林下偶谭》云：“东莱早年，文章在词科中最号杰然者。然藻缋排比之态，要亦消磨未尽，中年方就平实，惜其不多作，而遂无年耳。

  一日，书贾携陈龙川文集来示余，求价甚高，余贫不能偿，乃借得一月读之。议论恢奇，如其为人。至如武庚禄父，殷之孝子；管叔蔡叔，殷之忠臣之论，怪奇惊人，然亦原于坡翁《武王论》。龙川名亮，字同甫，朱文公之友也。往复论学，见文集。其学虽诡，要亦一世豪杰也。方正学谓：“使孝宗用龙川，足以恢复中原。”可谓公论确言矣。及龙川没，朱子题其墓曰：“龙川陈先生之墓”，亦可见其始终友谊相全矣。陆象山，余读其语录，未见其文集也。东莱屡称其文。象山少朱子殆二十岁，而朱子敬重之。象山尝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之章，朱子执经下座听之。鹅湖之会，象山作诗，语侵朱子，而朱子次韵之诗，益温厚和敬，盛德之气象蔼然可掏焉。学朱子者不可不知也。近世偏固怪僻，妄自尊大，毫发不与已合者辙与之绝交，而讬名于道学，吁！是其为道学可知也已。

  宋吴氏《林下偶谭》曰：“欧公凡遇后进投卷可采者，悉录之为一册，名曰‘文林’。公为一世文宗，于后进片言只字乃珍重如此，今人可以鉴矣。”余谓是即公之所以为文宗也。尝读公《与刘原父书》曰：“得介甫新诗数十篇，皆奇绝，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又《答梅圣俞书》曰：“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公喜人之善，成人之美如此，盖以其天分甚高耳。明胡宗宪示茅坤以《白鹿表》，茅坤咜曰：“是非吾荆川不能作也！”唐荆川，盖其师也。既而知徐文长所作，乃曰：“惜末弱耳。”是其妬媢之情不能自掩也。大抵明儒相忌相排，不翅一茅坤也。视于欧公，可以见人品薰蕕之别矣。余读茅氏文集，不得一佳作，盖不足为文长之奴，宜乎其不堪猜忌也。古人曰：“毁生于嫉，嫉生于不胜。”信哉言也。

  徐文长善书，所著《玄钞类摘》，纂古今书法颇精博，又能画，尝自次第其所能曰：“书一诗二文三画四。”以余观之，其诗非无奇句妙语，然近诡僻，不如文之恢奇精妙也。袁中郎评文长之诗为有明一人，恐僻，其所好耳。

  明李于鳞、王元美，剽窃古语以为古文，不知文之古今在结构而不在字句之末也。结构合古法，虽用俗语不害为古。且夫古文之美者，莫如《孟子》《庄子》《左氏》《公榖》《国语》《国策》《史记》。果剽窃诗书耶，其引诗书必曰诗云云，书云云，至自撰之语，未尝攘诗书一语，是韩文公之所以去陈言也。物茂卿云：“退之去陈言，而古则荒矣。”吁！陈言腐语可以为古哉？不思之甚。如于鳞《比玉集序》，读之似谜语，诚俳优之语哉！

  何李李王之诗文，譬犹剧场中正末净丑戏子之语言，模拟文饰太过，强笑强哭，毫无神气，故乍读之可喜，再读之使人羞赧。

  王弇州喜于鳞之文，晚年稍悟其非，遽慕东坡，然不及矣。观《弇州续稿》可以见焉。

  明文人归震川、唐荆川之辈，与于鳞、元美互相排笑。独元美晚年稍悟其非，《弇州续稿》：《与徐宗伯书》曰：“弟数年来甚推毂韩欧诸贤，以为大雅之文，故当于熙甫不薄，第无由相闻耳。”可见其悔悟也。第于鳞读书不博，且早逝，未及悟耳。归有光，字熙甫，震川其号，与荆川皆宗欧苏，然气弱不振，盖亦非善学者也。

  在汉文，好剽窃他书者，淮南鸿烈是也，明人所谓古文辞之祖也。王元美作序，极称扬之，然其书元非出于刘安一手，故颇冗复割裂，不足以为法也。余幼时再三读之，后稍觉可厌，以其无生气也。

  苏老泉曰：“今夫绣绘绵縠，衣服之穷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错而纫之，以为服，则绨缯之不若，李王物服所谓古文辞者，无乃类此乎？

善文不必博学，博学不必善文。古人曰：“好个欧九，可惜不读书。”而欧文之妙，与日月争光，是善文不必博学也。宋刘原父、明杨升庵，其学该博，古今少比，而文章并皆不绝佳，是博学不必善文也。若我先辈鸠巢之学，不如东涯之博，东涯之文，不如鸠巢之佳，则文章岂以才识为先欤？

  袁中郎作山水游记甚轻妙，读之使人想见其景胜，飘然在其地矣。至于议论，非其所长也。

  清人之文，能入细而不能为大。秦汉古文，大抵粗枝大叶之文，气骨雄壮，豪荡不覊，所以为高也。清人之文，唯于枝叶上粉泽，是所以不及也。

  偃武以来，诸儒辈出，然风气未开，读书率生吞活剥，未能详解文理。享保年间，物徂徕出，才气超卓，始悟西土之文理，自以为独得之秘，于是蔑祖先儒，傲睨海内，造为新说，名曰古学，高言虚喝，以风靡一世。当时诸儒，不心服者，欲与之抗辩，而才力不足，徒愤惋而已，可胜叹哉。

  物服二子之文，谬误不少矣。然有二子之才学者，求之今日，未易得也。浮薄之徒，攻排诋诃，不遗余力，甚者窜改其文，以求胜焉。然视其所作，不足为二子之奴，岂能驾而上之哉？茂卿笃信李王，终身不疑，然其才实出李王之上。茂卿之文，气骨矫矫，笔力俊利，李王迁僻不快利。清人斥李王之诗文为伪体，太宰德夫、县次公，皆茂卿之徒也，讥李王之文为俳体，皆确论不诬也。噫！李王舍命作诗文，而取笑于天下后世，悲夫！

  伊藤东涯谓徂徕之文，譬犹著鬼脸恐吓婴儿，是尤善状其文也。

徂徕之才，豪荡不羁，子迁之才，轻妙俊利，但恨过信李王，误用其才。

  偃武以来，物服之外，能文者莫如室鸠巢、藤东野焉；善诗者莫如新井白石、粱蜕岩焉。东野名焕图，字东壁，学于徂徕，年三十七殁，有遗稿三卷，锻炼未精，然文有气力，有光焰，可见其才之高矣。天若假以年，则非物服诸子之所及也。蜕岩名邦美，字景鸾，始学宋诗，欧苏范陆无所不读，又喜徐文长、袁中郎，晚年一宗李社，其诗纵横肆睢，靡所不有，虽颇多瑕颣，然要之非当时诸家之所及也。备前汤元祯《文会杂记》曰：“蜕岩与东野未尝相知，而彼此慕其才，东野尝仕某侯，无几致仕。蜕岩与其友谋欲蔫东野于水府，使为史馆修撰，乃始相见于东都吴服街，有唱和之诗。后十余日东野卒，蜕岩叹惜不已云。”夫二子学术文诗趋向不同，然相知至深，不与世儒以井蛙之见而党同伐异者同也。

