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题】

  太宰纯，字德夫，号春台，又号紫芝园，通称弥右卫门。信野饭田人。本姓平手，其祖言亲，仕于加贺侯大夫横田氏，其父言辰，出嗣姻族太宰谦翁，因冒姓太宰氏。谦翁为饭田侯之臣。春台初修程朱学，及见徂徕[1]，大悦，弃其旧学，而讲古学。然晚年甚有所不满于徂徕[1]，于诗文痛斥李王，著《文论》《诗论》,纵横论之。延享四年殁，年六十八。

  此书，举以指责我邦学者使用文字之误，及姓名、字号、官职等书式之差错。此书版本有二种:江户刻本与浪华刻本.今揭于此者为江户刻本，浪华本原尚贤序所谓盗刻本。浪华本中有林义卿序今特将此序揭于原氏序文之后，此本世传甚稀。今二本对比，即使每章顺序相同，而字句之异同也甚多，因思浪华本可能是据初稿上梓，而江户本是据他日之定本。浪华本署为《斥非编》，其名称亦不同。浪华本系延享元年八月菅生堂河内屋宗兵卫所上梓，比江户本约早一年。江户本中作为[附录]，载有春台的《孟子论》（上、下）《封建论》《对客论文》等九篇，以与诗学无涉，今省之。

  延享二年六月新刻,明和四年五月再刻,江户书肆文英阁青竹楼

刻斥非序

  夫是非无定体，人之是而我以为非，我之是而人以为非，是非之争，虽历千载，孰能辨之？予闻诸春台先生曰：“今之学者，苟学孔子之道，则当以孔子之言为断。为文辞者，苟效华人，则当以华人为法。此辨是非之公案也。”盖先生尝观世之学者所行，不忍见其非，因一二斥之，以示小子辈，遂笔之。积以日月，而其事亦弥多，至三十余条，名曰《斥非》。未及梓行，时我二三兄弟者，人写一本，而藏之二十年于兹矣，迨乎流传渐广，外人亦稍稍得窥而见之，遂大行于四方。顷岁，人自关西来者皆言《斥非》流传甚广，京师儒生皆得之以为帷中之秘云。先生闻之，恐狡猾贾人盗刻误本以牟其利，因谓其徒曰：“不如吾刊之以止其误传。”遂使稻垣长章与尚贤谋绣梓之事。缮写裁卒，而未及校正，闻浪华贾人果盗刻而鬻之，索得而视之，长门林义卿周助者为之序。义卿前在浪华窃徂徕[2]先生《译文筌蹄》，题言《构造国字牍》以诬先贤，以欺海内之人，但识周南先生而谬言受业于其门，诈伪大矣。今又妄序盗刻《斥非》而蔑如我先生，其狡猾过贾人，谓之何哉？于是我二人者，黾勉从事，趣命工绣梓，及先生他杂文九篇，吾曹尝受而藏之箧笥，今请附录于后，以示同志，庶几好古之土因之有以释疑网云尔。

  延享乙丑夏四月辛酉 东都 原尚贤 序

  斥非编序 浪华刻本之序

  操觚，华之业也，不可不取式于彼也。岂徒古也哉？因之又因，所损益可知也。必古亦非礼耳。若夫辞则华而古乎？辞之古今，固不以礼也非礼也。论之不能修者当耻矣，故惟式，虽我古文者流不必古也，必华人焉。而世于式，严之国文，而宽之华文，然有意以宽者哉？式与非式，素未之知也。未之知，太宰氏所以有《斥非》也。而其《斥非》也，但其斥非哉？示式者多矣。

  延享改元春三月 林义卿 题

  凡文字，前后署姓名者，上无所书即已，有所书必书乡里。如有官者，先书官，次书乡里。若书号，则书于乡里之下。倭儒乃有但书号，不书乡里者。非式也，华人弗为也。

  凡姓名之上书乡里者，必书其大名，不书闾里小名。如朱仲晦，徽州婺源县人，而书新安，新安是其地之本名，世人所共知也。

  凡署姓名者，若书乡里于其上，但书某处某甲而已。或有著人字，曰：“某处人某甲。”华人如此。倭儒乃有著产字、住字，曰：“某处产某甲”，曰：“某处住某甲”，皆非法也。《孟子》云：“陈良，楚产也。”特言其人生于楚耳，非署姓名之法也。

