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川淇园著

  【解题】

  皆川愿，字伯恭，号淇园，又号斐斋、筇斋，通称文藏。京师人。年甫十五，见韩客，席上唱和，韩客叹工。后成一家学，弟子上门籍三千人，台阁诸公执弟子礼者甚众，而平户侯也最敬重。文化四年五月十六日殁，年七十四。

  此书一以盛唐为标准，而其自言曰：“诗，体裁、格调、精神三者相须始为完璧，而精神又为三者之总要。”以是可推知其书之内容。

淇园诗话序

  余嘉时人稍知恶明人王、李七子之轻佻牵强焉，而病其纤弱鄙细日趋於衰晚之气也。夫王、李数人，所得於唐者，独结构字句之间而已，其神韵风情无复所容力，则漫作支离散涣不了之语以当之。时陆梁夸诩，强张气势，以作大欺人，轻薄之徒从而影附风靡，末流之弊，殆至于有不成语者，职七子遗祸也。今既能知恶之，则何不易之以盛唐诸公风神格调沈实优柔者乃可，而又附同闰季颓风倦俗以自喜者何也？世道日降，文章随污，虽则理势所然，亦得莫非指导乖方乎？余性薄劣，其於诗最不嫺，而好时言之，但以出於已者拙陋也，言不足信于世，试间出其一、二，则人皆俯而笑，余亦羞与轻俊子弟衡锱铢於小技，辄不毕其说而止。此岁冬得暇归京，友人皆川伯恭首示诗话一卷，其谈诗特於精神格调缱缱致意，而一以盛唐为标准。钱、刘以下则不屑，其论四唐之品，及明人之失，衡悬度设，不失平量，其他篇章之体裁，与字句之法局，至乃证引解故之细，皆凿凿可据，其于诗道，善亦尽矣，而伯恭诗高古雅健，以领袖后进，其所言，乃其所能，则非如余之取笑比也，则余知此编出，而夫恶王、李而不得门者知方向矣，而向笑余者，亦知其言之不大悖矣。余是以喜伯恭此书非浅浅，故于其属序也不复辞云。

  辛卯十二月 东赞 柴邦彦撰

  夫诗有体裁，有格调，有精神，而精神为三物之总要。盖精神不缺，而後格调可得高，体裁可得佳。盛唐之诗主兴趣，兴趣亦由此精神而出，要认此所在，须求之冥想中而後得之。冥想者何也？若闻古人之诗而默会其意，若触述作之境而潜理其旨，此默会潜理之间，总名之曰冥想。如何求精神於此中？盖冥想恍惚之间，天地位焉，万物备焉，随感而现，随念而变，主此感念者，即所谓精神也。静察订观其物情状，盖与平生应外之作用有不同。应外之作用者，旋转旋易，动止无常，而无时而不存；如冥想中之精神乃不然，方其感现之时，其人必须继志缉意，念念相续以执持之，以观玩之，而後始得长存。此其异也。作家之诗，字字不离此境，句句不违此界，念念相续，以执持之，以鼓荡之，为歌诗恍兮有象，惚兮有理，于是咏之可听，讽之可发，而拙者一一反此，文理皆失，阴阳皆讹，不可不知也。

  凡诗之篇章字句，皆所用以继缉而存存者也，古人动曰：篇章字句，各有其法。以余观之，篇章字句，何尝有别法？亦皆不外此存存之业尔。学者苟能参透此旨，则於谈诗之书，皆可以不复待其求读之矣。

  凡诗之所吟，天地万物，大约有四：曰色，曰状，曰物，曰位。在《易》曰“爻等物文”，即亦是物也。而此四者之别，大抵从目感者皆色，依体而别者皆状，因有而玩者皆物，就在为地者皆位也。是故虽秋毫之末，有时皆为位；虽虚空之无物，有时乎皆可言之色状。盖所以分其四物者，其本在我，而初不在彼也。而言之之法，勿搪突，勿重复，勿辟而又开，勿阖而又闭，勿有头而无尾，勿有上而无下，勿俄大俄小，勿言彼未尽而遽及此，勿言外未周而却及内。凡如此类，不遑枚举，但透悟者拈来皆是。

  凡学作诗，先欲多诵得古诗。其工夫有三：一要口头朗诵来；二要将其所朗诵得来之诗意景象，及篇章辟阖之法，而默存在心；三要就心头所记景象及意思，而别与之拟议一遍，不必把笔书出，而但要在心头运思拟议一遍。每诵一诗，必下此三段工夫，至积多篇，而後始自去作自己之诗，仍是宛然古人之声口。

  凡诗中所言之景象意思，其别大约有二：其一，参飘忽变动之象者是也，其一，参永久固定之境者是也。参飘忽之象者，其风云雪月，倏来旋灭，其色眩烂，使视听者意想为之不安，骤见可喜，而久之生厌心；参永久固定之境者，其山川草木，取象深远，其情优柔，置辞不促急，使视听者三复致思不已。此是立象动静之别，不可不审择也。