  新井白石经世之才可比贾太傅、陆宣公，如诗文特其余事耳。著述赡富，皆俚言国字，而识见超卓，考据精博，其豪迈英特，盖千古一人耳，岂可与世之龌齪腐儒同年而谈焉哉？西土舶商来长崎者，动辙欺瞒邦人。程赤城亦舶商也，长崎译官问赤城曰：“贵国近日有何奇物？”赤城妄言曰：“有橄榄鸟，形状大小皆似橄榄，因以得名。”译人诧以为奇，因屡讬赤城舶载来。赤城笑曰：“聊相戏耳。”先是，林珍、何倩、顾长卿共来长崎，时有大高坂芝山者，质以文章，皆曰：“子之文，韩柳不能过焉。”是其为侮弄也明矣。大抵渠黠者，蔑视我以为不学无知，因侮弄以供笑资。邦人不察，扣以诗文，奉其言以为金科玉条，岂不谬哉？近舶商某生，亦颇黠者也，极口讥物服诸子之诗，其言妄诞无据，其所作亦拙劣，不足为物服之奴也。邦人之寡陋者妄信之，以为是西土人之言必有据矣，是弗察之甚者。夫唐宋元明名家论文，犹未免有差谬，明桑悦、祝允明论文，皆肆口横议，历诋韩欧，不遗余力，闻者但嗤其妄而已，况舶商海贾，岂可信焉哉？柳柳州《答社温夫书》曰：“足下用助字，不当律令，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足下则一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慎思之，则一益也。”西土书生犹且陋劣如此，况商贾哉！

  明人务求胜宋人，然其学术文章，曾不能仿佛宋人。大抵宋人能自为一家，不肯踏袭前人。明人好剽窃古人，是其胆识已迥然不同也。清人长于考据，指摘前人之谬误，旁引博证，往往中其肯綮，然短于著作，其不及明人，犹明之于宋也。

  文欲雅健而婉曲，此用工夫在字法与句法，又欲气脉流贯而变化曲折，不支离旁斥，此用工夫在章法与篇法。作句大抵欲曲而不欲直，欲省而不欲增，曲则有味，省则不弱。作篇欲前面伏后面，前段生后段，枝节相生，则自然活泼不死矣。炼字炼句易著工夫，而篇章之际尤难为巧，至于变化纵横，出奇无穷，则是出于天资妙才，非工夫所能及也。

【校点记】

[1]原文此处衍一“三”字，据训读文删。

[2]“挫”原文作“坐”，据训读文改。

[3] 原文此处逸一“言”字，据训读文补。

松阴快谈 卷三

  宋吴可有《藏海诗话》曰：“和平常韵，要奇特押之，则不与众人同。如险韵，当要稳顺押之方妙。”余谓押韵之文，读之如无韵者方妙。至如古赋、五七言古诗、歌行，尤不可有押韵之痕。如东坡《赤壁赋》，纵横驰骋，议论排奡，如读散文，不为韵字窘束，是所以雄才惊人也。李杜韩白之古诗，皆展拓开张，一气如话，其用韵亳无痕迹，是所以为大家而不可及也。

  余久疑沉约平上去入四声，不与宫商角徴羽五音合，一日读米元章《画史》曰：“沈隐侯只知四声，求其宫声不得，乃分小声为二，以欺后学，几于千年，无人辨正，愚陋之人从而祖述，作字母，谨守前说。陆德明亦吴音，传其祖说，故以东冬为异，中钟为别，以象为奖，以上为赏，因其吴音，以聋后学，莫之能正。余于是以五方，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声于孟仲季位，因金寄土，了然明白，字字调声，五音皆具，削去平上去入之号，表以宫商角徵羽之名，有声无形，互相假借，千载之后，疑误判清，大初漏露，神奸鬼秘，无所逃形，著云《大宋五音正韵》。”余读之，多年之疑，涣然冰释，然古人定制，后人明知其非，而势不可改者亦不少，岂特音韵而已哉？但今人据四声以纷纷争音韵之是非者，岂不太陋哉！

  杜少陵诗甚巧，盖由苦吟得之。观太白“饭颗山头”之诗可以见焉。太白天才，所谓以不用意得之者。贾浪仙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孟东野云：“夜吟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如孟浩然眉毫尽落；裴佑袖手，衣袖至穿；王维走入醋瓮；薛道衡构思，闻人声则怒；陈后山有诗思，急归拥被，卧而思之，呻吟如病者，家人为之逐去猫犬，婴儿皆寄别家……可谓苦心笃好矣。古人有句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无己盖少陵之流，少游盖青莲之流。

  王弇州曰：“太白不成语者少，老杜不成语者多。凡看二公诗，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为之护，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此论甚佳。余谓李杜二公诗固未免瑕类，然天下万世作诗者无能出于二公之上者，是所以为诗圣也。世之陋儒，局量执拗，见人之小疵，乃举其全体而不之信，或说其所尊信之一谬误，则愤怒见于色，甚至与其人绝交，是其不晓事可笑之甚。有客谓余曰：“李杜诗圣也，岂有纰谬哉？”余笑曰：“是不必待多言。子曾看《中庸》乎？曰：‘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慽。’朱子解之曰：‘如覆载生成之偏，及寒暑灾祥之不得其正者。’夫天地且不免有过，况眇小之躯，生于其间者哉？子之信李杜，过于信天地者，不亦甚乎？”其人笑而去。

  唐诗有唐诗之妙，宋诗有宋诗之妙，而唐宋诸家各有悟入自得处，都不一般。如韩柳欧苏王曾之文，欧虞颜柳蔡米苏黄之书，莫不皆然也。学之者亦各学其所好可，其所好者，便其性情之所近也。譬诸饮食，各有所嗜，以我炙而笑人脍，不已騃乎。

  余于诗无所偏好，唐宋元明诸家之诗，或雄浑，或飘逸，或巧致，或清丽，凡足以悦吾心者，无所不爱。于时人之诗亦然，不问其风调之异同，佳者取之，但生硬拙俗，讽咏无韵致者，虽曰名人之所作，我则不取也。譬犹肉炙鱼脍，凡味于我口者，无所不嗜，而独糟糠则非所嗜也。