  凡文字与人，示人，及书画为人者，必书姓名，或但书名，虽贵者于贱者亦然，礼也。若姓名之上书号，亦可也。倭人乃有但书号，不书姓名者，非礼也，华人弗为也。

  凡人有名有字，名者所自称，字者人所称也。名者父之所命也，故自称之。字者人之所与，所以表德也，故人称之。凡自称者，除天子称朕，称予一人，诸侯称孤寡不谷外，虽尊长于卑幼，贵者于残者，师于弟子，皆称名，无称字也。呼人者，唯父名子，若君于臣，有名之有不名，师于弟子亦然。惟古之师严，名其弟子，如孔子之于七十子可见矣。后世师道不严，不敢名弟子。他如尊长于卑幼，贵者于贱者，亦不敢轻名之，必度其高下，宁过于恭，勿失于倨，是谓有礼。夫称呼者，礼之大节也，敬慢系焉，故君子慎之。倭儒乃忽之，言语书札，往往误称呼。常见末学书生作书札，及赠人诗若文，或题所与之名，或自书其字，皆为失礼，华人弗为也。

  凡搨印章、书札，及诗文赠人者，皆当印名。若有二印者，其一必是名，其二则字、号、古语，或诸般印皆可。但印字号而不印名，是为不恭。倭儒往往有此过，华人无之。如非与人者，不必然也。

  华人自唐以前无号，唐人相呼以行次，如王大、王二、沈三、沈四、张五之类，诗题亦多称此。有号者，如白乐天号香山居士，卢仝[3]号玉川子，仅仅可数。宋以后，人多以号相呼，如濂溪、伊川、横渠、紫阳、东莱之类，皆以其所居地名为号。此皆他人之所号，非当人自号也。又有居室之号，如致堂、南轩、晦庵、止斋、潜室、东窗、草庐、定宇、菊庄之类，此皆其人自号也。自此风行世，而人不复称行次，历元明二代，到今犹然。倭儒亦多以居室之号为号，如闇斋、仁斋、顺庵、损轩是也。他或以所居地名为号，或以祖宗乡贯为号，皆无不可也。其地名，或偶与中国同者，非其人所自命，则亦无可讥也。唯近时人有以中国地名此方所无者为号者，是何所谓？吾所未解也。又如业曲艺者之号，鄙俚无义，不足道已。

  此方人，大抵皆复姓，虽有单字者，则百中一二耳。至有连三字四字者，乃夷狄之俗也。今之操觚者流，称人自称，丑其复姓，不拘上下，摘其一字以为称，是学中国而私拟其风俗，则其意固不恶也。然此事于文词中为之犹可，如题姓名，而单其复姓，则相乱者甚多。当时尚不可的知其人，况数十百年之后乎？如是足以惑人，尤非所以为实录而示后人也。夫名与字者，人之所独也，宜择佳者。姓氏者，宗族所同也，不可得而改也。虽中国，复姓如百里、端木、石作、新垣、高堂、东方、赤草、诸葛、古野，何异于我复姓也？汉魏以来有夷人进于中国者，犹不敢改其本姓。如鲜于、斛律、斛斯、贺兰、贺若、宇文、耶律之类可见矣。今我复姓虽可厌，而系乎国俗，传自祖宗，则吾末如之何，当因其素所称为直。先儒有山崎闇斋、伊藤仁斋二先生，皆书复姓，其徒亦如之。予初未知其是，且仿世之操觚者流，时单人之复姓，近日乃觉其非，遂左袒夫二先生云。又按：人有姓，有氏。姓者，统祖宗之所自出者也，氏即族也；族者，别子孙之所由分者也。天子诸侯，言姓不言族，其下必有氏族，则称其族，古之道也。虽我日本人，亦皆有姓、族，既立之族，则当称其族。称族者，所以的知其人也。今人乃有舍族而称姓者，姓之所被甚广，且非常所行，则非徒难知其人，将恐有同姓名相犯者，故不可为也。

