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马歌东先生的日本汉诗研究

栾 栋

（再版代序）

  近代以降，比较研究成了我国文学演进和社会变革的基本思想方法之一。但是其套路始终徘徊于法国模式(影响研究)和美国模式(平行研究)之间，许多问题仍有待学术界通力解决。近读马歌东先生的《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以下简称《比较研究》)，其可喜的态势启发三顾九思，一种比较研究的新景观让人流连忘返。作者称自己的研究是“尝试性”的探索，实际上做出了突破性的成绩。概而言之，有以下三方面的工作值得人们重视。

一、 层层涟漪汇清波

  早在上个世纪初叶，我国学术界就意识到了国际上两大比较流派的成败利钝。法国派主要以事实联系为基础的影响研究著称，其突出的特点是严格限定所比较对象的内在联系。可是该派在态度严谨细密的同时，也暴露出思想范围过于矜持的弱点。美国式的平行比较则放开了人们的手脚，将可比的范围拉得很宽。研究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但是倘无“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就会“古今中外，人天鬼龙，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甚至“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就上述两种方法而言，前者的拘谨固然欠佳，但是较之后者的任意比附，毕竟是弊有其轻的选择。后者失之宽泛随意，可是对于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林高手，仍然是“普遍联系”且可“冥会暗合”的开放途径。因而严肃的学人往往以法国化的影响研究作为方法论鹄的，开放的智者常常以美国式的平行比较拓展认知型的思路。淹通的博学大家则在两种方法间兼容并取，同时也在古今中外其他方法中爬梳剔抉，力求找到更为得心应手的学术谋略和研究技巧。如陈寅恪对我国中古“格义”与“合本”的清理，钱钟书对“诗眼”和“文心”的“打通”，实际上都是在古今中外的比较研究方法中取长补短，摸索某种更为切实可行的新途径。
  《比较研究》走的也是一条艰难的探索之路。其层层涟漪，道道遗痕，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循环往复，澄澈净化。作者给我们展示出的是太极图式的工作方式，披露出中日文化在汉诗星河中的此起彼伏的一系列循环。汉诗在中日当时的赓续响应、隔代的钻仰唱和以及途径韩国等中介的传导授受，显现出国别式的第一种循环；汉诗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反复阐释和应时筛选，构成了内系统小机制的封闭式运动，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种循环；作者以当今人文精神对日本汉诗的新解，推动了该领域乃至中日文化有关方面的送往迎来，这是我们从中看到的与时俱进的第三种循环。
  这些循环是澄澈净化的运动。它们把中国“诗以言志”、“持人性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伟大精神送给了一衣带水的邻邦，把中国古诗特别是唐宋诗词的优秀成果融人了日本“岛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把中国古代诗歌对文明戾气的消解和对恶风厉俗的净化带进了大和民族历史演变之流程，也把中日两国运命起落时世推移的复杂变数投射到汉诗这样一种独特的历史屏幕上。我们看到，正是由于日本汉诗人及汉诗爱好者如痴如狂的苦心经营，使中华民族文化精华之一种得以在日本发扬光大；也正是因为中日两国学人围绕汉诗的种种努力，中日关系方才有了这么一种扬清去浊的“半亩方塘”。它映照出了古今诗学之美，折射出了中日时势之变，净化着人类本性之杂。
  显然，这种太极图式的循环往复，是比较研究领域的新举措。作者虽然没有做这样的理论概括，但通读《比较研究》完全可以体会到整个比较工程的如是规模。作者给我们奉献的是净化以至澄澈的汉诗研究成果。从方法论上来看，他不仅吸收了“格义”和“合本”的积极用意，而且采撷了“文眼”和“诗心”的“打通”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在“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两大派系之间，摸索出了一种新的途径——循环往复，净化澄澈。

二、 史论结合识精微

  20世纪下半叶，日本汉诗再次成为日中两国学术界关注的对象。研究成果逐年增多。从中大致可以看出两种倾向：其一是史的梳理，各种各样的汉诗史书蔚为大观。其二是理论评述，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介与日俱增。如何将此类研究引向深入?这个问题成了日本汉诗学探究再上台阶的关键。 《比较研究》以史论结合的体例和宏观微察的视角，给我们提供了颇有特色的学术成果。