  诗贵新奇，非诡怪隐僻之谓也。眼前景物，平常情事，而人未经道者，我能道破之，又务使词理燎然，不烦思绎，乃称作手。若舍现在常近，而必求之千里之外，探之古冢秘笈之中，造语诡怪，不解为何等语，博则博矣，其去诗也远矣。

  白香山诗云：“匹如身后有何事，应向人间无所求。”匹如，人多不解其义。东涯以为单匹之意其义始明。盖香山无子，故云个单匹之身，于世无所求。然又视“人生匹似风中花”之句，则当为如似之义。匹如，匹似，应无异义，岂随其所用而义变耶？

  王渔洋《香祖笔记》曰：“从来学杜者，无如山谷。山谷语必己出，不屑裨贩杜语。后山、简斋之属，都未梦见，况其下者乎？”余窃谓：山谷好用僻典，博则博矣，未必善学社者。子美五七言古诗，惟韩文公善学之，至于五七律，未知属谁也。后人之诗不及子美，犹后人之文不及退之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惟二公足以当之矣。

  读书该博，学问纯正，而其诗不能巧，无风韵流动之趣者，性情不足也。才读数卷书，作诗欲有可观，故曰：“诗有别材，非关书也。”然非已有性情，而又能读破万卷者，则终不能为大家矣。

  东坡之诗，妙绝千古，如《泛颖》诗云：“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之类，理致新奇，言语形容之妙，匪夷所思。谁道坡诗不及其文也？朱子曰：“秦少游诗甚巧，张文潜诗只一笔写去，重意重字皆不问，然好处亦是绝好。”余因谓：二子皆苏门之高足，而朱子评之甚公，确非如后人之满口皆出于私意也。

  文潜之文甚淳厚，坡公云：“汪洋淡泊，甚似子由。”文潜学坡公，气力稍弱，自然似子由。

  作诗者，第一性情，第二学问。温柔敦厚，诗之教也，须子细玩味此四字。所谓性情，不出于此矣。而读书益博，则运用益妙。故曰：第二学问也。或作诗不能巧，乃自诿曰：“我所作，儒者之诗也，不必求巧于风花雪月之闲言语。”是强词以掩拙耳。夫三百篇之风人。多贤人君子。而其词皆原于性情，风韵流动，使读者一唱三叹，未闻别有生硬不韵之诗名为儒者之作也。

  古之名人，如苏老泉，曾子固，不必作诗，其所存才一二见而已，岂非其所长耶？有才识之人善藏拙如此，后人之所当法焉。

  世间一种粗拙浮躁之人，动辙杜撰乱道，不知羞愧，好妄骂人，不知他人皆胜已也，可丑之甚。

  全篇气脉流贯，而句中有一两字未莹，是所谓有形病也，改换一两字则为佳作矣。字句有可观，而全首气脉不贯，其病混然不可指摘，是所谓无形病也，不改作则终不成言语矣。

  范石湖之诗少瑕颣，陆放翁之许多瑕类，然至其气力变化，石湖迥出放翁之下。

  放翁之诗，有豪放之气焉，南宋诗人盖无出其右者。近日诗流，学放翁者不少，然有豪放之气者我未之闻也。

  清诗人如吴梅村、钱牧斋、朱竹坨、施愚山、王阮亭、宋荔裳，皆无愧于为名家矣。至于李渔、袁枚，则才学斯下矣。然其论著，间有可观焉。要之清人著作，非其所长也。考据之学，如毛奇龄，非无可取，但短于著作，故议论未痛快。袁子才《随园诗话》，其所喜只是香奁、竹枝，亦可以见其人品矣。子才意气欲驾渔洋而上之，然其才学不足，望渔洋何能上之耶？

  古之大贤君子，无不善诗者。读之可以想见其气象矣。明道先生有句曰：“莫辞盏酒十分醉，只惜风花一片飞。”其胸襟洒落，春风恺悌之气象，自流动于二句中。夫诗赋吟咏岂非闲言语哉？然君子不废者，以其忠厚恻怛，温柔和乐，有一唱三叹之妙耳。孔子采匹夫匹妇之辞，与《书》《礼》《春秋》并列于六经，岂无意耶？

  余深爱宗忠简公《华阴道中》二绝云：“烟遮晃白初疑雪，日映斓斑却是花。马渡急流行小崦，柳丝如炽映人家。”“菅茅作屋几家居，云碓风帘路不纡。坡侧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诘辋川图。”公之忠义，照映千古，固不可以词人论也。而其词藻妙丽如此，非寻常诗家所及也。

  先君子笃好儒学，交友皆当时豪杰名士。片山北海、中井竹山、尾藤二洲、江村君锡、葛子琴、合丽王、篠安道、木孔恭诸老，或以道德，或以诗文，邮筒往来如织。尝会诸名士浪华蟹岛大胜楼，分韵赋诗，金玉盈座，盖亦一时盛事也。

  先君子好诗，有遗稿三卷，今谨录数首。《秋江》曰：“或游山壑或郊坰，复向江干杖暂停，柿实垂垂秋水岸，鸥翎拍拍夕阳汀。树间深住渔人舍，桥畔斜横贾客舲。安借晋时虎头手，目中风景入丹青。”《送矢野敬士游浪华》曰：“海门遥惹夕阳流，堪羡骚人千里游。白鸟双双飞送客，青山点点出迎舟。云将片雨湔残暑，树带微风报早秋。想得蒹葭洲上月，胜情深倚读书楼。”《漫兴》曰：“宦身却与隐伦同，客少幽居酒亦空。篱菊衰时多冷露，庭柯疏处足凄风。浮生万事梦何妄，苦思十年诗未工。似助主人之叹息，通宵唧唧月前虫。”《题某处土幽居》曰：“携酒何人最往还，板桥斜架小溪湾。茅茨檐短宜邀月，枳壳墙低好见山。风里落花新白发，雨余荒藓旧苍颜。住深无咎又无誉，耕读多年多少闲。”《寄江村君锡》曰：“诸孙尽著老莱衣，七十如君古亦稀。吟袖受风花径步，醉筇支月草堂归。重重云树望方远，渺渺烟波梦不违。好寄相思千里信，一行斜雁暮天飞。”《寄赖千秋》曰：“帐前一别几年华，因听币招君挈家。载酒曾寻江上月，寄书今问府中花。异途官守情无隔，驾海贾帆望不遐。藉藉名声新教授，雄藩富庶竟何加。”《秋怀》曰：“城头雨霁夕阳通，寂寂平郊望不穷。断续砧声催落叶，高低雁影过寒空。朱弦曲旧知音外，白璧光飞按剑中。宋玉当年裁赋后，人间百感动秋风。”