  凡文字，识年月日者，年号之下书几年，次书干支，次书时次，书月日。如曰：“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或有年号之下直书干支，不书几年，如曰：“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或有以太岁所次言，如曰：“龙集甲子”，曰：“岁次阏逢困敦”，或有不书时，如曰：“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或有以孟、仲、季纪月，或有书日数及朔望等名，不书干支，如曰：“孟春几日”，曰：“某月朔旦”。华人书法大略如此。倭儒乃有年号之下书第几，或唯书数目，不书年字，或书几岁几历几天，或以干支置数目与年字之中间，或分注干支，或以十二律纪月，或以乌字蓂字换日字，曰几乌几蓂，皆非法也，华人弗为也。

  《尔雅》曰：“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继周者沿而不革，历代皆曰年。唐玄宗天宝三年改曰载，肃宗乾元元年复改曰年。后代不复改。我日本亦曰年，开辟以来至今不改。世儒作文字者，乃以私改之。或曰载，或曰祀，尤非。夫奉正朔者，臣民之道也，何得私变之哉？如此者，特以好奇而不自知犯国家典章也已。可不慎乎？

  后生学作书札，先须学属辞，略能属辞，则当学书札礼。书札非一端，各有其式，式者礼也。属辞虽工，而书不如式，简札失其制，则必有不敬无礼之诮。故礼不可不学也。近见少年辈，才知属辞，便作书札，自高其才，不屑讲礼，及其与人书札也，惘不知礼，妄意作之。自简札封筒，至书中措词、称呼、题名，多不如式。其为不敬无礼也大矣。即令文辞可观，识者尚为之不满，况文辞亦未佳乎？是其为书，特一张故纸耳，何足採览哉？此操觚之士所当知也。

  东都有一老先生，赠人诗，署曰：“某号老人拜书。”既自称某号老人，曷为拜乎？拜则不宜称某号老人。对人自称某号老人，倨矣。京师有一儒，手书《古诗十九首》于扇以贻人，署曰：“某号书赠某人。”苟赠人而自称某号，亦为不恭。如此类，皆不知礼之过也。

  先生者，父兄之称也。《论语》“先生馔”是已。如《曲礼》或言先生，或言君子，或言长者。先生谓父兄也，君子谓有爵位者也，长者谓他人之长者也。称他人曰先生者，尊其人而以父兄待之也，不必受业之师也。如仲尼先生程子，子贡先生原宪，孟子先生宋牼是已。若或其年相若，则两相先生。如庄周所记，孔子之与柳下季相先生是已。及战国之时，诸侯封君呼游客处士为先生者多矣，不可枚举。至如燕昭王之于郭隗，则以国君而先生其臣，汉高帝之于陈平，则以天子而先生其臣，唐高宗之于田游岩，则以天子而先生处士，凡此，皆人主自屈其尊，而以父兄待其下也。尚矣哉！今入乃于长者难言先生，非受业之师弗肯先生之，亦异乎古人。夫佛有天人师之号，故称僧曰师，今日吾人呼僧为师者，宁皆其弟子哉？亦尊其人而以天人师待之耳。今人乃不耻师浮屠，而耻先生长者，亦可谓不知类也。

  中华诗人赋岁旦者甚鲜，盖[4]无事弗作也。倭儒乃每岁旦必作，无事而作，所谓无疾呻吟也。观其为言，不鄙猥即怪僻，败风灭雅，可厌可恶，莫此为甚。狡黠市人，梓之以鈎利；寒陋书生，讬之以衔名。虽曰流俗之弊，其实诸老先生之罪也。好古君子，勿仿幸甚。

  中国三代以上，建万国，封诸侯。秦、汉以降，郡县海内，天下之人，不复知古者封建之制为何如也。我日本古亦仿汉、唐之制，郡县海内。挽近扰乱，豪杰崛起，蚕食兼并，寝以成国。及神祖受命，混一海内，因立诸豪杰，归降者为侯，又封子弟功臣，令守藩篱。于是始有诸侯，大似三代封建之制，唯其制不问地之广狭，所食米万石以上乃称侯为异耳。虽无复五等三等之目，而国有大小，爵有尊卑，通谓之侯，犹汉言列侯。然故万石以上之君，皆当称侯，世儒乃以官人视之，及作书札文字，以牧守、刺史称之，此见古而不知今也。往时僧玄光游水户侯园池，作诗题称水户侯，是为得称呼之正，儒者乃不然，何哉？亦不善学之过也。