  编史不易，但是搜罗丰富毕竟能够以资料见长，至少可从篇幅胜出。在这方面，作者有非常优越的条件，甚至可以说其编纂日本汉诗史的资源相当丰厚。然而他没有走这条足以快速出书的编排捷径。《比较研究》让人过目难忘的印象是史与论的紧密结合。其中以相当的篇幅讲述了日本汉诗概况、日本汉诗唐诗受容史、日本汉诗出版史、中日汉籍版本交流史等重要的学术问题，可是即便在诸如此类的史话部分，也处处让人体会到作者深刻的思想触角和中肯的理论概括。字里行间凸显出的始终是“日本汉诗的运命”和汉诗演变规律等重大的学术主题。作者把史之钩沉称作“基础研究”或“纵向研究”，把论的熔铸称作“学理思索”或“横向考辨”。通观全篇，日本汉诗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辨，作者对这种特殊文化种类的精辟理解随处可见。史的线索是清晰的明快的，论的内容是充实的圆赅的。史与论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这是《比较研究》的学术风格，也是作者的治学特点。以史立论，论从史出。以论统史，史因论深。史论结合的好处人人皆知，但是落实在研究活动之中很不容易。《比较研究》在这一点上处理得十分得体。
  《比较研究》囊括的相关诸史(中日本汉诗史、汉诗学史、日本汉唐诗受容史、汉诗出版史、中日汉籍版本交流史)本来都可以写成卷帙浩繁的大部头著作，而在作者的笔下都成了浓缩到不能再浓缩的精彩篇章。换言之，他没有长篇大论地讲“史”实，而是在吃紧的穴位“洞察”，在“食不厌精”的地方“下箸”。此举并未让人有吞糖精、食醋精之感，反而牵一发而动身曲，窥一管而知豹隐。于是宏观之史，顿时化作微观之妙，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这固然取决于作者对上述史论问题高精度的处理，同时也得益于他驾御宏观和把握微观的熟练技巧。他的日本汉诗总论、日本诗话概说、中日汉籍交流都非大论空论，而是实实在在的探骊取珠。在受容史研究中，作者紧抓杜甫、李白、王维三位诗人的传承史实；在日本唐诗研究方面，现身说法的是“白居易研究在日本”；“训读法”搭起了受容汉诗文的“津桥”；“秀句”论沟通了中日诗人在隐秀韵味上的同好；《彩岩诗则》著者考钩出一串串奇闻逸事；《梅墩诗作管窥》抛出了一片片澄江余霞；“脍文化”引出了源源不绝的风情掌故；《东瀛诗选》(俞樾编选)使汉诗涡流中的中日循环变得十分直观；日本汉诗的“造理”论又将物事情禅剖析得津津有味……一言以蔽之，史论结合是《比较研究》的过人之处。在当今各类史书越编越厚的学术“肿胀”流行病背景下，“精一点”正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学术风气。

三、 登高方知天地阔

  自从人类分工分出“专家”之后，人们对专家的头衔非常在乎。专而成家是人类文明得以快速发展的因素之一，尤其是科技发展的重要诀窍。但是对于人文事业来说，谈“家”必“专”实在是一种误区。人文学术与其说需要专家，不如说需要“转家”。古人早就提示“君子不器”，早就主张“转益多师”，早就宣讲“广大教化”，今人也常说“文史哲不分家”。但是实际上人们仍然乐于一专独秀，因为一秀独强，一强独惠，甚至一强独霸。更何况融会贯通乃费时费力且又是入不了当今学科规范的事情。吃力不讨好。

  人文学者不可如此实惠，至少得有点精神。如果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类的大道理我们够不上，那么努力做一点文史哲融会贯通的工作还是可以的。一个人不可能万事俱通。但是对于人文学科而言，文史哲的连体互根，潜在地预设了我你他兼容并包的格局。人们往往担心一步“超越”了自己的学科而无法“回归”，事实上孙悟空压根就没有“超越”如来佛的手心。忧虑自己的学科之“失”，实际上是你我他一方独尊后的“恐失症”。

  万物皆流，万物皆变，但是对于人类道德来说，你我他和合不变。对于人文群科而言，文史哲一家永恒。“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而对于治学，墙是隔阂，但又不是隔阂，一旦突破隔阂，就疏通了你我他之间的“小家”。当此之际，看似无家，实则有家，无了小家，显出大家。换个角度讲，文史哲的融会贯通是上面所提到的“专家”变“转家”的过程。融会贯通是“转”中“专”，“专”中“转”，是“点”为“面”开，“面”向“点”合。最是无家可归日，始臻出神入化时。

  登高方知天地阔。《比较研究》的作者就是这样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自我放逐的人。他是中国古代文学领域造诣深厚的专家，却投入日本汉诗的涡流中沉潜含玩20多年。他的日语纯属自学，但是5年之后，已经很有水平，并应邀赴日本讲学。他从中国古代文学，转入了日本汉诗研究，而日本汉诗研究又促动了中日文学的比较研究。这种跨语种、跨学科的储长用短，迫使自己不断脱胎换骨，知难而进；而研究领域的拓宽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化感通变，又为努力创新和艰苦锻炼以及学术格局的辟合，提供了不畏艰险勇敢登攀的学术平台。

  25年来，作者正是这样自我“虐待”，自我“放逐”。他常常是在某一方面臻于成熟，可以大量推出研究成果之时，主动放弃了著书立说的便利，再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是一种与时下浮躁学风截然不同的治学品格，也是人类文化必须守住的防滑支点。他耐住了寂寞，越过了坎坷，其击燧石而敷艾草之处，已经超越了比较之焦点，实际上进人了化己度人的学术境界。
  《比较研究》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对研究对象同情的理解过多，尖锐的批评付之阙如；在诗歌品鉴方面温柔敦厚有余，恢诡奇谲不足；在比较研究践履中渗透着深沉的学术造诣，但是在理论提炼方面往往浅尝辄止，语焉不详。从总体上看，这本《比较研究》仍不失圆通之风神，可嘉许之处不胜枚举。概而言之，其凸显的脉络主要是循环往复，净化澄澈；其行文的理路集中在史论结合，纵横交错；其治学的精神体现出博观约取，精益求精。作为一种比较研究，这种执着的追求实际上已经是在摸索一种突破性的尝试，即摆脱短平快的直通式类比，拓展一种圆通疏放的大时空文化交流。在这种意义上，《比较研究》给我们的启示远过于目前充斥学界的各类《比较文学概论》。

  作者简介：栾栋(1953—)，男，陕西子长人，法国索邦第一大学人文科学国家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