  精神亦有动静之别。昔人称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自有是语以来，世人效颦，每见人诗句巧写景致者，辄赞之以如画，而作诗者亦当其锻句炼字之时，务要使己所言如画，殊不知王维佳处本不止於曰如画，且曰如画，未如曰逼真也。盖如画，则其佳处，乃未过布景点色之美，而逼真，则更无天趣。如画，即其布置结构，自然有限於边幅之患；而逼真，即其布置结构，自然有隽永之味，有无穷之思，有活动之机，是故定象莫善尚静，寓精神莫善尚动。

  锻炼句字，人往往善言之，而及叩之以其所以锻炼之故，则茫然莫辨。殊不知其所以必用锻炼者，亦唯象与精神之故也。盖凡作诗，未成一语之先，必立以象，象立则精神寓焉。而其为物也，窈然，冥然，倏然，忽然，於是心为之生哀感，情为之发永叹，於是文辞以明之物象，和声以平其所听，诗盖於是乎始成。是故其语未切物象者，必改造之，务以使凯切；其文未当物象者，必换易之，务以使允当。此古人锻句炼字之要旨也。然学者晚进或不能审此义，篇章字句不论权衡，妄改妄换，一取绮丽，不知其却以累全篇也，而犹自谓善锻炼矣。我不知其尝点几黄金以为瓦砾也，可叹甚矣。

  诗家用字贵平常，而不贵奇僻；押韵贵平易，而不贵艰险；使事贵用熟故，而不贵出新异。此三者何以然乎？亦不欲以累象及精神也。立象寓神，譬之内气血也，用字押韵使事，譬之外肌肤也。肌肤无所病於外，而气血旺於内，外有所牵滞，内必为昏惯，是故字之奇僻，韵之艰险，事之新异，譬犹美疢，愈美愈害。

  连熟字面，或有宜用於五言，而不宜用於七言。其辞意颇促急者，宜用於五言，不宜用於七言。大抵五言语短，用字不妨意急节促；而七言稍长，语势动苦弛散，若杂意急节促之字面，一句之间，一曼一促，调之甚难，不可不辨也。同是七言，而古、律、绝已异其体，则其调之之法，亦各有其所宜。律句要浑圆而有力，古诗句要流畅而宕，绝句要含蓄有余响，五言仿此。

  明锺伯敬《诗归》批评，击节於奇谲，而不比於正雅，初学读之，贻害不小。盖古人之作，间亦有奇谲者，然并皆其正雅之余，十仅出一二而已，固非以新奇为标的也。《诗归》之所选，乃聚鹬而冠，头头是邪路，尤当戒之迷陷者也。

  绮丽之弊，必之纤弱，昔贤往往论之，而近时人士，虽或知其弊，而不肯迁弃，譬犹牵恋声色之人不复顾其身也。闻其所言，乃云诗寄兴而足，何必论体格之高卑？余曰：此故遁辞，盖其人已事绮靡，岂寄兴而足者哉？杜甫尝有言：“多见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据此，少陵未以绮丽为当行也。夫古今诗人，未有不宗少陵者，虽以元轻白俗，亦靡有异论，则“何必论体格之高卑”之言，余恐虽元、白亦耻作此语。盖格力不高者，未足以“掣鲸鱼於碧海”也。

  初、盛、中、晚四唐之别，其风格各异，本不得相同。近有人欲混而一之，可谓不能辨菽麦者矣。明一代诗人，务模拟於盛唐，而优孟竟与真叔敖不相近，盖风度虽类，而精神大远。明人志气轻佻，而语皆促迫；盛唐之人志气安舒，而语皆优柔。虽言时风不同，而要之明人於唐诗，失之皮相故也。

  唐人声律未甚严，而宋人已降拘束日甚，殊不知古韵多三声相通用。如宋礼部韵，本非唐人之旧也。後世乃奉之，殆如金科玉条，岂非可笑之甚？诗话载：宋秦少游诗律极严，当时讥其入小石调。据此，则宋人声律，尚未甚极其严，至明李攀龙辈，苛刻严急，不容细过，其意盖恐人或指摘之也，殊不知诗本吟咏性情，略调声律可歌则可矣，人或指摘其余，要之彼人未达之故尔，本非己[1]所伤也。李攀龙辈不知其当作如是观，而拘拘束束，殆如小禅缚律，是以其诗不唯声律严急，而辞气亦促迫，此皆未究其本之过也。

  凡学作诗，当先从七言始。七言长，五言短，作长已熟，则短自在其中矣。其於体，当先从绝句始，绝句用辞不多，篇法易，习之已熟，则虽古诗律体篇法，既亦皆成於其中矣。

  学作绝句，始先作三、四，既因其三、四，而学作之起承，务令其意旨前後接应，可以连续成篇，及稍熟而後，乃始作从一、二起。初学必须从三、四作起者，譬犹棋先置势子，势子已定，而後开阖离合，始可论其法也。不则漫然作去，虽累数千篇，而终不能长进，徒枉费岁月而已。