  凡赠答诗，书题引或在诗前，或在诗后，皆可。必低一两字为定式。如题中有所赠官号、姓字，必提之，或高于诗，或与诗平头，虽诗中亦然。非唯官号、姓字为然，凡指所赠之词皆提之，礼也。世儒乃有徒知低书题引，而不知提所赠官号、姓字，虽提而低于己诗者，亦不达礼之过也。

  凡赠答诗，所赠所答之人有官，则题引称官。无官，则称字若号。字号惧无，则但称姓，如曰某公，某子，某先生，某处士，某居士之类。居士处士虽非尊称，而不仕者之通称也，故或称之。学者须阅中华古人集，取其可行于今者而用之。若夫古人题中有所赠所答人名者，盖非当时对其人称之书之也，及辑录之日追书之耳。世儒有词宗、词伯之称，虽朝鲜人所行，然于中华罕见，余亦弗肯用之。

  和韵非古，盛唐所无也。严仪卿曰：“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本朝诸贤乃以此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所谓本朝者，谓宋也。和韵虽起于唐，而盛于宋，后世承袭其弊，莫敢改之。倭儒亦然。大雅君子苟欲学盛唐者，何不先除此弊？然和韵犹可，世儒乃有与和歌者流酬唱，取和歌尾字以为诗韵者。夫和歌者，倭语也；诗者，中国之语也。如之何相通？可谓违理也。好古君子所宜戒也。

  联句自唐人为之，本有体裁，实诗之属也。虽今人仿古人为之，不失其体，何不可之有？惟倭儒所为联句者，别有一法，大非古制。且其为辞，鄙俚猥琐，去诗远甚。又有一种汉倭联句，以和歌句，间杂诗句，殊方异言，联缀成篇，动五十韵至一百韵，乖戾不伦，令人厌恶。联句至此，可谓风雅扫地，世所谓老先生者乃好之不释。悲夫！告好古君子，勿仿幸甚。

  凡作寿诗，中国人直以贺某人几十为题，更不著题。倭儒则别置题，其法先咏龟、鹤、松、竹等物，而因之以祝其人寿也。寿家子孙乞人诗者，必以是为请，误矣。盖寿人者必有献遗焉，若献以画图及诸宝玩者，就咏其画图宝玩以为祝，是中世已降俗礼也。无所献遗，而假物以为题，无谓也，此特和歌者流所为耳。虽和歌者流，在昔人未之闻，而挽近乃有之。世儒仿之，而不知其非，可谓妄矣。曩者馆林侯弘毅公六十初度，以《竹约岁寒》为题以征诗。余对曰：“寿诗别假物以为题，臣未之闻也，请去题而应教。”遂作七言律诗一首以献，题曰《奉贺馆林侯弘毅越公六十初度》，他日见公，公曰：“我庆诞之日，得诗三百余篇，去题者唯子一人。”对曰：“然。”因为公言，公称善。并书于此。

  世有《潇湘八景》诗，不知何人所作。意者在宋、元之际。其诗极无佳处，倭人慕之，赋《琵琶湖八景》，景皆与潇湘同，特偶然耳。诗乃释氏所作，尤不足观。自是之后，人多效之，所在辄赋数景，或博请于远近词人，令赋诗为文，好名之士往往应求为之，景故不胜，诗焉得佳？纵有海内无双之胜，己未尝一寓目于其间，则焉所措词哉？是其所称徒虚语耳，何风致之足论哉？大抵咏胜景者，大如唐人岳阳、洞庭诸什，小如摩诘《辋川别业》二十绝，皆其人身在其地，看弄其景，久之，境与心会，然后形乎言斯成诗，是以如彼其妙。今则不然，足未尝履其地，目未尝睹其胜，而徒构虚词，以应求塞责，欲以钩名誉。噫！亦鄙哉。若夫言其所未见，如孙兴公赋天台，则考诸地记，征诸地图，然后乃敢立言，其亦异乎今人之所为矣夫。

  世俗好名者，每有吉凶之事，辄求人之诗文以庆吊之。毋论知与不知，见能者而求焉。因人以求人，动至二三转。末学之士，往往应求。余甚恶之。盖人有嘉事而喜之，有凶事而悯之，皆由与其人若其子孙有情故也。未尝识其人及其子孙，则是路人耳。路人我何与其喜戚乎？无与而喜戚之，非诈则谄也，有识君子岂为之哉？余常以此拒人之请，虽不悦于人，要不自欺耳。