  先君子刻意杜少陵，当时交游中井竹山、江村君锡诸老，皆谓逼似杜樊川。盖善学少陵者莫如樊川，二老意岂在此乎？确不肖之所不敢论也。

  吾乡有宇南海先生者，为人温厚澹雅，毫无鄙吝之气。作诗清丽，先君命确受句读于先生，时确年六七岁。先生怜确幼好读书，教诲爱抚，靡所不至，确当时虽不能悉解其言，然知其为君子人也。先生姓宇田川，讳龙，字子云，南海其号，又称养轩。家世业医，没无嗣。乡入至今传诵其诗。

  余与亡友服维彰同游不忍池，时方晚夏，余得一绝句曰：“尖蒲猎猎杂圆荷，红绿蜻蜒各自过。吹面凉飔无定度，一番少少一番多。”维彰亦有诗，惜不记得，距今十七年，恍如昨日，不胜今昔之感。

  王阮亭、袁子才论诗，各有得失。近日诗流，喜子才者骂阮亭，学阮亭者排子才，所谓以宫笑角，以白诋青，不亦固乎？然阮亭之才学，非子才之所企及也，则我不得不左袒阮亭也。客问余曰：“子学诗，唐耶？宋耶？”曰：“我不必唐，不必宋，又不必不唐宋。”可见不必二字，是我宗旨也。东坡云：“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可谓知言矣。窃视世之诗流，不问诗之巧拙，党同伐异，忿争如狂，是虽狭见使然，不亦已騃乎？有人极口骂白石、南郭，以为伪诗。余请观其诗，立意陈腐，但多用生字以掩其拙。余因谓曰：“白石、南郭，诚作伪诗，吾子诚作真诗，然吾子之诗譬真瓦也，二子之诗譬伪玉也，真瓦之价迥在伪玉之下。”

  王弇州《艺苑巵言》曰：“潮阳苏福，八岁赋《初月》诗：‘气朔盈虚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无？却于无处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极图。”惜战十四而夭。此诗载《随园诗话》，为苏神童之作，余因疑子才未读《艺苑巵言》也。宋曹希蕴《新月》诗曰：“禁鼓才闻第一敲，忽见新月挂林梢。谁家宝镜新藏匣，盖小参差掩不交。”谢叠山《蚕妇吟》曰：“子规啼彻四更时，起视蚕多怕叶稀。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歌舞不曾归。”皆载《随园诗话》，一以为苏神童，一以为无名氏。盖失考耳。

  袁子才论诗，不贵用典，可谓确言矣。一涉填砌，则乏风韵流动之趣，愈多愈可厌，且夫国风雅颂何曾有典来？直敍性情，而其芬芳悱恻之怀，婉丽温雅之辞，使读者一唱三叹，是只由其性情之厚与造语之妙耳，好用典者，欲以是夸博则可，非知诗者也。

  古人有点铁成金之说。铁岂可成金哉？盖自有妙解。譬犹造器，有铁之雅观反胜金者。倘使拙者用金，则变为铁矣。有一少年作诗，误听诗贵新奇之说，一日闻不借之为草鞋，军持之为净瓶，以为得佳对，已而闻夫须之为笠，乃大喜。他日以不借夫须为对作句以示余。余曰：“洵切对也，但恨句不佳。”魏了翁句云：“一双不借挂木杪，半破夫须冲晓行。”写得旅况甚佳。古人胸中多畜字以竢宜用之时，若无宜用之时，则终身不之用也。恐其金变为铁也。今人偶得未见字，不问其当否，牵强用之，以夸新奇，不知诗文之新奇在意而不在字也。方孝儒论文曰：“不奇其辞而奇其意。”洵知言哉。今夫黄金紫气。白雪阳春。其为字可谓陈腐矣。然才人用之。化腐为新。犹良工用朽材作奇器。一经其手。则更觉斩新之妙。使拙者造器。授以金银珠玉之材。及其成器。观者皆惜伤其美材耳。且夫文字本有定数，无新陈之别，惟世之罕道者似新，故如不借夫须之类，视以为生字，而人人用作句，则其为陈腐不亦大乎？是皆不求新奇于意，而求之于字面之过也。今试举清人绝句一二。李葂《过废园》云：“谁家亭院自成春，窗有莓苔案有尘。偏是关心邻舍犬，隔墙犹吠折花人。”林章《送人》诗云：“不待东风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桡。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杨州第几桥。”高士某《中秋对月》云：“隔篱呼酒来烹芋，又恐邻家索酒钱。不若与妻商榷定，开门推出月还天。”是等诗，何曾有生字来？而意新语妙，使人眉开目朗。故善为新奇者，取之方寸，不求之千里之外。取之不禁，用之不竭，千古万古，日月常新者，惟我心之谓乎？

  朱子曰：“欧公最喜一人《送别》诗两句云：‘晓日都门道，微凉草树秋。’又喜王建‘曲径通幽处，禅房花[1]木深。’欧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语不得，今人都不识这意思，只要嵌事使难字便云好，由是言之，不惟作者难得，即求解者，亦不易得也。

  宋严羽《沧浪诗话》曰：“学诗有三节。其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明都穆《南濠诗话》曰：“世人作诗，以敏捷为奇，以连篇累册为富，非知诗者也。”李东阳《麓堂诗话》曰：“古歌辞贵简远，《大风歌》止三句。予尝题柯敬仲墨竹曰：‘莫将画竹论难易，刚道繁难简更难。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画法与诗法通者，盖此类也。”王世懋《艺圃撷余》曰：“诗必自运，而后可以辨体。诗必成家，而后可以言格。故予谓：今之作者，但须真才实学，本性求情，且莫理论格调。”此数段议论，皆与余意合，故钞出。

  才短学贫，才局于近体短章，而不能纵横驰骋，展拓开张，是袜线之材，不足成百尺之锦也。又一种，有构思不能入细，粗心妄作，连篇累牍，嵌事徵典，毫无自运之妙，铢積寸累，无段落过接之法，以敏捷掩博自喜者，是不知万斛之砂不如一零之金也。此尤可愧。余作八十韵、百韵之诗，前后数十首，其段落过接之际，未慊于心者多，已付之炎火。鸡肋之情，今只存数首。

  人各有长，亦不能无短。或能文而不能诗，能诗而不能文。以杜韩之雄才，而作小诗，未必皆巧矣。王孟之流，才思精妙，而长篇大作，非其所长也。以一人之身兼众美而有之者，惟宋苏子瞻一人而已。然人苟有一长，足以自讬，何必兼有哉？

  服南郭《墨水》绝句，脍炙人口，余尝游墨水，得一绝句曰：“纷纷轻薄侮先师，笔下何曾有一奇。两岸秋风墨水晚，至今人诵郭翁诗。”