  相如三月，枚皋一日，文思迟速，自古有不同。然余性迟钝，诗思甚困，因尝学捷作，数月始得其法。盖始先作七言绝，每首限以线香一寸，初作之甚难，而有或殆不能成语者，然强作之，渐久熟，乃复换以五言律，既复换以七言律，亦初皆不能成语，及稍熟，则必至从容有余思，而虽走笔疾书，间复出佳语，乃其艺之已成也。而其要诀，乃在韵脚，韵脚定则句亦速成。故一转念间，能忆各韵之字七、八字，乃至九、十字，则诗莫不速就也。然而此捷作之诗本唯所逐字逐韵而成，所谓逐景生情之类，视之经思锻炼者，究竞有间矣。但初学之人，学此捷作，而笔头得文字三昧，则作诗可兔於造语之艰苦，于是始去入於锻炼，则一思一念，有数百文字随之而转，虽一思一念无虚想头，其所益亦甚多矣。此亦不可不以学也，但捷作之诗，虽佳者，意思浅晚唐盖多捷作者。

  登高能赋，自古称之，盖人一到景物夷旷之境，平日之文思，顿减一半，无他，乃情为景夺故耳。余有一法，可以得护我文思，使不随境而转也。每到景物夷旷之境，或欲有所赋，我先闭精敛神，尽收其景物，归之冥想，而就冥想中，择情所惬会，继以文字写之景象，则虽以万里之寥旷，吾或可一言以领略之也。而此法亦非自余始有之，而人苟有赋咏，篇篇首首，总皆以此法，但人独能知心设虚象文字实之，而未知实景又当归之虚象耳。

  凡学作诗，须先多诵古人之诗，又须将其所诵之诗，一一皆领解透彻其意旨，盖诵以参其调，领解以参其格。格调既习，而後可得以参其法。未得参其法，则虽欲扬搉之，亦将何以乎？轻俊子弟，耳食相和，猥品千古，汉、唐必佳之，宋、元鄙之，以“佳”“鄙”二字，概而论之，不复究求其故，是以妄称妄举，权衡皆失矣。若此，何以进步？学者不可不以自戒也。

  学诗须先多知诗家熟用文字，当须每字搜集古人用例，以精辨其义。字义已熟，而後以广解古人之诗，既得解了，则其目中必已能辨之巧拙佳否，诗盖至是始可与商论矣。而所谓锻炼之手段，至是始亦可以点化瓦砾作黄金矣。

  严沧浪云：“刘公幹《赠五官中郎将》诗：‘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元后盖指曹操，至南乡谓伐刘表之时，丰沛都喻操谯郡也。王仲宣《从军诗》云：‘筹策运帷幄，一由我圣君。’圣君亦指操也。又曰：‘窃慕负鼎翁，愿厉朽钝姿。’是欲效伊尹负鼎干汤以伐夏也。是时汉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曰元后，一曰圣君，正与荀彧比曹操为高光同科。春秋诛心之法，二子其何逃？”按：此论甚正，二子固无所逃其罪矣。然而後世词人文尚褒溢，辞务侈大，则其於名号称谓之类，往往滥妄，过其等阶，此等之弊，皆不可不痛改也。

  盛唐诸人之诗，规模皆宏远，而意思皆著实，譬犹庙廷宫悬金声玉振，而余韵无穷。如杜甫《秋兴》：“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高楼坐翠微。”日日字，固虽为下言“信宿渔人”作地者，然非规模宏远决不能下此二字。如贾至《早朝》：“银烛朝天紫陌长。”长字乃见银烛众多。如崔颢《黄鹤楼》：“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直将黄鹤楼头一千年来云物景象，仅以七言四句模写尽。其规模宏远，率皆此类也。意思著实，乃前所谓参永久固定之境者即是也。如“千家山郭”句，骤读只谓此唯泛然写山郭朝景，不知作者苦心，特添以千家二字，然後以见望中民舍如织，街衢如棋，朝光正满，却自静阒，稀见车马人物往来走动之景状者也。如贾至句，言“银烛朝天”，即陪写紫陌，然後以得想见众多银烛照耀如星成行列焉。如崔颢诗，即其“已”字“空“字，先捉定寥落千古，却更借言云物，以点其中间日日之景象，其意思著实，率皆此类也。余韵无穷，譬如沈宋同赋昆明池诗，上宫昭容定之优劣，必以沈为上，可见虽初唐，风尚已然，而当时诗人，亦皆有意作之，而莫不求其诗有余韵也矣。

  精神，譬偃师木偶也；文字，譬偃师木偶机丝机轮也。机丝能长短相顺应，机轮能大小相推转，则木偶起舞，自中节奏矣。人或务施釆於机丝，而雕画於机轮，而木偶乃手拘足碍，或乃节节颠仆，而犹不能知其当改，可笑。