  倭儒说经，先注而后经。余以为过矣。经之有传注，为解其义也。本文得注而明，本文既明，则注徒筌蹄耳。故说者但会注意以明经文而足矣，何须更说注文乎？今先说注文一二详之，则由注文别生支节，烦杂冗长，未足明本经而先令听者惑，外本内末，贻学者害，岂不谬哉？

凡为王公大人说经，与为书生不同。为书生者，务在明章句，详训故，辨疑惑；为王公大人者，务在达大旨，明大义，使其优游乎仁义礼让之涂。盖大人之学与书生不同，其所宜闻者，自孝弟忠信仁义礼让之外，君人之道而已。章句训故，非其所急也。故为大人说者，须举本经中词义明白，有益于其人者一二条，而委曲解说，或譬喻，或旁引圣贤格言以通其义，或援古今事迹以实其言，令听者心悦而忘倦，斯之谓善说经。今儒师乃以其所为书生而施诸王公大人，徒令人睡而不听，又安能令其进于学哉？

  昔之所谓讲者，论议也。我日本亦然。今之所谓讲者，说也。自赵宋以还乃尔。佛家有讲法，有说法，自为二途。是犹不失古名。

  先王建学，天子曰太学，诸侯曰国学，下至乡党州闾，无不有学。春秋祭先圣先师，及有勋劳于国，有功德于民，而宜祀者焉。后世虽郡县之制，而建学修祀，仍率旧典，人家无祭先圣先师。倭儒乃有祭孔子于私家者，可谓渎祀也。又有为朱氏学者，祭仲晦于家，所谓非其鬼而祭之谓之淫祀，不智之甚也。是何异于世俗奉佛教者，安弥陀观音等佛像及其道祖师之像于家而旦暮供养哉？彼自有其道，有为而然，儒者岂宜效之乎？古称神不歆非类，民不祭非族。先王祭法具在，祀典不可不知也。

  自生民以来，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君子者，所以治小人也。小人者，所以食君子也。是故君子有君子之道，小人有小人之道。君子小人各尽其道，而天下治。君子而行小人之道固不可，若小人而行君子之道亦失其所以为小人也。其不可以为国也均矣。故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之于民，如斯而已矣。故教民者惟喻之孝弟忠信勤俭畏法耳，为之说经，非其所宜也。世儒乃有欲使天下之人咸知君子之道者，构说经之堂于街衢，而日说经，令行路之人留而听之，此徒知教民而不知民亦各有其道也。先王导民，岂有夫人而说之以君子之道乎？况小人而好君子之道者，不犯上作乱，必失身破家。何则？君子之道者，为人上之道，而小人之道者，为人下之道也。且古者有圭璧金璋，命服命车，宗庙之器，皆不粥于市，以尊物非民所宜有故也，先王之制也。今说经于衢路，岂不亦粥尊物于市之类乎？

  汉儒之学，皆专门也。是故五经皆有其传，传云者，先师所传也，观《儒林传》所载可见矣。东汉以降，专门废，然后诸儒自为论，于是古传遂亡，且如《易》之一经，辞义多不详，及筮法、占法，多不可考，余经从可知矣。倭儒乃有授《易》于人者，自称得其传，问之，未详其所自来，观其所传，特揲蓍一法，若纳甲等法耳。夫揲蓍法朱氏书详焉，纳甲者京房所传，而其法详于后世卜筮之书。取其书而读之，则可以知其法也。今者鄙儒不能读书，此等小事亦必一一受之于师，遂秘之不轻以传人，因亦用是欺后生以求重糈。夫子所谓小人儒，其若人之徒欤？