  学明七子而极拙极劣，妄窃诗名者，龙草卢之类是也。学宋诗而不解宋诗，多用生字以掩其拙者，僧六如之徒是也。故曰非真材实学，本性求情者，则未可与言诗也。

  石川翁丈山，初名重之，后改凹，号凹凸窝，又号顽仙子。参州入也。仕神君为近侍，浪华之役，先登，犯法，由是忤旨夺禄。后仕浅野氏，又去，游京师，不复仕。剃发自号丈山居士。幼少好学，师事惺窝先生，与罗山、杏菴二先生友善。为人豪迈能文。隐居自适，超然物外，有林逋、魏野之风。天皇闻其高风，诏召之，固辞弗出。翁没后，天子观其琴书，嗟叹久之，世以为荣。今录其佳句一二曰：“闲花惹游客，修竹锁残僧。”“高树秋容早，密林霜气迟。”“露冷蛩声细，天暝萤影长。”至其道：“雷霆小蝉噪，日月两萤流。”可以见翁之气象矣。古之真隐必豪杰，有治乱之才，足以驰逐于世，时人不能用，乃发愤弃去，不复反顾，是必非龌齪孑孑者讬名隐遁也。“说与时人休问我，英雄同首即神仙。”信哉斯言也。翁之故居在京城外东数里，坟墓亦在焉。余作诗七绝句吊之，曰：“拟取闲身寄林下，悉收蒙气入诗来。掉头不顾君王唤，笑杀开元夺锦才。”其二曰：“山前古墓埋豪骨，似听军中挥槊矟声。今日吊君君好笑，纷纷来去腐儒生。”其三曰：“文章人品价难论，我意于君无闲言。纵酌浊醪浇墓下，休将丑句骇诗魂。”其四曰：“争说新奇能作诗，篇篇可厌竹枝辞。唯今谁似吾翁句。清过梅花些子儿。”其五曰：“唐宋明诗各敍情，今人相讪太痴生。九原谁又唤君起，谈笑一挥休忿争。”其六曰：“城外寒村一径闻，吟筇端的吊君来。不须别棒香花去，宜匝幽居唯种梅。”其七曰：“当日琴书幸无恙，至今清气逼人寒。君王来览频嗟叹，何羡幽居帝画看。”

  宝历年中，京师有卖茶翁者，幼少剃发，师事独湛禅师，邃于佛理，深恶近世释氏毫无解悟，妄自尊大。于是一朝脱袈裟，卖茶为业。乃姓高，名游外。设席于花前水次，陈列茶具潇洒可喜，骚人墨客，慕其风者争投钱吃茶。尝自为赞曰：“髭鬚照雪，疏发蓬松。瘦杖扶老，鹤氅蔽容。具篮荷去，独步洛东。卖茶生计，足养衰躬。非儒非释又非道，一个风颠瞎秃翁。”天正年中，有津田宗及者，少有隐操，善茶仪，丰太阁屡召见之。宗及弗喜，乃荐弟子千利休。初利休卖药为生，及见太阁，宠遇日隆，竟为茶仪之祖。诸公皆慕其名，争聘召之。士庶闻其风者，以识面为幸，门如市，堂如肆，兢持茶具，请其鉴裁，以定真假。方今五尺童子，莫不知千利休者。然视之宗及、游外，则人品迥别也。今世喜茶术者，独宗利休而不及二子，何哉？游外之为人，类唐陆羽。《唐国史补》曰：“竟陵僧，有于水滨得婴儿者，育为弟子，稍长，自筮得蹇之渐，繇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姓陆，名羽，字鸿渐。羽有文学，多意思，耻一物不尽其妙，茶术尤著。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羽于江湖，称竟陵子。于南越，称桑苎翁。与颜鲁公厚善，及玄真子、张志和为友。羽少事竟陵禅师智积，异日在他处，闻禅师去世，哭之甚哀，乃作诗寄情。其略云：‘不羡白玉盏，不羡黄金罍，亦不羡朝入省，亦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见《全唐诗话》者与此少异。

  吹毛求疵，举一而废十，是论人者之所当慎也。评品文诗亦然。孔子见人一善而忘其百非。善善之心长，而恶恶之心短。今人见人一非而弃其百善，亦可见其不好善矣。

  袁中郎曰：“休取古人来比我，同床各梦不相干。”此句甚有见解，盖古人自古人，而我自我矣。故似古人亦可，不相似亦可。我但学其法耳。我得其法而作吾诗，作吾文，犹同床而各梦也，奚必仿优孟之像孙叔敖哉？

  古诗工于用韵者，莫如杜韩焉。杜诗长篇，或用一韵，短篇却屡换韵，千变万化，可以见其出入纵横之才矣。六一居士诗话曰：“退之笔力，无施不可，予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2]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圣俞戏曰：‘前史言：退之为人木强。若宽韵可自足而辄傍出，窄韵难独用而反不出，岂非其拗强而然哉？’坐客皆笑。”余谓：欧公，善论韩诗者；圣俞之言，虽出于一时之戏，亦可以悟古诗用韵之法矣。

  余于律诗，首学放翁，后进而学少陵，又退学坡翁。尝有闲适一律曰：“清新未作一家风，人道诗词似放翁。暂置文章论道德，谁抛富贵付苓通。棋逢强敌无奇胜，药待良医有异功。悟得前贤各成我，精神全在不同中。”为关诗论，故录。

【校点记】

[1]“花”字原文及训读文皆误作“深”。

[2]“险”字原文及训读文皆误作“俭”。

松阴快谈 卷四

  书贵沉著痛快，如古人评书曰：“怒猊挟石，渴骥奔泉。”又曰：“快剑斫阵，强弩射札。”皆状其沉著痛快也。

  米海岳之书雄拔奇快，而学之者有怒张放纵之病；苏文忠之书劲痴丰妍，而学之者有健肥散慢之病；赵子昂之书妩媚绰约，而学之者失重浊卑俗；董玄宰之书古淡清丽，而学之者失枯瘦轻佻。故非善学者，皆未免有弊也。

  宋朱长文，字伯原，游程子之门，所著《墨池编》二十卷，搜罗历代书论笔法甚精博，余尝欲摘钞其要而未能也。

  世间所有朱文公之书，真迹墨本，皆怒张痴肥，形如断木。余阅《停云馆法帖》，中有朱子尺牍，曰：“憙僭易拜问，德门庆聚，恭惟均和多祉云云。”书体优美劲[1]健，因知向所观都是赝迹。郑子经《衍极古学篇》曰：“或曰：‘朱元晦诸贤其简笔乎？’曰：‘道德之充乎中而溢于外也。’”可谓知言矣。