  盛唐诸人作乐府诗，皆欲其入於歌咏，是以规模务宏远，意思务著实，收结务有余韵。虽其应酬、赠送、闲适、游览之作，未必入歌咏者，亦皆总带此意思，而其乐府佳者，果亦皆入於歌咏。小说所载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为丽妓所歌；李白《清平调》直入内宴檀板之类，不遑枚举。中唐此风尚盛，至白居易更欲其惬於俗听。每作一诗，必先令家中老妪听之，而其所难解者辙改之。於是诗体一变，鄙俚满篇，而雅响正音扫地而尽矣。然晚唐李贺七言歌行，尚入筚栗平调，则可见唐一代诗人，皆亦莫不以其入歌咏为主矣。宋元以来诗歌分行，而诗竟如哑钟，徒供观览耳。降至明人，竞巧於饰辞，夸博於用事，调峻辞急，意短气佻，殆所谓五降之後不容弹者矣。

  盛唐诗人用事，不过欲自明其情，援旧事与相类者以言之尔。明人用事，先自有意於夸己[2]博览，一言一语必由典故，虽不相类者亦以情迁就，轻薄莫甚焉。古人亦有一言一语必由典故者，五言排律间见之，而至以情迁就者，断无有斯法矣。

  盛唐人喜用地名，而其地，皆世所著闻者，而至僻远者，名称虽佳，亦罕入诗料，盖亦不欲以累象及精神也。近时诗人不问地之著否，而字稍不俗，即辄充釆用，甚者乃至擅自换易其名以用之，而读者必再三诘问之，然後始得知是言其地者也。可笑甚矣。

  有一士人作诗，辞皆尚典实。尝作《春日仁和寺赏花》诗曰：“青帷半褰映毡红，钿榼朱杯落日中。莫怪三弦调偏苦，樱花如雪点春风。”或难之云：“今所用酒器，是盏非杯也。仁和寺花，乃汉土所无，谓之樱者亦误矣。”士人不能答，即裂其诗而弃之。亦可笑。

  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明月二字，殊似无著落。明王世贞读之，不能得其解。即云：“诗妙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夫世岂有以不可解而为诗者邪？然此言一出，後进皆惑，务出可解不可解之言，是以当时诗篇，大率皆是醉人呓语矣。而殊不知龙标此语，乃本於杨炯“望断流星驿，心驰明月关”者也。

  李白《清平调》三首，不唯其调，而其诗所命意，乃亦专言清平。盖瑶台月下等语，皆为清字写其神者也。第三首专言平，乃“解释春风无限恨[3]”之句，为平字写其情者也。第二首乃欲调停两首之意，以使相贯承，故於其中间又添置此一首者耳。则不止其辞绝妙，而全篇结撰奇拔更甚。惜前人说此诗者，尚未论及是旨也。

  诗有不易解者，如王维《鸟鸣涧》诗：“人间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桂花落，即是晚秋；言春山，又何以重言春涧也？如杨烱《夜送赵纵》诗：“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送君归旧府，明月满前川。”赵氏壁，虽是因姓用事，二句毕竟不知何以有此语，结末殊不见其意相接应之处。且“明月满前川”，亦将何解？如孟浩然《送朱大之秦》诗：“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何以言平生？何以心又言一片？如李白《独坐敬亭山》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夫目送飞鸿，心玩闲云，自是韵事，何以忽有厌不厌之言也？此特举五言绝句，而其他此类难解者甚多，试思此等解，亦是一适。

  盛唐诸公体格各别。少陵状物，情态皆切，而语皆有力，如撑巨岳於将崩，回洪流於方涨。青莲置思於天地之外，而望物於杳眇之际，如怜归鸿於云表，惜落日於海垠。王维如望烟雨於青嶂，瞰霞彩於澄[4]江。李颀如行过绛岭月下，杳闻笙声鹤唳云霄之际。崔颢如金龙迎日而动，体已矫健，而遍身鳞甲无所不见光怪矣。余别有律罫之书，精辨诸家体格之别，今略摘其一、二云。

  晚唐之人，气象衰飒，其诗率多只在文字上设架子。譬如赵嘏《江楼书感》诗：“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连天。同来玩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江楼风景，即“月光如水水连天”句也，独上字与同来字相反应，而去年“同来玩月人何处”，即起句思渺然是也。此等诗，全篇二十八字，意思皆吐露，此外无甚除蕴，只仅配列其文字平仄，以为一首之诗耳。盛唐决无此等诗。如思渺然字，赵嘏只是不能此外道著一语，若使盛唐诸公代作此诗，必能在此三字上更下一段工夫，而以成一篇绝妙佳诗，此乃盛唐晚唐之别也。

  盛唐诸家七绝，辞皆浑成，意皆圆足，是以得全体活动，而天机有余。中唐钱刘七绝，稍乏浑成之力，其篇法，率皆至中间则略一顿，却分出以为结煞，是以其语气至末则差细，竟与所起语势，难复接应。故一篇已完，尚须著数语以补其意。如刘《送裴郎中》《送李判官》诗，及钱《归雁》诗皆是也。韦应物、皇甫冉辈，率亦多用此法，而其稍异者，又乃其起或漫然布景，至结语急生意思，韩翃是也。其他如张继《枫桥夜泊》诗，言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此殆非他乡客里语，是篇腹已溃裂矣。顾况、戴叔伦辈，亦总皆同一症候。李益语稍浑成，而情乏含蓄，至如“碛里征人三十万”，是七言歌行语气。刘禹锡亦以歌行语作绝句，至结往往难收束。其他诸人，率亦皆此类也。