  近时韵镜之书盛行于世，则有反切人名之事。其法于人之二名者，以上字为切母，下字为韵，从韵镜归成一字，因视其字美恶。美则已，恶则改其名。以为所归之美恶，而终身之吉凶祸福系焉。此事不知起于何时，始于何人，毋论中国，虽我大东，自古迨吾国初，实所未有也。盖自宽永间以来也。在今日，则自王公以下，至庶人，未有不反切其名者也。己不学其事，则必仰人。于是问诸能者，糈糒从之。诸知反音者，因言其吉凶，犹卜师也。故儒者若浮屠中，有业此以致富者焉。夫中国人多一名，固无以反切。此方人必二名，虽有一名者，则千万人中一人耳，故可以反切，好事者因制之法以欺愚俗也。此事若巫祝阴阳之徒为之，则固其所也，不足责也；苟为儒而读圣人之书，闻中夏之道者，岂宜不知其非哉？如不知其非，是至愚也；知其非而为之，是诳人也。至愚可羞也，诳人可恶也。有一于此，不可以为儒矣。噫！世之反切人名者，亦何知韵镜之所以为韵镜乎？

  唐诗法，五言第二字第四字异平仄，七言第二字第四字异平仄，第二字第六字同平仄，此不易之法也。后之作诗者，莫不遵守此法，唯五言平起有韵句第一字，与七言仄起有韵句第三字，必须平声。五言，如：“金尊对绮筵”，“晴光转绿蘋”；七言，如：“万古千秋对洛城”，“不似湘江水北流”，“金”“晴”“千”“湘”，字皆平声，此亦唐律一定之法，诗人所慎守也。倭人不知，往往用仄声字在是位。五言，如：“晚霞落赤域”，“鸟啼竹树间”；七言，如：“万户捣衣欲暮秋”，“倾倒百壶夜未央”，句非不佳，“晚”“鸟”“捣”“百”，字皆仄，是为声病。余尝检唐以后诸家诗，五言句犯所云法者未之见也。若其第一字仄声，则第三字必平声者，时有之矣。如：“到来生隐心，主人孤岛中”是也，然亦数十百首中仅有一二句耳。明人王元美《哭李于鳞》排律一百二十韵，凡二百四十句，内平起有韵句六十，而无一句犯所云法者，亦可以证余说也。七言句犯所云法者，在唐人则自崔惠童“一月主人笑几回”之外，未之有睹也。在明人则如李沧溟“黄鸟一声酒一杯”是已，此亦数百千首中仅一二句耳。他若第三字仄声，则第五字必平声者，亦时有之矣。如：“笑问客从何处来”、“明日忽为千里人”、“昨日少年今白头”，亦百中一二耳。如张九龄“欣君震远戎”句，当下“喜“字，而下“欣”字；韩翃“玉辇将迎入汉宫”句，当云送迎而云将迎。为“喜”“送”二字仄声，故皆以平声字换之也。此亦可以见诗人慎病也。此方诗人多不知此法，大儒先生尚犯之，况初学乎？

  句末连下三仄声、三平声字，倭人严禁之。唐诗似不必然，无韵句末连下三仄声字者往往有之。五言对联句如：“云霞出海曙”“征蓬出汉塞”“晴开万井树”“星临万户动”“亲朋尽一哭”“潮平两岸阔”“秋声万户竹”“还家万里梦”“山光悦鸟性”“城池百战后”“明光共待漏”“犹悲堕泪碣”“胡兵战欲尽”“还从避马路”“河津会日月”“声华大国宝”“闻风六郡勇”“浮舟出郡郭”“穷愁但有骨”“清吟可愈疾”“残虹挂陕北”；其起结句如：“东皋薄暮望”“罗衣一此鉴”“须令外国使”“当令外国惧”“谁怜不得意”“别离已昨日”“楚山不可极”“天花落不尽”“城南虏已合”“清晨入古寺”“离亭不可望”“还应雪汉耻”“谁知万里客”“汉皇未息战”“明时独匪报”“从来谢太傅”“亭高出乌外”；七言对句如：“草色全经细雨湿”“秦女峰头雪未尽”；结句如：“谁为含愁独不见”“朝罢须裁五色诏”“闻道神仙不可接”“一去姑苏不复返”“复恐匆匆说不尽”，此皆在唐诗所称绝佳者也，他诗犹多。句末连下三仄声字者，不暇枚举。至于有韵句末连下三平声字者，则唐诗中固不多见。五言如“豁达胡天开”“边月思胡笳”，七言如：“花枝欲动春风寒”“远公遁迹庐山岑”“新林二月孤舟还”“断肠犹系琵琶弦”，可指数耳。盖是唐人亦出于不得已，非谓无妨，肆然为之也。若地名、人名之等，连属一定，不可易者因用之，何不可之有？管见之徒，必拘声律，换以他字，则为陋甚矣。或曰：“琵”字在诗中有读为入声者也。