  书家好用淡墨，盖浓墨难用，以其易滞笔耳。都元敬《铁网珊瑚》曰：“古人真字隶篆皆用浓墨，至行草之运笔处，虽如丝发，其墨亦浓。近世惟吴传明深得古人笔法，其他不然也。”由是视之，明人多好用淡墨。今用淡墨者，反讥用浓[2]墨者，不亦左乎？

  草书有连绵游丝之体，固非妙手不能作也。然余疑其俗。后阅姜尧章《续书谱》曰：“自唐以前，多是独草，不过两字属，连数十字而不断，号曰连绵游丝。此虽出于唐人，不足为奇，更成大病。”

  书画不论巧拙，惟无俗气乃可观焉。去俗莫如多读书，本邦近世学书画而能读书者盖少，宜乎其不堪市俗之气也。

  李青莲之书，见于《星凤楼法帖》，笔法颇似怀素，狂草飘逸，洵称其诗与人也。

  怀素《草书歌》，是怀素所自作，特借太白之名耳。如“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人浪得名”之句，太白虽狂生，岂为此语哉？陆放翁《入蜀记》云：“《姑熟十咏》及《归来矣乎》《笑矣乎》《僧伽歌》《怀素草书歌》，太白旧集本无之，宋次道再编时，贫多务得之过也。

宋黄伯思《法帖刊误》曰：“一行之中洪纤顿异，号子母体。余阅墨帖，古人多好作此。如《淳化帖》、隋僧智果书梁武帝评书，字形大小殊不均，至评皇象、孔琳之皆小字，忽楷忽草，变化百端，最觉其妙。

欧阳公《集古录》，评唐王嵒书曰：“嵒天宝时人，字画奇怪，初无笔法，而老逸不覊，盖书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学，传自三代，以来其体，随时变易，转相祖习，遂以名家，亦乌有定法耶。后世言书者，非羲献父子，则皆不为法，然谓必为法，则初何所据？所谓天下孰知其正法哉？”又跋献之帖曰：“所谓法帖者。乃晋魏人[3]施于家人朋友，其逸笔余兴，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故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人也。至于高文大策，何尝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弃百事，弊精疲力，以学书为事业，是真可笑也。”卓哉欧公之言也！古人爱书画，盖以想见其人，故不必论其巧拙，但画有匠气，而书无士气者，斯不足观耳。

奥州多贺城碑，纪四方行程里数也。余观其拓本，楷法遒劲，洵奇观也。碑立于天平宝字六年，距今千有余年，不毁不024 █ ，岂所谓神物呵护以至今者耶？

  赞州丰田郡中姬村有一寺，曰地藏院。有释空海书急就章一卷，余与二三友同往访，院主请观之。运笔之妙，盖神品也。卷尾署年月日及“释空海书”，又数笔抹之，字形略可辨。本文用墨太浓，字势翩翩，如游龙惊蛇。年月以下数十字，墨淡，字有俗韵，无生气，比之本文，不啻霄壤也。本文为唐人书，无容疑者。盖空海平生临摹者矣。年月以下，盖后人伪作，而不能仿佛本文，因涂抹之，使观者难辨耳。三四十年前，院主苦其草书难读，使僧南谷楷字旁注，所谓佛头上为罪过者，使人惋怛。

  物徂徕善书，尤巧草行，但世间多赝迹。余得多观其真迹，运笔之妙，品格之高，偃武以来一人而已。近日有书名者，非所得而仿佛也。

三宅石庵、宫筠圃、赵陶斋，近日书家之巨擘也。石庵名正名，学颜鲁公、米海岳。海岳尝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数人？对曰：“蔡襄勒字，沉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问曰：“卿如何？”对曰：“臣书刷字。”余观石庵之书亦是刷字，可知其善学海岳也。筠圃名奇，字子常，从学伊东涯，书法宗松雪，甚有风韵，又善画竹，皆为世贵重。陶斋名养。学衡山、松雪，后宗苏米，其书圆美，比二子更佳。

  东坡曰：“画之难易，在工拙，不在所画。工拙之中，又有格焉。画虽工而格卑，不害为庸品。”余谓书画之可贵，在於品高矣。品不高，则愈巧而愈鄙。但人品不高，则书画之品不高，是不可力强而得也。

  近日公侯大夫富贵之家，竞蓄书画古器以相夸示。大概其人不学无识，已无赏鉴之才，而又往往为奸商狙侩所欺，宜乎其多袭燕石也。甚者李斯狗枷、相如犊鼻之类耳，徒可供一粲。

  近日世人收书画者，不解清赏之雅致，惟论价之高低，或吝不肯示人，其鄙俗已如此，其所收亦可从而知也。米元章《画史》曰：“书画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与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适目之事，看久即厌。时易新玩，两适其欲，乃是达者。

  池无名，字贷成，号九霞山樵。善画山水，笔法效梅道人、倪元镇，用笔简远，风韵清高，无一点市俗之气。盖本邦一人耳。余尝读明顾元庆所著《云林遗事》，元镇可谓异人矣，与贷成气象亦相类。贷成清贫，家惟四壁立，元镇颇有园林之乐。

  或曰：“贷成之画，今人仿之者不少矣，而无能得其笔意者，何哉？”曰：“贷成人品甚高，今学其画者，人品果如何？彼其逸气高简，岂寻常笔端所得而仿佛哉？人品果不让贷成，则虽不仿贷成，亦必卓越寻常矣，安在其摹仿哉？

  米元章《画史》曰：“苏轼子瞻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项。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运思清拔，出于文同与可，自谓与文拈一瓣香，以墨深为面，淡为背，自与可始也。由是视之，名贤之书画，别自有妙思，非拘牵常见之所及也。

  西土人来长崎者，伊孚九、方西园、沉南蘋数人，皆有善画之名。孚九专写山水；西园兼能山水花卉翎毛，但水墨不设色；独南蘋好著色花卉鸟兽，笔法精工，细入毛缕，但恨带匠气，有市俗之气。清王安节《学画浅说》曰：“去俗无他法，多读书则书卷之气上升，市俗之气下降矣。”张山来《虞初新志》曰：“明《画史》有仇十洲者，其初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后徙而业画，工人物楼阁，予独嫌其略带匠气，顾不若戴文进为佳耳。南蘋之画，盖仇英之流也。”本邦近日装书画用纸生硬，多损古书画。米元章《书史》曰：“唐背右军帖，皆硾熟软纸如绵，乃不损古纸。”装书之家宜效之。

  印章之制，盖昉于周初也。《周礼》：“掌节货贿用玺节。”注：“玺节，如今之印章。”清朱象贤所著《印典》八卷，凡玺印渊源，制度故事，评论造作，歌咏记敍，莫不具备，然其引证诸书，颇涉诡僻。引《春秋运斗枢》《春秋合诚图》等之书，以证黄帝尧舜之时已有玺章焉，不知其书怪妄，不足采证也。如五帝时印章有无，未可知也。故余以见周礼，断为玺印之原。