  张仲素《汉苑行》：“回雁高飞太液池，新花低发上林枝。年光到处皆堪赏，春色人间总未知。”是太液上林乃以第三句中到处二字小束，回雁高飞，新花低发，乃以第三年光二字小束，而皆堪赏三字，乃并二小束，而又大缴结之者也。盛唐无此法，其似结束者，亦唯是照前一提者。譬如贾至《送李侍御》诗：“雪晴云散北风寒，楚水吴山道路难。今日送君须尽醉，明朝相忆路漫漫。”此今日字非结束，乃一提雪晴云散之句者也；明朝字亦非结束，乃一提楚水吴山者也。如李白“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及“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人郯中”之类，亦皆是此法。盖缴结，则前言皆死；只提破，则前言犹活。七言绝句才是四句，盛唐人每句存之，以为反应回映之地；中唐人每句缴之，欲以便後之收煞，此亦盛中作法所以相异之一端。

  盛唐人作绝句，每其首，所命意往往堪取以为一个绝妙佳题。譬如王昌龄《春宫曲》，所命意乃是隔帘望月色；如王维《崔处士林亭》，乃是万绿中间一双白；如李白《秋下荆门》诗，乃是溪口树空望剡中；如《蛾眉山月歌》乃是身在三峡舟，思悬平羗月；如王昌龄《送别魏三》，乃是雨航坐想遥天月。此类甚多。

  王昌龄集中《长信秋词》五首，第五首乃合前四首之意以为一首者。盖其第一首金井梧桐，乃咏其第五首起句“长信宫中秋月明”之诗也；其第二首高殿秋砧，乃咏其第五首承句“昭阳殿下捣衣声”之诗也；第三首奉箒平明，乃咏其转句“白露堂中细草色”之诗也；第四首真成簿命，乃咏其合句“红罗帐里不胜情”之诗也。《采莲曲》二首，荷叶罗裙，乃咏其第一首第三句“来时浦口花迎入”之诗也，意此外尚当有咏其第二四句之诗，盖逸之也。

  本邦释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所引昌龄句，率多今集中所无，《寄驩洲》诗“与君远相知，不道云海深。”又《见谴至伊水》诗：“得罪由已招，本性易然诺。”又《题上人房》诗：“通经彼上人，无迹任勤苦。”又《送别》诸诗云：“春江愁送客，蕙草生氛氲。”又云“河口饯南客，进帆清江水。”此外尚甚多，而皆今集所不有，乃知今所传诸家集，阙脱亡逸者固多矣。

  昌龄集中《殿前曲》二首，殊浅浅，恐非龙标所作也。以《春官曲》唐人绝句中题，作《殿前曲》思之，盖此二首本作於他人之手，而与昨夜风开诗当时乐府采而合之，以《殿前曲》命其名者，而後人不知，第见其中有昌龄之诗，因并其二诗，亦编入於集中者也。其如《驾出长安》五律，本是宋之问诗，亦误窜入者也。

  少陵七言律，解者往往未能到作者之意。如《曲江对酒》诗，三四：“林花著雨胭脂湿，水荇牵风翠带长。”胭脂、翠带二语，并皆为结言“暂醉佳人锦瑟傍”作引者。如“江亭晚色静年芳”句，盖言曲江晚春，是为一年芳菲最盛之会，而此日满苑细雨，游玩者无一人至也。如《即事》诗：“暮春三月巫峡长，晶晶行云浮日光。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巫峡长，乃为第三句千峰字作伏也。“晶晶行云浮日光”，乃为第三句忽字作反衬者也，而解者不知矣。如《题张氏隐居》诗：“乘兴杳然迷出处。”出处二字，乃本《易》：“君子之道，或出或处。”盖谓仕与隐者，而解者以为出路，而不知如此解，则殆不成语也。如《城西陂泛舟》诗：“青娥皓齿在楼船，横笛短箫悲远天。”解者以为悲远天，哀吟於空濶之地也。不知其言横笛短箫悲嘹飞响，而自远闻其声，却若在云霄之表也。如《赠献纳起居田舍人》诗：“献纳司存雨露边，地分清切任才贤。”分字，本分际之义，盖亦三声通转也。如《赠田九判官》诗：“宛马总肥春苜蓿。”春，古本作秦，盖字误，而解者不知此类。不遑枚举矣。