  拗体非唐诗之正也，唯五言绝句不嫌拗体，以贵高古，故不必声律谐和也。五七言律及七言绝句尤要声调。唐人间作拗体者，亦遇佳境时为之耳，是故拗体必得绝唱而后足采览。若夫失黏者，特谓前后句不交加黏著而已，一句之内平仄自调，不如拗体全不调声律。故唐人亦不甚病之。尝取唐人律绝数百首点检之，其在大历以前诸名家之作，号称绝唱者，颇多失黏。略举数篇。五言律：陈子昂《晚次乐乡县》三、四句，《送别崔著作》三、四句，王维《使至塞上》三、四句 三、四句当作一、二句，排律：宋之问《未央宫应制》七、八句 七、八句当作九、十、十一、十二句，张九龄《和许给事直夜》五、六句 五、六句当作一、二、三、四句，七言律：沈佺期《龙池篇》七、八句 七、八句当作三、四、五、六句，李白《凤皇台》中四句，贾至《早朝》七、八句，王维《和早朝》七、八句，《和温泉寓目》五、六句五、六下脱七、八二字，《酌酒与裴迪》后六句后六句三字当作二、四、七、八，《嵩丘兰若》七、八句，高适《别韦司士》五、六句五、六下脱七、八二字，岑参《西掖省即事》五、六句五、六下脱七、八二字，《九日饯卫中丞》三、四句，《虢州东亭》五、六句，杜甫《宣政殿退朝》五、六句，钱起《赠裴舍人》三、四句三、四当作一、二，韦应物《舟行入黄河》三、四句三、四当作一、二，七言绝：王勃《九日》，佺期《邙山》，刘廷琦《铜雀台》，太白《上皇西巡》“谁道君王”“剑阁重关”二首，摩诘《少年行》《送沉子福》，贾至《西亭春望》《洞庭湖》《岳阳楼》，岑参《封大夫凯歌》《碛中作》，子美《军城早秋》，达夫《九曲词》《塞上闻吹笛》，蔡希寂《洛阳客舍》，自余不必指摘。凡此皆失黏而不失为佳作者也。后人采而入选，而看者亦不觉其为失黏，极佳故也。是知古人作诗，必遇佳境而得佳句，韵既协，句内平仄又调，则如法结撰以成篇而止，及再点检，虽见失黏，不复改作。盖佳境难再遇，奇语难多出，改之则不能复佳也。先儒谓摩诘诗多失点检者，余谓不独摩诘为然，古人皆然。彼岂不点检哉？其实为佳致不二也。今人固守声律者，虽无失于法，而诗亦不能佳，泥也。故法不可不守，而贵通变。是故诗苟及古人，虽拗体，尚可为，况失黏乎？若朴樕不材，初不慎法度，故犯禁戒，而曰吾学古人，则诗家之罪人也已。编者按：此条，拗体句数多误，今特注之。

  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言行大事者，当思其终，不可拘小节以败大事也。此樊子有为言之，达一时机务者也。故古今传以为名言，岂非也哉！若君子之常道则不然。书曰：“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此所谓先王之法言也，凡自行与待人，其道不同。待人尚宽，自行尚恭。宽者有容之谓也，恭者不怠慢也。阜陶曰：“御众以宽。”孔子曰：“宽则得众。”是待人之大道也。然谓之众，则不别君子小人之称也。如特待君子，岂徒以宽而已哉？盖亦有其道焉。己苟为君子之徒，而自行无礼，可乎？今之少年辈，为书生而小有才者，率恃才放荡，以礼义为小节，任诞为高致，与人不恭，而怨其不见容焉，是则以待人之道自待也，岂不戾乎？古人负盖世之才者，不谨礼法，尚获罪于名教，况今士乎？此谓不善学古人。

【校点记】

[1]“徕”原文作“来”，据训读文改。

[2]“徕”原文作“来”，据训读文改。

[3]“仝”原文作“同”，据训读文改

[4]“盖”原文作“益”，据训读文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