  印材有金玉、银铜、象牙、犀角、宝石、玛瑙、水晶、石印、磁印之类，三代盖多用玉也，及至秦汉用金银铜、象牙、犀角也。宝石、玛瑙、水晶、石磁之类，盖昉于六朝唐宋之际，古不以为印也。古印皆白文耳，六朝始作朱文，盖非古制也。唐宋制度多尚纤巧，大失古法。其详见《印典》，好古者不可不读也。

  《印典》引《梅庵杂志》曰：“古来印章，官爵而外，止有名印，即表字亦不多见。宋后取闲杂字作印，印于书幅之首，为之引首印，极为杜撰可笑。”又曰：“古印有半白半朱者，有一白一朱相间者，又有一朱三白，一白三朱者，二朱相并，二白相并者，皆汉后之制。”余谓：私印不必秦汉也，採用唐宋制度之清雅者亦可。

  余读《明史》，至孙承宗传曰：“承宗自请督师，诏给关防敕书。”因疑关防之为官物，后又读《续文献通考》曰：“万历二午，铸给监督徐州淮安临清德州天津卫关防”，因知关防之为官印，今人谓引首印为关防，不知何所据也。

  我邦砚材无佳者，长州赤间关所出，从前贵重之，石质坚致，古者色纯紫可爱，然顽刚不泼墨，有高岛石，佳者颇泼墨，然以其易得，人不之重也。西土砚材以端溪为第一，歙石、洮河石，亦皆奇品，《好古堂书画记》曰：“好事者作砚谱，多博搜群石，以相矜尚，然无过端、歙、洮三种，足尽砚之能事矣，何必他哉？”

  近日制笔墨纸，百方摹西土，卒不能佳，然筑纸、浓纸别是一种佳品，性紧耐久，宜以粘障格，作帐帏，不宜写字。纸之为用，写字为主，而不宜用，虽美不足贵也。墨贵南都古梅园，然其香色并皆不及西土远甚，笔最难制，东都本乡街静好堂制笔颇精，殆不让西土，但小笔佳，而大者未能佳。明陆深《春风堂随笔》载制笔之法云：“制笔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后，强者为刃，要者为辅，参之以苘，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泽以海藻，濡墨而试，直中绳，勾中钩，方圆中规矩，终日握而不败，故曰笔妙。”此数言简约，未知谁所作，可题为笔经。余按：始造纸者蔡伦，见《东观杂记》。始造笔者虞舜，见《博物志》。又曰蒙恬造。

  市中卖手简纸，高五六寸，阔尺余。糊而连接之为卷，横展书之，长短剪之，以相往来，不知昉于何时也。一日读陆放翁《老学庵笔记》曰：“予淳熙末还朝，则朝士乃以小纸高四五寸，阔尺余相往来，谓之手简。市肆作手简纸卖之，甚售。”因知手简纸昉于宋末也，我邦用之盖未及百年矣。

  摺扇我邦所制，尤为精妙，西土古惟有团扇尔。东坡云：“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两指许。”因知西土有摺扇盖北宋以后矣。至明始盛，名摺叠扇，亦名聚头扇。然不及我制之精洁轻妙也。

  今俗，人人靡不吃烟。宾客即坐，寒暄未了，袖间出烟具，喷为云雾，满塞一室。或含烟缓吐，以戏儿童。市肆制烟具，争极精工。制烟管以金银，制烟袋以锦绣，可谓极侈矣。烟性猛烈，多吃必有害矣。余亦酷嗜烟，近日颇觉有害，稍稍制减之，未能禁绝。清张晋涛《檀几丛书》云：“烟之性味，苦涩辛烈，《本草》所不载，不知昉于何年。今遍满宇内，无人不嗜，名之曰‘相思草’云。”

  烹庖之法，浪华为妙。京师次之，东都又次之。东都之论肴膳者，惟求其丰盛肥浓而已，未免田舍样。浪华则不然，淡咸得中，配搭得宜，而清且洁，器什之美，陈列之宜，未下匕箸已可喜。不论风俗之别，脾胃之殊，人人莫不称善，可以见风俗之一端矣。

  东都人嗜松鱼，其出在春末夏初，始出，一尾直万钱，都人争买之。中下之户，最先食之，以晚食为耻。倾囊典衣，惟恐不得也。至四五月之际，出益多，一尾才百钱耳。宋叶梦得《石林诗话》曰：“浙人食河豚，其方出时，一尾至直千钱，然不多得，非富人大家预以金噉渔人，未易致也。”是彼此相似者。河豚有毒，往往杀人。松鱼亦有微毒，其不鲜者能中伤人，鲜者亦不宜多食也。

  刀刃之利，莫如我邦。欧阳公《日本刀歌》极其称扬。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曰：“倭国刀背，阔不及二分，架于手指上，不复欹倒，不知用何锤法？中国未得其传。凡健刀斧，皆嵌钢包钢，整齐而后，入水淬之。其快利，则又在[4]砺石成功也。”余谓：刀之利钝在锤锻之巧拙，而砺石次之。其质已钝，虽有磨砺，无如之何。我邦造刀之利，盖得力于水性者多，则西土虽得其传，亦恐不能快利如我也。

  小人之情状，变化百端，不可测识，然尤有大害可畏者，莫如媢嫉焉。故《大学》举休休有容之君子与媢嫉之小人，以示国家治乱之所系莫大焉，学者之所以宜深察而明辨也。

  本邦俗慎正、五、九月，或请巫祝祈禳，至婚嫁皆避之，不知所据。后读《唐书》，正、五、九之为三长月，见于《本纪》。后又读宋戴埴《鼠璞》曰：“今俗人食三长月素。”按：《释氏智论》，天帝释以大宝镜，照四大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恶。正、五、九月照南赡部州。唐人于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长月”。乃始知其所由来矣。

  有一富翁，性至贪污，平生凡损人利已者，无所不为，所谓一善不作，众恶奉行者。翁常曰：“世间有儒者，故有仁义，所谓仁义者，皆是损已利人之道。且儒者多读书以骄人，使人失利。”于是恶儒如仇。客谓翁曰：“翁恶儒者，非以其道与翁之所为背驰耶？”曰：“然。”客曰：“吁！翁未察也。夫损己利人者，古之儒也。今之儒者，正与翁之所为一般，毫无异道也。”翁乃欣然曰：“洵如客言，则儒是我党之人，吾亦将学儒，安恶之耶？”客笑去。