  明谭宗公《近体秋阳》论诗疵病，而切中肯綮。曰：“诗有篇病，有联病，有句病，有字病。亡情强作，见韵率尔为之，奋兴而踬末，无比兴之趣，前後不相属，辄相矛盾，无层折，无次第，先构中联而以首尾衬帖成之，此篇病也。两联对法略同，读之取厌，如李群玉：“滩恶黄牛吼，城孤白帝秋。水寒巴字急，歌廻竹枝愁。”四句一法；又上联以甲乙分对，而下联单承甲，或单承乙，偏发其一，以虚对实，以客对主，千必偶万，似必匹如，如罗隐“时来天地虽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时来运去，騃俗到不了，此联病也。语拙意庸俗，结撰平直，本无意思，而邂逅成言，过取切近，使风情垫堕，用古而为古所拘牵，不能化裁斡运，此句病也。双字单用，如“燥燥”“逢逢”“霏霏”“萋萋”等字，不可折取之类，白居易：“鹦为能言常剪翅”，李嘉祐：“登舻一望倍含悽”，折用“鹦鹉”、“舳舻”字，大为疚病；单句犯曲韵，如卢纶：“玉壶倾菊酒，一顾一淹留。彩笔徵枚叟，花筵舞莫愁”之类；本非连用成语字，而句尾两字同韵，如韩翃：“人家旧在白鸥洲”之类；若香山：“共赊黄叟酒，同上莫愁楼。”则二病齐犯之矣；五言七言，二五字同韵，如高适：“诸生曰万盈”，杜甫：“风棱瘦骨成”之类，即七言五七字同韵，亦不好读；又一字之筋力，恒生一句之色，凡炼句皆然，此法少陵最工，即此一字不佳，一句索然矣，此字病也。学诗者尤不可不知此等四病也。

  王绩《野望》诗，句句字字，皆伤时将乱之语。孟浩然《临洞庭》诗，句句字字皆伤权臣蔽君之语。唐诗固多此比喻借言以述己意之作，而近时解诗者，务其说平易，乃不敢言及此，亦一概之见，非公论也。

高适诗：“东路云山合，南天瘴疠和。”“和”字，前人解皆为融和之义，误矣。当为和兼之义。盖言南方风土多瘴气，兼有疠风也。“思深常带别”，“常”字是“当”字误，“思深”二字，本於延陵季子听乐之语者。“山空木叶乾”，山空者，谓摇落候早，林已空虚，而委地陨箨，又皆成槁乾也。杜甫诗：“范蠡舟偏小，王乔鹤不群。”言其所携资装不必求多，故比他舟更偏小也；“鹤不群”，亦谓不事与群类相依也。

  岑参《送张子尉南海》：“海暗三山雨，花明五岭春。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暗”“明”二字，自然与结语戒勿行暗污滥之事之意相映。李白《送友人入蜀》：“芳树笼秦栈，春流遶蜀城。升沈应已定，不必问君平。”“芳树”句，与“升”字映；“春流”句，与“沈”字映。綦母潜《送章彝下第》：“黄莺啼就马，白日暗归林。三十名未立，君还惜寸阴。”“日暗”“寸阴”相映，盛唐诗多用此映接法者。

  《黄鹤楼》诗，全篇主意，言昔人已去不复返，则此地黄鹤楼，不知余此古迹者，竟成何用乎？徒令吾辈羁旅之人登临以望故乡，却增客愁耳。《凤皇台》诗，全篇立意颇冗杂，不如崔直截痛快，宜矣其尝欲槌碎之也。

  岑参：“秦女峰头雪未尽，胡公陂上日初低。愁窥白发羞微禄，悔别青山忆旧溪。”白发与峰头雪亦是映接法。

  排律本不得强作，唯视其所赋之事当必用大篇雄辞，繁言缛称，然後始得尽其物状情态者，而後用此体赋之。其起语不宏壮，则其气不足以[5]贯穿其中间数联以成一篇，结语亦然。

  排律篇长句多，而其开阖变化之法，虽亦难以一律定，而要之祗亦律绝同法，而不过其重叠之间手法有小异耳。

  两汉天质自然，魏稍加笔赡而浑朴尚完，马晋已下，文益胜质，而渐流绮靡。昔贤言古诗，必推汉魏者，论固不可易已，虽然，李唐以後诗体既已一变，人无不习律绝，而其所以吟性咏情之道，辞已不便於法彼，而文亦固宣於守此，则当今之世，欲为汉魏之古诗者，乃亦不达之尤者也。少陵一生不作拟古乐府，岂亦有见乎此者与？明李攀龙云：“唐无五言古诗，而其有古诗。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不取也。”乃其集中，自汉铙歌已下，无所不拟，而送别、赠酬，率做汉魏，于是当时诗人慕尚成风，《朱鹭》、《上之回》必列於集中，送别、赠酬，必装汉体。唯论巧拙於诡遇，而不知驰驱无范之可耻。古云：“文章关时运”，则当时士风之轻佻，斯亦可以覩焉矣。

  李白《拟古乐府》，题虽因古，而机轴由己[6]，是以如《乌夜啼》、《乌栖曲》诸作，辞思超拔，贺监钦其天才。其人平生数称谢眺不置，而其诗。句法与谢相类者间亦多见，意其钦慕之至，讽习之久，不自期而致此邪，非摸拟而然者也。至於子美前後《出塞》、《无家别》、《新婚别》等作，辞不离唐，而神气骨格殆与汉魏抗衡者，乃又学古之尤善者矣。