  元周密《视听抄》曰：“吴谚云：‘正月逢三亥，湖田变成海。’谓之水大。余按：文化乙亥，正月元日丁亥，十三日己亥，甘五日辛亥，是岁诸州大水。信如吴谚，可谓一奇矣。

  不可一日阙者，莫甚于水火；而可畏者，又莫甚于水火焉。江都失火之患，发辄延及数万家。冬季春初之际，失火毁数十家者，昼夜不知几次。扑救之术，无所不至，每坊有军屯百余人，梯索水桶，挺棍钩锯之类，莫不备具，有望火楼，悬[5]一鼓一钲，有数人探望，见火则鸣鼓，高唱方向里名，军将率骑士疾驰，步卒从之，数队争驰，先到火处速扑灭者得赏。火灭鸣钲，军将乃整队而还。公侯邸第，皆建望火楼，扑救部署，不敢懈弛。火发，近火居人，左提右挈，负担出避，骚扰狠狈。故又有巡捕逻卒，察抢火者，就擒缚之。余在都下，三遭大火，幸皆免于为靡竺矣，然委顿亦极。火发，势甚猛烈，人家仓廪亦不可恃，故盘土为窟，以藏货财，谓之穴藏。宋马永卿《懒真子》曰：“唐永徽二年，玄奘于慈恩寺，造砖浮屠以藏梵本，恐火灾也。”余因谓：瓦砖造库，已可以免灾，而又无卑湿生霉之患矣，不知果可试否？

  张子和曰：“愿为浮家泛宅，往来苕雪间。”是洵隐者佳境。惟恐浮家泛宅不易辨耳。陆放翁《入蜀记》曰：“大江过一木筏，广十余丈，长五十余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鸡犬臼碓皆具，中为阡陌相往来，亦有神祠，素所未覩也。大者于筏上铺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皆不复入峡，但行大江而已。”余又尝阅一书，今不记其书名，曰：“民苦税敛之苛，作大筏泛江，妻子圃宅鸡犬皆具。”是其为浮家泛宅，殆非佳境。

  势州掷笔山，相传昔画工法眼元信过此，覩山形奇绝，不可得而模，乃掷笔而去。余屡经过，对山熟视，平平无奇，不解所谓也。恐是好事者，妄说欺世俗，至使良工蒙寃耳。茶店壁间题诗甚多，皆称其奇绝。矮人观场可笑。余题一绝曰：“良工掷却笔尖儿，是为溪山无一奇，误谓丹青描不得，几人驻马立多时。”

  浪华城南数里，有茶肆，称难波屋者，店后有偃松，高不过丈，而旁干四出，广二十丈。夭矫如游龙，其顶平坦，可群坐，观者靡不称奇。讃州上田村小庵有松，亦似之，其地僻远，无人过而赏之。均一松也，其遇不遇如此。

  豫州有木叶石，剖之自然有纹。或枫叶，或柏叶，宛如刻画。然石质粗硬，不可雕琢以为器物。按《水经注》，石鱼山，本名立石山，高八十余丈，广十里。石色黑而理，若云母，发一重，有鱼形数寸，鳞鬣首尾，有若刻画。烧之，作鱼膏腥。可谓至奇矣。

  海鰌，鱼之至大者也，然犹有大焉者。余闻之东人，虾夷之海有鱼，名曰翁鱼，人无覩其全身者，首尾浮海，如二大岛涌出，春南秋北，鼓鳍之势，海水为之沸立。声如震雷，能吞海鰌，犹鰌啖鰛也。渔人见海水变色。海鰌逃走，辄知翁鱼将来也，争收渔具逃归。夫庄周说鲲鹏，固寓言耳，今海鱼其大至此，可取以徵其说。

  东都花市甚盛，浅草寺每月十八日，虎门每月十日，麴坊菅庙每月廿五日，春则梅、柳、桃、李、海棠、牡丹、芍药，夏则荷花、石榴、燕子，秋则兰、菊、木荚蓉，冬则水仙、山茶、奇松、怪竹，争新竞奇，种种无不有也。各盆植之，列置床上，宛如锦绣，而又有不时之花，若海棠、桃、李，已以正月开花，然皆出于人力，非受天气之正者也。其法：陶盎植花木，藏之土窖中，周以草秸而密墐之，最早开者，四周以火逼之使开也。又有以白梅为砧根，而红梅一枝接之，或以红梅为砧根，而白梅一枝接之，每盆一株，红白争开者，谓之源平梅。盖木邦武将源氏旗色尚白，平氏旗色尚赤，因以名焉耳。京师、浪华亦有花市，然不如东都之盛也。余尝咏虎门花市绝句五首，曰：“雨歇城头放晓光，于菟门外卖花忙。纷纷浪蝶追人去，知那牡丹分外香。”其二曰：“不待一番花信风，几多桃杏为谁红？恁般随意弄春手，不是明皇羯鼓同。”其三曰：“磁青盆色玉争光，植得红红白白香。为是人情都厌旧，笑他花木也新粧。”其四曰：“门外桥边约五里，大家争唤老花师。豪奴乘醉不论价，一掷千钱取一枝。”其五曰：“怪瓣奇葩各自夸，传言这里最繁华。谁知野外春如锦，只算城中盆植花。”

  余尊信程朱如神明，在我先辈，独折服于顺庵、鸠巢二先生。鸠巢才德，世皆知之，今不必论。至顺庵先生，则世唯目以温厚长者而已，不知先生德量之大，当时无双也。若夫鸠巢、白石、观澜、南海、芳洲数人，皆古所谓奇才豪杰，而各擅所长，名声震曜于天下矣。独先生默然如无所能者，而前数子皆师事先生，犹七十子之于孔子，无思不服，是岂徒以声音容貌欺世盗名者之所能得哉？先生教人，各因其材而笃焉，犹孔门之诸子，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各成其材也。是岂与世之腐儒胶柱鼓瑟、刻舟求剑，悬[6]一定之权衡以待人同哉？先生爱才好士，称誉荐达，有唐宋名贤之风度，亦余之所以深服其德量也。

松阴快谈跋

  日本僻处东瀛，百余年来文教颇盛，若物茂卿、服安裔、神鼎、太宰纯辈，皆能力学好古，表彰遗籍，诚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快谈四卷，系伊豫长野确所著，其中评论古今及诗文书画之属，援引博洽，时具特识，以拟物服诸君，雅称后劲，且彼邦文献，亦略见于此。因亟录之，以广其传。

壬寅春日 吴江  沈懋德识

【校点记】

[1]“劲”原文作“颈”，据训读文改。

[2]“浓”原文作“淡”，据训读文改。

[3]“人”原文作“入”，据训读文改。

[4]“在”原文作“左”，据训读文改。

[5]“悬”原文作“县”，据训读文改。

[6]“悬”字原文及训读文皆作“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