  诗之有排律也，犹文之有赋也；有古诗也，犹文之有记序也。故古诗之作，亦不以记事，则以叙事，是故古诗长篇，必专用起伏顿挫，抑扬开阖，然後成篇。排律成篇，亦虽有用此数法，然对偶排联，其体所尚，是以言物贵有分域，成章贵有界段，如军伍部署已定，不容复踰列而立，而古诗乃专以反覆照应成篇，此排律古诗体裁之异也。

  《孟浩然集》，今本误字甚多，今摘其一二。《宿桐柏观》诗：“鹤唳清露垂”，今本唳作泪，“鹭涛空浩浩”今本作露涛；《过吴张二子檀溪别业》诗：“停杯问山简，何似习池边。”今本似作以；《岘泽作》：“美人骋金错”，今本骋作聘；《登总持浮屠》诗：“四门开帝宅，阡陌俯人家。”今本俯作附；《宿武阳川》诗：“就枕明灭烛，扣船闻夜渔。”明字疑吹字误；《永嘉浦逢张子容》诗：“蟹宇邻鲛室”，今本蟹作解；《同储十八洛阳道中》，中字误衍者也。此类甚多。

  岑参《敦煌太守後庭歌》：“美人红妆色正鲜，倒垂高髻扫金钿。醉坐藏鈎红烛前，不知钩在若个边。为君手把珊瑚鞭，射得半段黄金钱，此中乐事亦已偏。”半段黄金钱，言初所赌金钱堆垛作积，今美人手把珊瑚鞭，射以中之，竟赢得其半段也。段盖分割截断之义。《岑参集》《送李卿赋後孤岛石》诗“绿窠攒剥藓，尖顶坐鸬鹢。”今本项作硕。

  《岑参集》中，句多雷同者。“夫人堂上泣罗裙”句再见：一，《与独孤渐道别》七言古诗；一，《送李明府》七言绝句。“暮雨湿行装”，《送怀州吴别驾》诗，而“细雨湿行装”，见《送天平何丞入京》诗；其前句云：“回风醒别酒”，而《送薛播》诗：“雨气醒别酒”，《送刘郎将》：“河东山雨醒别酒”，《崔驸马山池重送宇文明府》诗：“池凉醒别酒”；《虢州西亭陪宴》诗：“红亭出鸟外”，《早秋与诸子登虢州西亭观眺》诗：“亭高出鸟外”，《登嘉州凌云寺作》：“寺出飞鸟外”；《陪封大夫宴瀚海亭纳凉》诗：“细管杂清丝”，《送严河南》七言律：“矫歌急管杂青丝”。若此类，不一而足。至如《送崔全被放》《送薛彦伟》《送蒲秀才》三诗，全篇大半雷同，因知岑参诗多不经思而成故也。

  杜甫：“林花著雨胭脂湿”，今本作落，按：王彦辅说云：“此诗题於院壁，湿字为蜗蜒所蚀，苏长公、黄山谷、秦少游，偕[7]僧佛印，因见缺字，各拈一字补之。苏云润，黄云老，秦云嫩，佛印云落。觅集验之，乃湿字也。见《杜诗详注》，前辈虽读古人诗，於其字眼之处，辄用心便尔。

  杜甫七言古诗，往往出奇语，以令其格顿高。如《偪侧行》中：“行路难行涩如棘，我贫无乘非无足。”《姜七少府设脍歌》：“河冻味鱼不易得，凿冰恐侵河伯宫。”《赵公大食力歌》：“凭轩拔鞘天为高，翻风转日木怒号。”又云：“蜀江如线针如水”，《前苦塞行》：“楚行夹峡水入怀”，又云：“冻埋蛟龙南浦缩”，《晚睛》诗：“赤日照耀从西来，六龙寒急光俳徊。”《惜别行》：“裁缝云雾成御衣”，《久雨期王将军不至》：“异兽如飞星辰落，应弦不碍苍山高。”《送孔巢父》：“钓竿欲拂珊瑚树”，又云：“蓬莱织女回云车，指点虚无是征路。”《丹青引》：“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曹将军画马图歌》：“轻纨细绮相追飞”之类，皆是奇语，而子美出奇，其意唯在以此约冗语，且使无失其神彩生色，譬犹名画用笔，大劈大画，宁失形似，无挫气势。如白乐天七言歌行，乃是俗画，但知模画象形而涂抹丹青耳，至如韩退之、卢仝，尚专尚怪奇，却亦是粗画恶笔，殆所谓里妇而效西施之病颦者矣。

  初唐七言古诗，辞虽过繁褥，而作者主意，率亦皆在以此写其神彩生色。盛唐去繁褥，尚雅健，而用笔稍兼有流动之态。中唐乃喜事流动，而不知写神彩生色之为善，然此其所失，亦在其句句求结束以便收煞。

  太白《乌栖曲》，乃为黄云城中将士，写其日暮想像秦川家云里闺合之神象者，故系黄城以其日哺之景。而秦川女，其形神意态，却唯在朦胧彷佛之中。写隔窗语，乃其写朦胧者也；停梭怅然，乃其写彷佛者也。

  王维古诗《同崔传答贤弟》诗，气跌荡而语错落，全篇主意，乃结语所云：“遥想风流第一人”者，即是全篇主意。其前十五句，并是遥想中语，或以景逼之，或以时事逼之，或以他人所品题逼想之，而一一皆莫所不以其风流洒落也。人唯知称其佳句“夜火人归富春郭”、“秋风鹤唳石头城”等类，而不知其篇法之妙更倍也。

  《酬张諲诗》亦写尽其人物风流，而“时复据梧聊隐几”、“故园高枕度三春”、“永日垂帷绝四邻”等语，作者意思，唯要将其人平日家居风流逸态写出来，而李颀、高适、岑参古诗，率皆如此。中唐人绝无如此意想。贾岛五言律《暮过山邮》诗：“数里闻寒水，山家少四邻。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初月未终夕，边烽不过秦。萧条桑柘外，灯火渐相亲。”此诗备写山村昏行之景况，人家寥落，禽叫日昏，新月忽没，边烽远烧，望远林灯光，不觉趁逐相亲。其摸写非不妙，唯写景虽逼真，而写情如影响，不复见其有身分，竟不免类鬼诗也已。

  诗写情，须必有体，有用。体，则未入场前，心本已有蓄之者是也。用，则凡应物而感，触境而生之属皆是也。盖体为内，用为外。如王维：“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不知是体，入是用。然而或因言外，以著其内；或因举内，以见其外者，皆必不可无此法。而但偏言者，内如梦境，外如幻影，则断不可为一语也。

  本邦中古，文风太盛，科第铨选，一仿唐制，虽清华枢切，时由诗赋进，於是海内彬彬，贤俊踵兴，盖数百年间，家藏和璧，人握隋珠，殆比其隆於开天矣。其後数次兵燹，名公著作都亡灰烬，前烈典刑荡灭略尽，可惜莫甚焉。盖其遗篇剩什间存者，或见焚余之残简，或传海外之偶录，率皆莫不以竞光於珪璋，争彩於锦绣矣。如安部仲麻吕《街命使本国》五言排律，已脍炙盛唐诸人之口，其诗载於《唐诗品汇》，但其书名胡衡者，乃朝衡之误。仲麻吕在唐留学时，玄宗授以秘书监职，因自改其姓名，称朝衡。朝音近晁，故或又称晁衡。李白有“日本晁卿辞帝都”诗，王维有《送秘书晁监归日本》诗序，皆乃为仲麻吕作者也。

  “三百篇”固诗之源也，然孔门之教以诗为先者，其意本非尚夫田畯红女之谣也。诗者，盖圣人采其民所讴歌之辞，因纂缉以次序之，编列以先后之，而於其纂缉编列之间，因以言天下所宜志之志，因以立天下所宜道之道者也。是故所谓温柔敦厚者，亦唯称於夫所立之道，与所言之志，而初非称其辞气文彩也已。後之论作诗者，昧乎斯义，动辄引《礼记》，口风雅而不置。然而彼且连篇累章，月锻日炼，曷尝见有益於其为人也。於乎诬矣！虽然，吟情咏性，哦风弄月，人所必有之事，而其既有辞之，则安得不又文之哉？其既已辞之，则必五言七言；其已文之，则必体裁格调。舍此数者，诗不诗矣。则不以足托情感於吟讽，而寄兴趣於百载也。且吉甫不有清风之颂乎？夫子不有龟山之操乎？盖有暇而学，有感而作，君子未必讥之。抑，又後进小子，速习於文字，莫善学作诗。盖数其用文以迩其情故也。是故余不敢以今歌诗侪之三百篇者，而以吟情咏性，则又未欲其辄废之也。

淇园诗话跋

  淇园先生诗话成，命淡园二君及仆校之，今既卒业，以授剞劂。仆尝闻之於先生：夫诗，吟咏性情者尔。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学者曷可无所仰行焉？如夫宋主骨力，明主声调，各偏于一端者也。欲学其文质彬彬者，舍唐奚适？然仆亦窃谓，崔氏二童夙振骚坛之金玉，胡家宿儒其诗不免酒肄行厨之嘲。则天禀所资非邪？要亦在不以资废学以论缚才也欤？此书，先生特为后进示义方者也。学者由是思之，则庶几能骎渐开天佳境云。

  明和庚寅春三月 门人 平安 岩垣明谨书

【校点记】

[1]“己”原文作“已”，据训读文改。

[2]“己”原文作“巳，据训读文改。

[3]“无限恨”原文作“无无限”，据训读文改。

[4]“澄”原本作“瞰”，据训读文改。

[5]“不足以”原文作“不以足”，据训读文改。

[6]“己”原文作“已”，据训读文改。

[7]“偕”原文作偖，据训读文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